二、非理想基地的风水补救
大自然姿态万千，并非都是佳境，面对不理想地形，风水既不一味放弃也不完全“顺应”自然，而认为“以地气之兴，虽由天定，亦可人为”，即在“顺天”的同时对地形进行积极处理，使之趋于上述的理想模式。
最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阴阳二宅全书》）水是关系到气的一大要素，因而在风水中水又是财源和吉利的象征。所以对于不理想的地形，引水补基为第一要义。如何引水？其方法恰如福建《龙岩县志》所云：“水之利大矣……古之智者因自然之势而导之，潴而蓄之曰塘；壅而积之曰陵，防而障之曰堤曰坝；引而通之曰沟曰圳。”
引沟开圳之法最多用。其实是为了疏通一村之给排水，具有强烈的实际功用，但风水却借助水能带来“财气”的观点使人们乐意实施。
古徽州《翀麓齐氏族谱》记载：“吾里山林水绕……而要害尤在村中之一川；相传古坑族祖渊公精堪舆之学，教吾里开此圳，而科第始盛……自圳塞而村运衰焉……故培补村基当以修圳为先务……务使沟通，永无雍滞，此我里之福也。”至今该圳尚存，位于村头处的圳口，既供灌溉又为洗濯之地，仿佛村之“公共广场”。
引水补基最负盛名的例子当推地处皖南山区的宏村。明永乐时该村听从休宁国师何可达之言开挖月塘：“定主甲科，延绵万亿子孙千家。”至明万历年间又因为有“内阳之水”，还不能使子孙逢凶化吉，于是在村南开南湖作为“中阳之水”以避邪。这种水系的变化说明了人追求理想模式的顽强。
挖塘蓄水也是常用方法，风水认为：“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阳宅会心集》卷上）但要开挖得宜，常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进行：
顺局宽旷，则取塘以凝聚之。
来水躁急，则取塘以静注之。
值煞曜之方，有高山逼压，阴煞射来，取塘以纯之。
其实这几个方法皆有实际功效，如来水急湍之处挖塘既缓冲水势又可以防洪，同时景观上有所对比，并且所蓄之水还可供居民洗濯、饮用、审美和灌溉。
但在乡间有江河近绕，堂局逆水朝入静聚者或在地基毡唇之上时则不能挖塘。
对池塘的形状和离住宅的距离亦有规定：不能上小下大如漏斗状，不能小塘连串如锁链状，不能在宅前开方形塘（谓方形池塘为“血盆照镜”凶）等等。距离则要在三、五米之外，否则招灾。这些规定既有心理上的因素，亦符合功能需要，池塘太近易产生不安全感，也使地基受潮。
开湖。原理与挖塘相似。常常在来水躁急时为之。
如新安《金紫胡氏家谱》记载：“盂闸闸下之水盘旋至包村港，实巽水所汇处，为汇潮之咽喉，水口之关锁，而地势仰高若泻，直走姚江，宁惟一方旱涝是虞。实四境风气攸关则莫如闸包村是急者，余乃次第经营既为修筑沙湖，畜一邑之水源，又为更新横坝……。”借风水达到防洪抗旱之目的。
筑堤坝、造桥。“埂以卫局，桥利往来，处置得宜，亦足以固一方之元气。”（《阳宅会心集》）
如浙江桐庐浮桥铺里徐家村，修造大坝拦住了从村落方向流出之水后，村庄旺盛起来。实际上是修坝之后，避免了水土流失，故而地肥人富。
又如江苏《同里镇志》记载：“《续先哲》记明神庙，时顾公振鲁精形家言谓：吴淞淞水由庞山湖东下抱镇，南北屈曲分流汇于东溪以入同里湖。此洲当湖之口，砥柱中流，一方之文运系焉。虑为风涛冲激渐至沦没，乃倡仪捐金累石筑基，环以外堤，植以榆柳，创建圣祠以为之镇压。”这里为了防洪而筑坝的思想却通过风水观念发出倡议，也许为的是更容易收得乡民们的捐金。
至于造桥，风水认为在村落之吉方的桥宜高大牢固，而在村庄之凶方则宜木桥，低小，以本乡人不会望见为妙。如此，一村之中造桥必有讲究，如安徽省安庆地区的汪河村，位于一河岸边的平地上，形状似河边一木排，遂得名汪家排行，于是按风水说法，木排之上只能搭木跳板而不能用石板，因为石板相压木排即沉没，放解放以前该村只修木桥而不能用石板桥，近来虽建一石桥，却也修得离村较远。
