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为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和总结。“天人合一”是中国自然哲学最突出的特点，这里“天”是无所不包的自然，是客体：“人”是与天地参的人，是主体.，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人客体，坚持两者的根本统一，泯除一切显着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它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认识到事物相互联系和统一，使自己与终极的实在归于统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注意研究的就是整体的协调和协作，强调入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不可分，“人不能离开自然”这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尊崇的根本原则之一，行为做事都尽力遵守自然的法则或规律，认为当人类遵守自然法则时，社会得享和平与安宁，而当人类违背自然法则时，就会进自然报应，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中国人十分推崇老子“无为”的柔和思想，“无为”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保持沉静，而是让每一样事物都按其本性去做，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的规律。从而借助自然之力，“制天命而用之”，最终达到“无为无不为”的争取人类自由的目的。这便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自然的特殊态度。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居住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的好坏，对人类体质和智力发展均有重大影响。风水学显然非常注重这一点，例如《阳宅十书》说：“卜其兆宅者，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昌盛。若培植其根而枝叶茂。……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类绝灭之忧。”气候的好坏，水土的美恶的确对人类各方面影响甚巨，如在缺乏某种人体所需元素的地方，就往往流行地方性疾病。据流行病资料表明，地方性甲状腺肿与病区缺碘有关，克山病与病区缺硒有关，氟斑牙病是由于饮用含氟量过高的水引起的；又如某些微生物、寄生虫在某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下易于繁殖和传播疾病，故在某些地区可以流行某些疾病，如流行出血热则大多分布于湖泊、河湾、沼泽和易受淹涝的丰垦区，血吸虫病则流行于江南的湿热地区；而居住在陡崖和低洼之处，则会有滑坡岩崩和洪涝之害的威胁.，反之，自然条件好的地，则会促进入的发育以及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子孙昌盛”自合情理之中。

良好的居住环境不仅有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为人们的大脑智力发育提供了条件。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良好的环境可使脑效率提高15%~ 35%。譬如明代时的江南地区，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经济繁荣，山明水色的自然景观，丰厚湿润的水土气候条件等，孕育了众多的文人志士。明代的二百多名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江南竟占50%以上，出现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繁荣景象。这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外，不能不与江南清秀的自然环境有关，用确切的俗话来说，那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了。

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在人类得其极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使人类居住环境质量下降。对森林绿地开发过度导致了水土流失；对土地的不断蚕食滥用以及人口的失控，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饥荒；大量的工厂夜以继日地向河流与空气中排放大量的化学性污染物，城市“公害”日益加剧等等，对人类素质的不良影响正在深化。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环境问题。不得不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借鉴和发展科学的环境工程学，同时也要纠正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确观念，重提风水学，环境生态问题就是原因之一。

目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大致有这样三种观点：

①环境虚无论：也是一种人类中心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必将达到无所不及的程度。人最终一定能摆脱自然界的束缚，用技术圈、智慧圈代替生物圈，将建筑视作可以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为人控制的一个场所，人类会靠自身的力量，在各种环境下，使自己得以生存。

这种征服大自然，视环境虚无的思想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其生自大自然，滋补成长于大自然，人类每一行为无不受自然的无所不在的规律所左右，自然环境将永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②自然顺从论：是一种倒退论，认为今天人类活动给自然界造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自然界自我调节功能所能同化的限度，生物圈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参数开始变得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主张“退向自然”，“返朴归真”。然而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切顺从自然的消极观点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过，这种重视自然价值和生态学的思想已提醒和迫使人们重新广泛地检验人类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然的法则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法则。

③自然与人等价值论：是一种伙伴论，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要抛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主张承认人类以外的它物自然体的价值权力，和人类相比同等重要，各有尊严，即主体与客体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力。该观点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太绝对化了，人毕竟还是主体，人类应努力寻求使自身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相一致的道路。

