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想风水的原型

一、景观吉凶意识的进化史观

从上章可见，作为自然人，我们在选择理想栖息地时是如此之挑剔，其对景观的认知能力并不在其他动物之下，从进化与自然选择的规律来讲，这正好暗示了人类是一种曾经接受过大自然最严酷考验和最严格的选择的动物。

大约距今1500万年以前，冰川作用使地球的气候逐渐变冷、变干，旧大陆（主要指亚、非、欧三洲）许多地区原先闭合而均相的中新世森林景观变为开阔的异相的森林——草原景观。作为森林古猿成员中的劣者，人类的早期祖先不得不离开有限的森林，放弃了非洲热带丛林的树栖生活而下到地面上来，从此开始了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悲壮历史。目前已有的证据表明，大约在距今300-400万年之前的千余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早期祖先的分布，都局限在非洲森林草原（热带疏树草原）。

与湿热森林中的树栖生活相比，陆栖于森林草原景观中的早期人类祖先，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危险和机会同在。一方面，草原上有异常丰富的猎采资源，食草动物无处不在，水边的小动物和一、二年生植物都可以成为猎采对象。而另一方面，陆牺生活，意味着与草原上和林下的豺狼虎豹处在同一活动面上，人类祖先本身也成为猎捕的对象，而不像树栖时可以高居于虎视眈眈的猛兽之上，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悠然自得地采食树上丰富的嫩叶和果实。在湿热的丛林中，景观是均相的，缺乏空间结构，浓密的枝叶使树栖者之间能在相互都极隐密的状态下活动，哪怕近在咫尺也不易发觉对方，所以，通过视觉来感知景观是低效的，从而发展了主要通过听觉和嗅觉来感知景观和辨别对方的能力。藏匿和轻慑行为成为丛林动物的进化方向。而在疏树草原上，景观是异相的，林中，高草深处，灌丛之中，水中和岩石的背后，无处不潜伏着危险。人类祖先既可看到远处地平线上的猎物和猎手，同时也很容易使自己暴露在猎物和猎手的视域之内。它要求人类祖先必须能对眼前出现的物体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判断，以便迅速作出攻击或逃避的反应，这就促使了人类视觉认知能力的进化。只要我们比较一下人类与从未能走出森林的人类远祖的同类们，就可以看出，长达千万余年，占据人类全部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的疏树草原景观经验，对人类的生理、心理结构的进化和形成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单从体质和生理素质来看，人类的确是个劣种：奔跑起来比有蹄类慢，搏斗起来不如食肉类，攀树本领在其他灵长类之下，落入水中则决不是游泳好手，也没有耐寒动物的厚毛和脂肪层。但正因为这些生理与体质上的劣势，迫使人类通过选择特殊的栖息地和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景观，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栖息地或环境条件必须能使原始人类有效地进行下列行为：

1．庇护

生活在地面上的人类祖先必须能利用景观中的某些结构来逃避猎手。化石的证据表明，非洲疏树草原上的人类主要是通过上树和攀岩来逃避天敌的（见Geist，1978）。放弃树栖生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早期祖先仍在林缘徘徊，并与树林或山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便在草原猛兽迫近之前及时上树或攀岩。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压力面前，这种界缘行为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适应价值。在远离林缘或山崖的空旷草地上，一两棵孤立树或突兀峻拔的

岩石，也同样可以成为祖先向草原开拓进程的安全保障和依靠，并可能成为祖先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的圆心。正是利用树栖生活中遗传下来的攀缘能力，祖先们利用了树与岩体之险峻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隔离，把大多数不司于攀缘的食肉类动物距之于咫尺之外。鲁宾逊落难荒岛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在树上度过的。

人类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夜晚，而黑暗中，人类无法看到迫近的猛兽（这正是人类对黑暗具有恐怖感的原因）。所以，仅仅通过上树、攀崖来暂时逃避猎手的追捕是不够的，人类祖先还必须有一个相对安全而稳定的、直接的栖居地，山崖平台或洞穴，当是最好的选择，并可能筑起围障使自己处于屏蔽状态，防止肉食类动物和同类敌手得到任何牺居地内的信息，对猛兽和竞争者来说，一个不知底细的庇护所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地。在极有限的工具使用能力的情况下，界缘于水体、崖壁等隔离性景观元素有利于人类祖先建立高效的庇护所。鲁宾逊的择居行为可作为生动的说明。