植树、培补龙背砂山。在特定的地带如村落之下砂水口处、村落背后及龙山等地段，广种树木或修建筑，或挑土增高山的高度或改变山的形状等等。
三、水口空间的组织
在风水的影响下，水口不仅具有入口的功用，更重要的是一村居民生死、前程的象征。于是，人们不惜一切，在这里营建、劳作并寄托无限的希望。最典型的莫过于徽州冯村的“天门”、“地户”之设：“设村自元代开族
以来隅隐庐豹隐，尚未能大而光也。后世本堪奥之说，因地制宜，辟其墙围于安仁桥之上，象应天门，筑其台榭于理仁桥之下，象应地户。非徒以便犁园，实为六厅（族分六支，支各有厅）关键之防也。所以天门开，地户闭，上通好国之德，下是泄漏之机。其物阜而丁繁者，一时称极盛焉。”（徽州《冯氏族谱》）这“天门”、“地户”便界定了整个村落的外部区域，再衬以四周的龟、蛇、狮、象几座山，极为强烈地烘托出村落的安全感。同时借助风水，表达了一种神圣的吉凶观。
可以说这种通过风水吉凶观念表达出的水口空间系列普遍存在于东南地区。
一般说，风水理论中水口的位置有二种：一种为一村水之流入口处，一种为一村水之流橱口处。但在实际中，一村流水的入口多从山上或地势高处居高临下流来，自能成开敞之景，只需稍加疏理即可通畅，而水流出口则常与村之入口方向一致，故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逐渐风水里称“水口”就专指这水流出口之处，定义为：“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七零）本文以下所涉及的乡村中的水口皆属此种。
水口的具体位置则依山势、山脉的走向而定，一般多选在山脉的转折或两山夹峙清流左环右绕之处。我国地形地貌的特点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流向多自西向东，故一村之水多在“龙脉”的东或东南方向流出，因而水口的大致方位也多在一村之东南或南或东方，又以东南方为最多，即“巽位”吉方。如江西宁都水口塔。类似于“巽位……为江湖之咽喉，水口之关锁”的记述不胜枚举，读者也可在本书以下所举水口例子的记载中发现这一规律。
现代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 Norbepprg--Schulz）在《实存·空间·建筑》一书中阐述“路径”时曾转引Rudolf Schwarz（Von der Bebanung deg Erde）书中一段话：“我们将景观比之为住宅，则山岳是墙壁；……而山区的最低点则为门。”这与风水的以地形的最低处东南方“巽位”为水口作为一村之门户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小范围的地形，尤其是平原泽国又不一定都是自西向东倾斜，故水口的位置也不绝对都在上述的三个方位，但可以肯定的是：水口多位于一村的最低处的方位。
水口距村庄的距离，按风水理论说法似在一里至六、七十里之间不等，“自一里至六、七十里或二、三十余里，而山和水有情，朝拱在内，必结大地；若收十余里者，亦为大地；收五、六里七、八余里者，为中地；若收一、二里者，不过一山一水人财地耳”（《入地眼图说》卷七）。但实际上，一般村落的水口大多在离村一、二里处。从这段话可知水口离村庄的远近还可反映出“地气”的大小，据之可以决定村落的发展规模，“地气”实际就是指地的承载实力，用今天的科学衡量，就是“环境容量”。