我们认为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的环境，自然的法则从来没有为了人的利益而顺从人的意志而失效或暂停，它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天性和非人的天性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如生物的昼夜节律就是不能改变的。当然，人不仅是生物的人，而且还是文化的人，他并不像微生物、植物和一般动物那样仅靠改变自己的生理性状消极地适应环境，还主要靠改善体外生态环境以保其生存，促其发展。问题是在于人类改善环境的活动中是否适度，正确的观点是既不能抛弃自然，又不能屈服于自然，在人与自然这个复杂的矛盾中，去把握一种动态的平衡，不去把世界分为人和自然两个部分，而是融为一体，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巧取豪夺，而是要参考社会生物学中的“宜适”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8trategg意为进化上的稳定策略，缩写ESS，故音译“宜适”)，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规律和现象，使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使人类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这样，我们就会“找出并开拓一条与大自然大而错综的秩序体系相一致的一种秩序。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开启这伟大的自然力，我们的文化才可能具有方向，我们的形式建筑，形式组织与形式次序才可能具有意义。我们才会再度明白这与自然道路协调的生命的丰富与和谐”(《景园建筑学》)。取得与大自然不变法则较相一致的生活方式。

以上我们就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发了一大通“玄乎”的评论，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讨论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且先举几个例子来看看古人如何选择环境。

第二节 古代环境选择实践

历史上曾有周公卜居营洛邑的故事，周天子选择洛阳这个地方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周礼·地富·司徒》说，以土圭日影测量土地的方法，测量大地南北的远近，校正以日影，便可知道土地的方位，以求得不偏于东南西北的中央地方。在中央偏南的地方，日影短而气候炎热；偏北的地方，日影长而气候寒冷。偏东的地方得日较早，所以当中央地方日当正午时，此地则已日影西斜而又多风。偏西的地方得日较迟，所以当中央地方日正当中时，此地还是朝日东升而又多阴。夏至那天中午时八尺高的表杆日影长达一尺五寸的地方，即是天下的中央。这地方天地之气和合，风调雨顺，阴阳谐调，所以土肥水美，物产丰富，是建立王国最理想的地方，然后制定方千里的王畿规划，并在边界的沟洫上种植树木作为阻固。天下之中央古称“地中”，也叫“土中”．亦即国家疆土的地理中心。择地中建王畿的观念与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密切关系。

黄河中下游及关中一带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自上古期就活跃于此。从中国气候区域划分的情况看，该地区处于南温带，由此向北为中温带和北温带，向南则为亚热带和热带（如下图）。而且中国西北部冬季寒风凛冽，东南部沿海地区又多暴风骤雨。古代人们在抵抗自然灾害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依据经验选择、迁徙到水土深厚、寒暑适宜，百物阜安的自然环境中，改善其生产生活状况是很自然的事。

 

东汉经学有郑玄说：“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在夏至日中午时刻立八尺高的表，如表的影子恰好等于一点五尺的土圭长度，那么这个地方就称为地中。实际上以土圭之法求得的并非一点，而是一条东西向的线，地中点的确定还要通盘考虑。从史料看来，最早用土圭测得的夏至日影长都是一点五尺左右。《易纬·通卦验》所载的是一点四八尺；公元前25年左右的刘向采用一点五八尺；而公元579年的袁充则采用一点四五尺。这大概是与历代尺的绝对长度不同及测量地点不同的缘故。诸文献中记载大多数测量地中的地点，是位于河南洛阳东南约六十华里的古阳城。洛阳夏至日中午12时的太阳高度角为78°47′，按表高八尺，圭长一点五尺之比求得地中此时的太阳高度角为79°11′，古阳城（今登封县告成镇）纬度较洛阳为低，所以在该地测得日影长按其纬度计算，误差确实很小。在告成镇还有周公测景台遗址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建的观星台。为了准确地测定日影的数据，以定节气历法，郭守敬把直立的表长度从八尺延长到四丈，扩大了五倍，而石圭也长达一百二十八尺（实测为30.3米），使相对误差由原来的6.6%下降到1.3%，其测量精度有了很大提高。观星台成为我国保存至今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天文台。洛阳、告成镇一带确为古地中无疑。

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在《东京赋》中说：“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成。”汉东京即洛阳，洛阳 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从东周起，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九个朝代建都于此，故洛阳以“九朝名都”而闻名天下。如再加上后晋石敬唐曾建都洛阳的一段时间，洛阳就是“十朝名都”了。总之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多的地方之一。历史上，殷人屡次迁都，中期以后则定都于这个地区（河南中部黄河两岸）。如已发掘的位于郑州的商城遗址，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及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等，都证明了殷人后期曾活跃于此。从殷人整个迁徙过程来看，迁徙的原因除了内外战争等政治军事因素外，还与黄河下游改道、洪水泛滥及寻找地中，营建“中商”有密切的关系（如下图）。