2．狩猎

有理由认为生活在疏树草原上的人类祖先采用多种方式狩猎，从最初级的机会狩猎，发展到计划狩猎、合作狩猎和埋伏狩猪等（Geist，1978）。无论哪种狩猎方式，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自然景观条件进行的。机会狩猎主要通过回访以前曾经猎获过的地方或到动物的栖居地，如洞穴来获取猎物，要求人类祖先能从猎物的部分来判断整体，从景观中的各种迹象来判断猎物是否存在。计划狩猎则通过轻蹑地迫近动物，在被猎物发觉前的瞬间，突然使猎物致死，人类厚软的脚掌可能是对这种狩猎行为的适应（Geist，1978）。显然，猎物与猎人之间一些可供隐身而又无妨于迫近猎物的景观元素（如巨石、灌丛等）会大大提高计划狩猎的效率，在合作狩猎中，人类祖先学会了利用断崖和沼泽等自然陷阱，有目的地将食草动物追赶落屋或陷入沼泽，甚至能使猛犸象这样的大型动物陷入绝境。考古发现，近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古人）就很擅长此道，他们的聚落常设在断崖和天然障碍附近（Clork，1970，P.142）。埋伏狩猎时对景观结构的利用则更为明显，狩猎必须在动物迁移的必经之地，或稀缺的资源如水源附近，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在这种狩猎中豁口（关口）和走廊是最有效的景观结构。这显然会导致人类对此类结构的特殊偏好（俞孔坚，1990）。

3．空间辨析和探索

作为猎人和猎物双重身分的人类祖先，不但要对景观中出现的任何物体作出吉凶判断，而且，还需要对空间的吉凶作出判断。在残酷的猎采时代，迷途正如进入绝境一样都无疑等于死亡，而人类的空间辨析能力与其他动物相比，实在相形见绌，不用说那些跨越海洋，迁徙于大陆南北的，每年都能准确无误地回到某一点上的候鸟、信鸽、猎犬等，在这方面的能力，人类甚至连老鼠都不如，这就是说人类需要景观应更具有明显的可辨析性。所以，空间的认知特征诸如标识物，空间的整体性，空间尺度，方位特征等，也无疑是栖息地和活动空间选择的条件。

在漫长的森林草原生活历程中，人类祖先无时不在探索和开拓新的景观、新的栖息地，正是人类探索和开拓的天性，才使人类能征服地球的每个角落甚至外部空间。一个缺乏可索性的，没有发展余地的栖息地，会使群体在资源危机和种群扩大时，陷入绝境。所以，预示新的空间和未来发展余地的景观结构，将成为人类选择栖息地的条件之一。

4．捍域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既有草原大发展，食草动物极度丰富的冰期气候，也有过草原退化、森林侵入和沙漠化、资源极度贫乏的间冰期气候。在后一种情况下，猎来资源普遍贫乏，并局限分布在河谷沼泽沿岸、山间盆地等，由此导致了人类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便出现了排它性的栖息地（领地），人类也因此发展了护域行为。总体资源的有限性和局部的丰富性以及可捍卫性，是领域行为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领主必须牺牲部分能量用于巡视、标示领地和攻击入侵者，来保证资源的独享权。但如果栖息地内的资源分布较为稀疏，以至于使栖息地空间尺度过大；或栖息地不利于标识和巡视，缺乏防卫性结构，则领主的捍域行为将耗费太大的能量，以至于得不偿失。所以，资源集中而又有护卫战略优势的景观，会备受原始人的青睐。