风水认为水即是财富，为了留住财气，除选中好的水口位置外，还必须建筑桥台楼塔等物，增加锁钥的气势，彻底扼住关口。
最常见也最普通的是以桥为主作“关锁”，辅以树、亭、堤、塘等。
皖南黄田村：“近两山环拱，成狮象形，堪舆家谓守门户。”在如此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只设小桥一架关锁，同时以桥镇村。
皖南休宁古林：“……东流出水口桥，建亭其上以扼要冲，而下注方塘以入大溪为村中一大水口，桥之东有长堤绵旦里许，上有古松树十株。”（《黄氏重修族谱》卷首下）这里建桥之同时辅以堤、树。
福建蓬岛：“安民桥，我蓬岛之关键也，左收新桥龙州诸水而过于面，右收后寮新宫诸水而入于怀，盖以东北之水涧而冲，东南之大涧最有关系于我郭之风者也。……邻乡听地师之讹言，以为此桥利于郭不利于邻，遂以逼近伊乡为嫌，力阻挡，致讼公庭。”以桥而诉讼法律，足见桥之地位。（《蓬岛郭氏宗谱》）
福建武平县：“武之邑……东西北三面负山，淮南一阙以桥锁之，厥名东安，层楼矗霄”，“斯桥为风水之悠关”（《武平城北李氏族谱》卷一）。其实，抛去风水的吉凶现，桥无论在组织村落的外部入口序列的路线还是在景观上，都起有良好的作用。对此，诺伯格·舒尔兹也给予了高度关注：“需要对方向作一个选择的时候，而‘桥’就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路径。因为它将两个范域连在一起，并还拥有两个方向，因此常处于动态平衡的强烈感觉中。”他还进一步说：“桥梁使得人之占有‘河流空间成为可能，在这里他同时感觉到外部及内部、自由且被保护，在属于同一整体中的两个范域内来回移动。”（诺伯格·舒尔兹《实存·空间·建筑》，第 26 页）
有较高人文层次的地区则以文昌阁、魁星楼、文峰塔、祠堂等高大建筑物为主，辅之以庙、亭、堤、桥、树等。
徽州考川仁里：“……水口两山对峙，涧水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堤起处出入孔道两旁为石板桥度人行，一亭居中翼然，……有阁高倍之……榜其楣曰：文昌阁。”（徽州《仁里明经胡氏支谱》序）
徽州桂溪水口处有魁星楼、多宝塔等。
徽州西递水口有文昌阁、魁星楼、风水塔、观音庙等。
其实，这种建高大建筑物于水口的营造，与其说出自一种象征意味的目的，不如说是为了弥补自然环境，使景观趋于平衡与和谐，以满足一种“格式塔”心理的需要。
江西《芳溪熊氏青云塔志》云：“水口之间宜有高峰耸峙，所以贮财源而兴文运者也……芳溪四面皆山，东有桐冈相台，西有狮岭风坡，北有牛洞太山，南有炉峰笔架，其缜密之势列如屏墙，惟东南隅山势平远，……自雍正乙卯岁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长塍二水交汇之际特起文阁以镇之，又得万年桥笼其秀，万述桥低其流，于是财源之茂、人文之举，连绵科甲。”
平原地区的水口则常在去水中央立州（多称之曰罗星洲）或土墩，并在其上建阁或庙。
此作法恰合风水理论中的“平洋之结无高山大岭作捍门华表镇居水口，亦须去水之玄，……若水中有玉印金箱、一字三台文笔进神之类者，尤为贵重”。
江苏同里镇的罗星洲及其上的关圣祠、文昌阁为“一方之文运系焉”。罗星洲至今依存，可惜祠阁皆毁。
浙江乌青镇的分水墩为两镇的大关键并且也在缴上建阁：“今又于水墩之左建一杰阁则风水愈固，财源愈美。”（《乌青镇志》）
浙江南浔镇同样在水口处立墩，亦称“分水墩”：“镇之东半里有分水墩，踞苕水之委，若砥柱”、“浔镇与江南震泽接壤，其东兀立于水之中者为分水墩，上有文昌阁焉”（《南浔镇志》卷八）。