 

周人击败殷人后，其势和向东南发展，周武王继承了殷人择中建王城的观念，精心经营了洛邑。《尚书·多士》说：“王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洛邑），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土攸服奔走，臣我多逊。”意为周王在洛这个地方建造一座大城，是因为四方诸侯无处朝贡，也是为了殷国遗民服务王事的方便，并要殷民顺从地臣服周王。为表明其统治权力的神圣和天经地义，周王朝自然把天命搬出来，所以《尚书·诏诰》又说：“王来诏上帝，自服于士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天皇，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爻”是治理的意思。认为在天下的中部营建洛邑，也是上帝的意志，王受天命，百姓方可安宁，从此便可以居于天下之中治理国家了。看来，周人选择地中建王城是“以土中治天下”为指导思想的。在交通、通讯不甚发达的古代，将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设于国土疆域的中央，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于是周召公来洛阳于洛水之滨“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结果卜兆大吉，看到这里山川秀丽，土肥水美，“既得卜，则经营”遂选择了涧水东、瀍水西，滨临洛水一带建城。周成王又亲临洛阳确定了建城方案，至公元770年，周平王将王城自陕西渭水流域的镐京迁来洛阳，史称东周，周人迁洛虽与周人和犬戎之争及内部权力分化等政治，军事事件有关，但周人灭商后其势力和疆土向东南发展，西周原首都镐京，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而洛阳地处中原，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所以周公想迁都中原，于是就有了周公占卜相地，寻求地中这段故事。

从洛阳的地理环境分析，其位置确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是东南西北的水陆交通枢纽，为“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而且地理形势十分险要。它西依秦岭，东望嵩岳，北有邙山屏障，南对龙门伊阙，洛水自西向东横贯全城，依山傍水，冬暖夏凉，进可攻，退可守，水陆交通四达，物产丰富，真不愧是物华天宝的好地方（如下图）。所以，历史上除了众多朝代于此立都外，还有若干朝代于洛阳营建东京、中京、西京、东都、西都等陪都。

 

实际上历代建都的地方，均经慎重考察而后定，如北京形胜为“北枕居庸，南襟河洛，右拥太行，左环苍海”，山川环卫，气候宜人，是“王者不得不可为王之地”（唐杜牧语）。所以早在战国时期的燕国就在此设都邑，后有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直至今日仍作为我国的首都。（如下图）。又如南京的“虎踞龙盘”之势，亦为十朝古都。不仅都城如此，作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众多州府县城也莫不如是，所不同之处仅在于所考虑地域大小，影响范围及气势的不同。不过小的州县反而更显而易见山环水抱的风水格局。

 

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的间中城，历来为古代巴蜀重镇，其始兴于战国中期，已有2300 多年的建城历史。时至今日，其自然景观、城市格局和名胜古迹，尚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代古城风貌。阆中山川钟灵毓秀，水陆幅凑．上可达关中，下可通江汉，形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自战国中期巴子国溉三江州（重庆）迁往阆中后，其一直成为历气封建帝王统治西南的重镇，如历代在此设三郡、巴西郡、巴州、隆州、间州、安德军节度、利州路、东川路、保宁府、保宁路、川北道等地方政治中心。又由于其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成为陕、甘、鄂及至京、广诸地商贾和货物集散大埠，成为古代川北第一巨邑

阆中城山水格局极佳，清乾隆间中知府三学和在《 锦屏书院》 赞曰：

古巴西阆中郡也，其山自南北万栈纠突嵯岈，窬七盘、拥双剑，而翁聚于蟠龙印千间；其水自汉阶白水纡萦漩绕，泛嘉陵，喻绵谷，而停淄于宋江河溪间。城以上俯而冠者惟山，城以下横而襟者惟水，宜乎钟秀气，濯文波。于汉，则范、谯、落下、严遵、任文公；于宋，则鲜于、三陈、马涓、黄裳巨卿，云蒸霹蔚，为山水增光也。