综上所述，离开树栖生活，而投身于多样化的森林草原景观之中，人类面对残酷的自然选择，从而进化了一系列的适应性行为，发展了相应的景观感知和评判的心理能力，使人类能利用自然景观的某些结构来克服本身的生理和体格之弱势，有效地进行庇护、狩猎、空间辨析和探索及开拓新的空间，并能有效地捍卫栖息地，争取资源的独享权。而那些有利于人类上述行为的景观结构，便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栖息地的理想特征，为人类所偏好、所追求。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考查一下中国原始人类理想的（更确切地说是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及其结构特征。

二、理想风水的原型

在经历了一千多万年非洲热带疏树草原（森林草原）的选择磨炼后，大概在更新世早期（距今约300万年左右），人类祖先便带着它们作为直立人的生理和心理特质，出现在欧亚大陆。出现在中国大地的直立人一开始便置身于复杂的地形之中，从中国大地上目前已发现的原始人类遗址来看，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大多集中分布在中国的三大自然地理区——即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边缘过渡带（《中国文明史》）。这些过渡地带山峦起伏，河谷纵横，景观类型最为丰富多样，为中国原始人类提供了多种可资选择的栖息地。通过中国原始人长期生活过的典型栖息地的比较和分析（见下表），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中国原始人满意栖息地的结构特征，这里所谓的“满意”是指在当时可供选择的栖息地中，某一选择是最接近理想模式的。所以，从这些典型的、满意栖息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原始人类心目中的理想栖息地模式，同时也可透视出由于对这些满意而又不尽理想的栖息地的适应而遗传给后代，甚至现代人的理想模式。

中国原始人类满意栖息地的典型结构

不难发现，中国原始人类的满意栖息地与理想风水模式，及其所表达的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模式之间具有明显相似的结构特征。基于上段关于原始人类对庇护、狩猎、空间辨析和探索及护域等行为的讨论，我们分析一下上述满意栖息地景观结构的主要生态功能：

1．围合与尺度效应

上表中典型的中国原始人类满意栖息地都地处山间盆地，或河谷，或平原之角隅，都具有一种围合特征。空间尺度都在一定范围之内，视觉上构成一个具有很强整体感的景观单元，这便是原始人正常采猎活动区。这样一个相对均相、尺度适宜的整合空间，对原始人类来说具有一系列生态意义和效应：

第一，有研究表明，人类个体间相互合作的最佳字数是5+2，这个数字被称为魔数，原始人类合作狩猎一般以5最普遍（Geist，1978）。群居的原始人类一般有10-12个成年人组成群体，连同未成年人，共约20-25人。显然一个5人左右的合作群体在空旷无界的草原上进行围猎、庇护和捍域都不是一个易事。对于前者，他们必须防止猎物从任何一个方向逃走，而对于后两者，他们需要防止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攻击。而一个以山崖为屏障的围合或近围合的空间，显然使上述行为都容易多了。

第二，人类一开始就缺乏远足的能力。一般正常活动都是在以营址或洞穴为中心、半径为10公里的范围内。超过这一距离，其远足所耗能量就有可能超过猎采所获能量，猎采活动是不经济的。而无论什么地区、什么气候和资源构成，这样尺度的猎采领地内，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均在25人左右（潘纪一，1988）。所以在这样尺度下的一个围合空间，是与原始人类的资源需求、护域能力、空间运动能力以及最佳合作群体的大小一致的。这种尺度效应具有永恒的意义。

第三，如上段所述，人类的空间辨识能力是极有限的，一个边界明确、尺度有限的围合空间，可以使人类的猎采活动在一个熟悉的、边界明确、而生态关系相对确定的空间内进行。边界天际线起伏的山峦和造型地貌成为猎采者确定自己方位的参照，走出这个参照，就有可能迷途在外，成为肉食者的腹中之物。

第四，一个占领了的围合空间本身会给闯入者一种不安感，不但因为闯入者有可能随时遭到领主的攻击，而且一旦闯入，它就很难逃脱。所以，同是一个围合空间，占有者和初次闯入者会有完全不同的景观感受。

第五，一个围合的盆地或河谷具有良好的小气候，这对资源的丰富性和再生能力，以及原始人类维持自身的生理代谢平衡都是极有利的。

2．边缘效应

上述各典型的栖息地都具有一种”边缘”特征，它们处在各个生态系统的边缘地带，如山地、平原、盆地、河谷之间的交错带。原始人生活的直接生境——洞穴，也以占据山缘为特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边缘效应”：