浙江吴兴汉林镇：“形象亦嫌去逝之水去路杂议，关锁未紧，乾隆辛卯汤在文、俞厚村等始延杰塘、沈朗亭定其于此，募资筑基，建阁西向（即文昌阁），四面轩窗，正对万元桥中洞，癸巳落成，上奉文昌武曲神像，水镜寺寺僧主之。”（《双林镇志》卷一）
水口的理论与营建构成了风水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水口是村落外部空间的重要标志，也是村落内涵的灵魂，制约着整个村庄的“吉凶祸福”。它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给排水，但作用与象征意义又远非给水排水所能比及。水口很值得现代建筑学、建筑美学、建筑心理学、建筑环境景观学乃至建筑卫生学来共同探讨和发掘。
它为一村开辟了丰富的入口序列空间，其特点是：欲扬先抑，幽致自然与建筑糅和协调，导向性强。在幽静山乡或莽莽原野，当你沿一湾溪水却遇叠障屏山，正无从觅路之时，突然一抹尖塔、一幢楼、一座阁、一丛林木，一潭碧水又引你再行，充当你的空间向导，并将你在全然不觉中由自然引入到村的怀抱，再回头时，只隐隐记起走过了一条风景走廊。这入口序列上的诸多建筑如文塔、魁楼等体现出生活追求的目标，寓隐喻于路径及建筑之中。
它为一村提供了公共活动场所。“父老兄弟出作入息，咸会于斯”，颇似西方村市的中心广场，其间大量的人文景观又为村落创造了一个具有团体聚合意义的传说基地，构成一村之全体成员的共同回忆。
它为一村发展规模的预测提供了直观的具体依据，即根据水口与村落距离的远近，判断该地“地气”的大小，由此推测村落的规模，保持村落与自然“环境容量”的协调。
它平衡了自然景观的构图。在低短的水口处树立高大建筑，使得自然的构图趋于稳定，获得一种平和感，满足人潜意识之中的“格式塔”需要。
它为一村之天然屏障，满足了一村之民的防卫心理。
它对村落的盛衰与安危起精神主宰作用。
一个贫瘠的山村，只要水口得当，尽管那里居住、生产环境略逊，人们也终能安居下来，尔后也必能子孙繁盛兴旺发达。反之，即使处在肥沃的地段，如果水口不当，人们对村落的期望终会熄灭，村落的结局不是衰败就是搬迁。
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巩固发展与保存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民的保守性格。
水口是一村的保护神，它对于村落而言是抵御外界侵犯的总影壁，使一村之民具有共同的安全感，其当关之势，硝烟难入，邪气无侵。这种封闭的“小一统天下”的居住空间环境有利于保护祖先的人文教化与物事，但此种环境同时也养成了中国人的保守性格。而当你身临其境时，只觉得水口是村落的眼睛，它凝视四周，飞彩流盼，观天象、望远方，寄托着悠悠情思。那深邃的眼底，浸透着历史的悲欢，却又有近世的风尘。试想，若没有这神奇的水口，风景只会流于单调、停滞而失去活力，若没有这水口，村落会是无珠之龙。难怪这水口引起众人的惊叹与遐思！
四、村落内部空间的组织
整个村庄阳基选定之后，每一组住宅的位置选择仍听从风水指导，就是审度宅基的形状和地质特性，宅四周的地形、水流、水质、建筑、树木等要素及其配属关系。
风水中常用辨土法与秤土法来判断宅基地质的好坏，实则为科学考察地基的承载力。《相宅经纂》卷三“阳基辨土法”曰：于基址中掘地，周围阔一尺二寸，深亦如之，将原土筛细，复还坑内以平满为度，不可按实，过一夜，次早起看，若气旺，则土拱起，气衰，则凹而凶。“秤土法”曰：“取土一块，四面方一寸秤之，重九两以上为吉地，五、七两为中吉，三、四两山地，（按：此处似有误疑为四面方一尺）或用斗量土，土击碎，量平斗口，秤之，每斗以十斤为上等，八九斤中等，七八斤下等”。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然由大量的经验总结而来。