城北蟠龙山是阆中城的靠山，它与同时来脉于大巴山脉的方山山系和龙山山系，共同形或了城市北部的高大雄伟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部的寒风，迎纳着南部的阳光和温暖气天而在景观上，蟠龙山为城市之背景，层次深远的峰峦使城市北部天际远景美不胜收。嘉陵江迂曲于阆中而经其三面，形成“金城环抱”之势，其不仅有“丝盐之利，舟揖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贾”（唐庚《 思政堂记》 ），还可灌溉良田和提供“味淡而甘”的居民饮用水，而水的婉转曲曲如活，更使该地生气发越。城南隔江相望桂山山系，其前案锦屏山“两峰峻亘、杂树如锦，与郡城对峙若屏”(《名山志》 ），成为阆中城的绝妙对景。左右砂山、水口山等又形或两翼关锁，城恰建在大坝平衍之处。整个格局由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交汇聚结，形成山水严密缠护的形胜之地。城之外，山围四面，水绕三方，风光绮丽；城之内，镇楼高耸，市肆喧阗，人文淳风。李献卿《 南楼诗》 有诗赞曰：“三面江兴抱城廓，四面山势锁烟霞．马鞍岭上浑如锦，伞盖门前半是花。”其风水格局至善至美，引起了风水学家的侧目，《古今图书集成》 载，唐太宗贞观中，有望气者言于太宗：观测天文，见西南千里之外有王气太宗令袁天纲测定王气，由长安至间中，果见灵山磋峨，佳气葱郁，脉在蟠龙山右鞍，因凿断石脉，水流如血，故名锯山。乡人传说，李淳风所步王气之脉，亦恰在锯山埡，与袁天纲不谋而合。（如下图）

总之，川北古阆中城以风水思想为指导选择兴建，格局完整。其山川葱郁，景观秀丽，又交通四达，人文化成，商贾云集，科甲鼎盛，素有“阆苑仙境”之誉。成为古人选址之佳例，亦万又水家津津称道的“风水宝地”。

文献记载春秋时伍子胥“相土尝水”，选址并规划营建了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苏州）所谓“相土尝水”，亦即考察城址及周围的山川形势如何，土质是否坚实，水质是否清净，其与堪舆学中的相地术关系密切。该城始建于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时（公元前514 年）, 秦汉以后城址规划格局基本上保持沿用下来。据考古发掘资料及文献记载，可知城墙位置和河道系统是唐以前就形成的。曾做过苏州刺史的白居易诗曰：“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掉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唐时这座水乡城市的风貌和规划特色。从宋绍定二年所刻平江（苏州）图碑，还可看出南宋时苏州仍为前街后河、规划有序的布局。苏州城如今建成二千五百多年，城址不变，原城门的间阖门、青门、盘门等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明清士大夫阶层又营造了众多饶富自然情趣的私家园林，使其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旅游城市，这说明伍子胥的选址水平是很高的。

晋代郭璞博学多闻，善相地术。古文献中记载江浙一带不少是城邑相传是由他选址而建的。据嘉靖《 温州府志》 载，郭璞于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 年）选址建温州城：

初谋城于江北（今新城），郭璞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今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谓父老曰：若城绕山外，当聚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保长安逸。固城于山，号斗城。

而今地质勘探资料证实，现温州城地质情况也的确优于江北，可见记载不虚。“城以山”，则以山为险，利于防御，适于那战乱动荡的年代。温州逐步发展为浙东重镇，古人赞之为“控山带海，利兼水陆，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如下图）。这是一次成功的选址实践，郭璞因选址有功，温州人立有郭公祠以资纪念。

看来，风水选择建筑的环境方法，不外对于地形地貌、水源水质、气候环境、土质情况、植被绿化和景观氛围进行综合的考虑，再加上社会方面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因素而裁定，对于其中的俄纬之说大多仅是符会而已，并不占选址的主流。

堪舆家选择吉地的一般次序是“先看水口，次看野势，次看山形，次看土色，次看水理，军看朝山朝鲜六现。具体碑法与各家理论略有不同，但在地理书中一般都提到察看地理厂三个要素、：龙、穴、砂、水、向。这便是风水形势派所提倡的“地理五诀”，诀即窍门或方法，地理五诀中每一项都有一套选择的方法，其分别称为“龙法”、“穴法”、“砂法”、“水法”、“向法”。又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择向”。下面我们结合风水的地理三结合现代建筑环境选址等，逐项进行科学分析，探讨风水学的古为今用和今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