首先，由于边缘地段上温湿度及土壤特性的明显过渡性特征，导致了区系复杂、类型丰富的过渡性植被的出现，因而也是多种食草性动物的集中分布区。这就为原始人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第二，地理景观上的边缘地带往往是动物迁徙的必经之地，如食草动物随季节变化而进行的山地与平原之间的迁徙，以及由于每一动物对多种生态系统的需求而进行的迁徙等，这也为狩猎提供更多的机会，是伏击狩猎的好场所。

第三，边缘地带具有“瞭望—庇护”的便利性，这对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的原始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人必须时刻观察并能及时发现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攻击性敌人的动向和猎物的行踪，同时，由于人类视域的局限性，他必须确定其看不见的背后是安全可靠的，并能根据情况进行有效的攻击或逃避。背依崇山俯临平原的山麓正是“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易攻易走的最佳地形。

第四，各种景观的边界带所造成的景观异质性对空间辨析具有重要意义。

3．隔离效应

除上述的围合结构及背山临水构成了整体上的隔离景观以外，中国原始人类的直接生境——洞穴及其附近的隔离更显得重要，它必须是绝对安全的。所以，直接生境并不在大山上，当然也不在空旷的平原上，而是在临近大山而又相对独立的小山丘上或孤山上，高度和面积都较小。这种景观特征有以下几方面的效应：

第一，在这样的尺度范围内，任何潜在的危险都是可以被排除的。

第二，尽管直接生境相对于栖息地边界的围合地形结构低得多，但在栖息地范围内又占据制高点，可视控全局，具有居高临下的进攻战略优势。

第三，这种相对独立的并与基相景观形成大小、形体对比的地貌单元（如同孤立树和造型岩体成为主要的空间标识物，是原始人类空间认知图式中的重要结点。

４．豁口与走廊效应

满意的围合空间并不是绝对封闭的，它们都留有一些与外界联系的豁口，这些豁口常沿河流、山谷延伸而形成走廊。这种景观结构有以下几方面的效应：

首先，豁口和廊道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内外交流通道，是物种空间运动的必经之地，具有最高的资源密度、最丰富的种类，因而是猎采，特别是埋伏狩猎的最佳场所。在干旱季节，豁口（水口）和走廊可能成为惟一有水源和鲜嫩植物的地方。一条由动物踩踏出来的穿越茅草或灌丛的走廊，还预示着水源和猎物本身。

第二，它们是捍域的关键所在，具有一夫当关之战略优势。在这方面，走廊的功能是对豁口防护战略优势的强化，它使入侵者在更长的地段和时间内处于战略上的劣势。一旦入侵者突破豁口和走廊，护域将变得十分困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豁口和走廊控制权之得失，决定着栖息地的命运。

第三，豁口的占有者可以保证在“偷看”别人的同时而不被别人所看到，在保持自身栖息地或庇护所的神秘性的同时，了解外界的动向，从而为进攻或防护做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栖息地的豁口结构正如现代城市居民房门上的探视孔。

第四，豁口和走廊是原始人类部落探索和开拓新空间的通道，当部落人口增加或资源枯竭时，部落就可以通过豁口或沿走廊向新的栖息地扩散，从而保证了部落的延续和发展。如北京猿人就曾几度放弃龙骨山一带的牺息地，而很有可能就是沿着永定河——桑干河山谷走廊，进入河北及山西的山间盆地的（贾兰坡，黄慰文，1984）。

第五，走廊或豁口不仅仅是通道或出入口，它们也是空间辨析的基本结构。它们可以使原始人在猎采活动或迁徙中不会迷途，它联结着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空间认知图式中关键的结点和联结线。

总之，豁口和走廊在不牺牲领主自身的空间运动和探索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了围合结构的种种效应，是物质、能量和物种流动的高密集场所，并在空间辨析和捍域行为中，具有关键的作用。