《阳宅十书》、《鲁班经》请书则以图解的方式列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基地情况，略知风水的住户只要按图便可知宅的吉凶。
下面仅谈谈风水对住屋与周围环境的两种处理：
其一是邻里关系。风水在讲求自然地形之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相邻建筑在位置及向度上的相互关系。总的要求是合乎情理，忌背众，即忌与众人的屋向相反（风水称与众向相反的建筑为“众抵煞”，“烦恼皆因强出头”）对于屋前空地（称作地台）不能两边低而自己独高，只可人高而已略低，过低又不可，这正是中国人“中庸”、“平均”思想在建筑上的表现，却利用风水有效地限定了人们的建筑活动，在客观上也合理调节了住宅组团之间的空间关系，使东南地区的乡村住屋呈现出一致的朝向位属，也使一村的空间秩序井然。而对于方位不同的相邻建筑群则通过门来实现各建筑的协和关系。
总之，在邻里关系上，风水追求的是秩序的有条不紊与协调。这与宗法制度亦是不谋而合，抑或是有谋而合？
其二是绿化。风水对绿化有许多特殊规定，树木种植的总规则是为了舒适，借此减少来自大路上的嘈杂混乱，给人以宁静的环境，但树木又不可太多，如不可在大门前种大树，因为大树在门前不但隔挡阳光阻扰阳气生机进入屋内，同时屋内的阴气也不易驱出。联系实际生活，此说颇有道理，如门前有大树不但出入不便，而且易招雷击，冬秋季又有落叶易入室内。在树种选择上，风水认为：“东种桃柳（益马）、西种栀榆、南种梅枣（益牛）、北种柰古”。又“中门有槐，富贵三世，宅后有榆百鬼不近”、“宅东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为淫邪”、“门庭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青翠则进财”（《相宅经纂》卷四）等等，这些规定貌似无稽，却颇有科学道理。既符合树种的生植特性又满足了改善宅旁小气候和观赏的要求。
选定住宅地基之后，由风水家决定住屋朝向，称为“向法”，步骤如下：
“丈量”。即将“屋基”及“层数”（此层数是指住屋院落的进数）逐一量明丈尺，画在一张大纸上，成为平面简图。比例多为 1：100，然后将此总图分作八卦九宫，写明二十四方位，这样便于了解某方位为某间房，以推断吉凶。
根据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气候特征等决定“大向”，即大致朝向。一般规则是坐北朝南的“负阴抱阳”格局。一些特殊的村落则因禁忌、避煞、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礼制上对方位的要求而朝东或西。较少有朝北的村落。
最后用罗盘“格定”准确方位。
下罗盘的方法与说法繁多，通常分静宅与动宅两大类，所谓静宅指只有一进院落的住宅，动宅指两进以上、五进以下的住宅。逢静宅时，只需将罗盘置于天井十字正中心的位置上，动宅则先在大门内、二门外、院之正中用十字线分开，再下罗盘，下盘时要注意清除周围的金属物，同时伴有严肃的仪式并在罗盘下垫一个三寸厚的米盘作取平之用，然后移动罗盘使其天池内的磁针与天地下边的海底线平行相叠，等指针稳定时，方盘上的十字红线就在圆盘上有相应的读数，据此读数根据罗经的一系列原理便可推知所定方位的吉凶，若为凶，便仍要调整罗盘方向，直到吉时方罢。有时仅几度之差，这时一般多保持屋宇正身的朝向不变而只将门稍作偏移。
随着住宅朝向的确定，宅的一切属性也被确定，根据《八宅周书》或类似的方法便能推导出住宅的平面布局、门的方位乃至空间组织如主厅、卧室、厨房、厕所的位置以及某处高、某处低等等。
这一系列步骤带有很浓的虚无气息，却左右了东南民居的布局。
五、风水术与人体
对于平面处理和空间组织，形法还有一些详细规定：“屋式以前后两进，两边作辅弼护屋者为第一，后进作三间一厅两屋，或作五间一厅四房，以作主屋，中间作四字天井，两边作对面两廊。前进亦作一厅两房，后厅要比前厅深数尺而窄数尺（按：以象征昌字），前厅即作内大门，门外作围墙，再开从正向或傍向之外大门，“以迎山接水。正屋两傍，又要作辅弼护屋两直，一向左一向右，如人两手相抱状以为护卫，辅弼屋内两边，俱要作直长天井。两边天井之水俱要归前进外围墙内之天井，以合中天井出来之水，再择方向而放出其正屋地基，后进要比前进高五、六寸，屋栋要比前进高五、六尺，两边护屋要作两节，如人之手有上、下两节之意，上半节地基与后进地基一样高，下半节地基与前进地基一样高，两边天井要如日字，上截与内天井一样深，下截比上截要深三寸，两边屋栋，上半截与前进一样高，下半截比上半截低六、七寸，两边护屋，墙脚要比正屋退出三尺五寸，如人两手从肩上出生之状，……此为最上格，其次则莫如三间两廊者为最，中厅为身，两房为臂，两廊为拱手，天井为口，看墙为交手，此格亦有吉无凶。”（《阳宅会心集》卷上）可知风水所推崇的民居的平面格局恰似东南一带绝大多数民居的真实写照，已难分清是风水理论导致了这等形式还是风水根据此一实际存在而作如是总结，不过风水的倡导促进了这种格局的普遍采用却是可以想象的。
前述风水常常比自然作人体，此处又将住宅比拟人体，以人体的比例决定住屋的比例及平面关系。由此，人、自然、建筑三者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又以活动其间的人为中心。
在一些特定地区，风水还有特殊的规定。如福建民居的左右护厝在原则上应相同。所谓护厝指的是主庭院左右两侧的对称性的生活用房，后来福建人又泛称护厝为民居。若因地形或其他条件制约，左右护厝不能作到相同时，则要求左护厝长于右护厝，否则就要设法在左护厝的端部栽植树木，因为按风水的讲究，左方代表青龙，象征阳，右方代表白虎，象征阴，阴阳力量原则上理应平衡，或者阳可稍胜阴，阴却不能超阳。（如下图）考察福建民居，很明显地发现这种吉凶观对住屋形态的影响，那里，几乎没有右护厝长于左护厝的民居。
六、风水与门制
在风水观的左右下，福建民居特别是泉州地区，民居极少在后厅开门的，因为开后门就要漏气，为不吉。在厅与房的关系上也都采用明厅暗房。
在空间建造上，风水特别重视正厅中脊的高度，认为中脊的尺寸与吉凶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一般中脊高度要稍稍大于正厅面阔的尺寸。还有阴阳边的作法，即屋顶两坡泻水面前后长度不应相等，同时前面立面的檐口高度要比背面的高。如此多的细则详见《鲁班经》，过去匠人严格依之建架。
出于“气”的考虑，风水还对走廊颇为关注；“两廊要接厅堂……”、“屋三间左右无廊，两边房门直出巷为漏气宅”，这些反映了对住屋的通风、交通、疏散等方面的考虑。
分析风水对住宅而已的总要求，可知它与封建礼制及伦理道德观的一致：“屋式要四周端正整齐，不可尖偏斜……屋式不论几间，香火要居中厅，香火堂前不可开天窗。”（《阳宅会心集》卷上）诸如此类的规则，其实是为祭祀活动制造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这种种要求使得乡村住宅多呈规则的合院形态而绝少标新立异的特殊形状以及外形变化复杂的住屋形式。
门是内外空间分隔的标志，是迈入室内的第一关口，中国人历来重视各种门的处理，曾有人发出慨叹：中国古典建筑是门的艺术。其实，在寻常民居里，门岂止是“艺术”，还认为关系到人的吉凶祸福，故风水更是对之投以深切的关注：“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宅之受气于门，犹人之受气于口也，故大门名曰气口，而便门则名穿宫”（《相宅经纂》卷一），“地理作法……全藉门风路气，以上接天气、下收地气，层层引进以定吉凶”（《相宅经纂》卷二）。而阳宅“三要”及“六事”中皆将门置于首位。
这一切带来了对门的奇特处理，也限定了住宅的室内、外空间。
“门门相接为引气内之路”（《阳宅觉》卷下），风水将住宅内众多的门分为大门、中门（又称作二门）、总门、便门、房门，位置不同规则亦异。
大门——合宅之主要入口，一般民居多坐北朝南，风水称此种坐向的住宅为坎毛，其三吉方为离（南）、巽（东南）、震（东），门应位于此三方，又以东南为最佳，俗称青龙门。对照传统民居的大门位置，多与此说相合。
比较大门的三吉方与水口在村落中的方位，不难发现其间的同构关系，水口的位置也多位于东南方、东方或南方，完全因自然空间地形而来，而上述住宅的大门最佳方位却纯粹依风水《八宅周书》的推理而出，说明这种按《八宅周书》所推导的住宅空间形态与自然界的空间模式有着强烈的同构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在《八宅周书》的背后是人们对自然的深层体验及天才般的考察，否则就难以解释这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其玄奥晦涩的表达形式使这一理论始终沦为粗鄙的口诀形式而流行于社会的底层，至于上层“达者”却仅仅是把玩而已。
中门——在大门之内，厅之外，又称作仪门，比大门较次要，除震宅忌兑门、巽宅忌乾门外，其余从厅直出即可。
总门——在厅之内，各栋卧房之总门路，屋少时可不考虑此门的位置吉凶，而当屋多时，则以单栋房定出三吉方，门位于所定出的三吉方为吉。
房门——各卧室之前后户，风水认为卧室是一非常重要的部位，为一宅的子孙繁衍之地，因此，房门要特别注意，位于三吉方。
便门——合房之通柴水左右小门，宜开在西角之三吉方。
除满足上述各门的要求外，一些特别讲究而有经济实力的住户还请风水地师逐门下罗盘较对，符合“步步从旺方引入”，方为吉门。另外从大门到便门，各门不能位于同条直线上，因为气是沿直线从前门到便门的，若所有门均在一直线上，则气就会太盛而漏掉，影响屋主的运气，至于相对两门之间的关系则以“相生”为原则。否则要将门偏转或设屏墙，此类规定和作法同样繁杂，在客观上有力地限定了住宅的室内空间，使我国东南地区民居的室内空间呈现出如下特点：
曲幽。门以“偏正为第一法”，必然导致空间的曲致幽致。
江苏苏州东山镇某宅室内各门均不相对，使空间十分丰富、有趣。
多屏墙，避免气冲的最简洁的方法便是在门边置屏墙一堵，或直或曲。但另方面又要保持“气畅”，因而屏墙多是不封闭的，加入口处的影壁等，使得内部空间还呈现出与室外相融合流通的意向。
室内与室外的沟通与融合还常常通过大门来完成：
风水认为大门为气口，除应位于本宅之吉方外还要避凶迎吉，方能导吉气入吉。山、水是自然界之极至的祥物，帮住宅的大门总是朝向山峰、山口（近处的山口又不可对，谓之煞气）或迎水而立，实质上就是借助门建立建筑与自然的良好关系。
七、风水禁忌
（1）石敢当、山镇海
石敢当即一块长方体石碑，或嵌入墙中或独立而置，上刻“石敢当”三字，有的又刻作“泰山——石敢当”是，或“泰山石敢当”。石敢当三字意味着所向无敌，可镇百鬼、厌灾殃。山镇海与石敢当相似，只是上刻山镇海三字而已。
一村之中，石敢当与山镇海常布置于以下三处：
村落入口处，河川池塘岸边；门前巷口，三岔路口直冲处，此类最多为见；凶宅附近正对吉方处。
抛去它们的巫术特征，可以发现其以下几方面意义：
激发出观者的敬畏情感，使前方空间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就力而牵人前往，空间神圣化，即“点景”；
一种空间改变，表示空间性质、方向的转换，即“变景”；
一种风格的标志，透过石敢当可以看出地方特色，不同地区的石敢当具有明显的差异，即“识景”。
传说石敢当源于黄帝时代。当时蚩尤残暴，头角无人能敌，所向披靡，玉石难存，黄帝屡遭惨败。某次蚩尤登泰山而小天下，自称天下谁敢当，女娲遂投炼石以制其暴，上镌“泰山石、敢当”，终致蚩尤溃败，黄帝乃遍立泰山石敢当，蚩尤每见此石，便畏惧而逃，后在涿鹿被擒，囚于北极，从此“泰山石敢当”成为民间辟邪神石。又说源于周朝，石敢当即是神名“石将军”。因姜子牙辅佐西岐文、武二王灭商纣有功，死后遂被谥封“泰山——石敢当”，其神权主执守鬼门关道。因东岳泰山雄伟富有神气，被视为具有无边法力的神，能镇压任何厉鬼，此后便衍化为驱邪之神。又据《姓源珠玑》记，五代刘智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过于卫州，智远遣力士石敢当袖铁鎚侍，晋祖与愍帝议事，智远拥入，石敢当格斗而死，智远尽杀帝左右，因烧传国玺。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世人凡桥路冲要处，必刻石志书其姓名，以捍卫居民。有诗赞曰：“甲胄当年一武臣，镇安天下护居民，捍卫道路三岔口，埋没泥土百战身。”
这些传说被风水师抓住，加以使用，同时也使之神秘化，《鲁班经》曰：“凡凿石敢当，须择冬至日后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此十日乃龙虎日，用之吉，至除夕用生肉三片祭之，新正寅时立于门首，莫与外人见，凡有巷道来冲者，用此石敢当。”故而一般人不敢随便立此石。
（2）图像、象征。
“S”母题：太极图案广泛运用于建筑物各部位：门上、正梁中、屋顶等等。一根S形线分出了一虚一实，一阴一阳，象征着旋转不已，生生不息。又衍生出多少美的构图。
具有震撼凡人的神力，亦带观者进入神秘的境界。
“谐音”图案：用图案巧妙地表现出民间的吉祥语言。
“连中三元”——用箭射中三个铜元；“五福捧寿”——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寿字；“余裕”——鱼；“长寿”——龟鹤；“避邪”——狮子，大门前石狮；“善”——扇子。
（3）数字、色彩。
风水不仅借河图洛书，将数字进行戏剧般的组合，还把数字与色彩紧密地联系起来：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对此，风水先生振振有词：关于配色问题，大都以河图为主，既可以本方配，如子为一，即以一六配，既都是白色（不着色的本色）用在南方为佳，如南方民居多为本色的灰调子。也可以用对方配，即子为一，对面为九，九又与四为河图合，即坐子的房子用九四配色，此用于北方为合适，如北京天an门坐子向午，子为一，午为九，用九四配色，即红紫色配绿色，红墙绿瓦。不难看出，其间多属牵强附会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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