可见，中国原始人类满意的栖息地具有多种生态效应，其景观结构使原始人处在庇护、猎采、空间的辨识、探索和开拓新空间以及捍域的战略优势。能否成功地选择具有这些生态效应的栖息地，成为人类进化和发展的一种选择压力。自然选择和经验遗传，使原始人类的这种能力永恒地保存在生物基因之上。当中华民族进入农耕社会以后，这种在猎采生活中进化发展而来的心理能力，在许多情况下已失去其原有的生态学上的功利意义，但它却在人们的景观认知过程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对景观结构特征的吉凶感应，由于这种潜意识支配下的景观吉凶感应并不能或至少不能完全地用现实的、功利的逻辑关系去解释，因而带有很大的神秘性。而正是它，构成了中国人景观吉凶意识（风水意识）的最基本的深层结构。

如果我们将中国原始人类满意的栖息地与理想风水模式及其他理想景观

模式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构现象。事实上，就在马坝人栖息地中的狮子岩孤峰上，穴藏着一座“招隐”寺，竟是禅宗六祖到南华漕溪建寺之前隐居坐禅之所。小南海文化产地的长春观（始建于唐代）之选址也同样重叠了原始人的栖息地。这不是偶然的，经验遗传已将一个理想的栖息地模式牢牢地构筑在中国人的生物基因之上。

基于上面的讨论，理想风水模式中的围护与屏蔽、界缘与依靠、隔离与胎息、豁口与走廊等整体景观结构特征的深层意义已昭然若揭，它们使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类的庇护、狩猎、空间的辨析与探索、捍域等行为，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风水模式中某些小品与风水符号的深层意义了。

三、关于风水小品

与风水的整体景观结构特征相比，风水小品符号往往附会有更神秘的象征意义。从原始人类的生态经验与景观吉凶感应机制形成的进化史观来认识这些小品及符号，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风水模式的深层意义。

1．关于风水亭、塔之类

风水亭、塔在中国古老大地上比比皆是，其表层的风水文化含意名目繁多。或用以镇邪吉凶，或用以兴文运，聚气补缺，点化江山。如广东惠来的《神泉亭塔碑记》曰：“人文彪炳之邦，山川类多秀拔，天造地设者，无论矣。即缺陷之区，人功之所以补救，又莫不各有其验，盖乾坤锺秀之气，风雨之所和会，无人合一理或然也……亭基即成，遥瞻俯瞩，觉势孤而无以为辅。且重洋密速，城之巽峰不甚高，地势直走，气亦不完固，因而并建塔于其左，近镇海氛，远挹山秀，与县城之文昌诸塔形势天然若相朝拱。”又如安徽旌德文昌塔，因县城形如“五龟出洞”，如果龟走了，就会将文、财之气带走。又因城之西南方有一梓山，形似火，导致城中经常失火。故建塔以“定龟”、“镇火”（罗哲文，1985）。但这些繁多的风水文化寓意仅仅是人们对事、塔之类符号的一种偏好的解释，其本质意义只能从原始人类的栖息地景观经验中得到答案：

第一，它反映了人类基因对空间标识物的需求和偏好。一个缺乏标识物的均相景观，意味着迷途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讲风水亭、塔无异于鹤立于草原上的孤立树，与景观形成对比的孤峰或巨石，是空间认知图式中的结点。

第二，风水亭、塔是对领地的声明，是捍域行为的物化。从这个意义上，它与非洲草原上雄狮用以表示领地的尿粪和干柴堆，印度丛林中孟加拉虎在树干上的爪痕无异。它使领地拥有者感到亲切而给外来者以威慑与警告。

第三，作为瞭望与庇护行为的物化。无论亭、塔是否具实际功能上的瞭望（包括瞭敌和瞭景）功能，其本质含意仍是人们对瞭望、探视的偏好，而且，亭、塔与庇护所相分离而出现在村口、山顶或罗城豁口（水口），是在不牺牲自我庇护前题下，对领域以外空间的窥视行为的物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无异于原始部落中那些分布于栖息地外围的哨台。

第四，完形功能。猎采经验在人类基因上铸就了一个理想的整合的栖息地模式，但在现实的自然景观中，这个景观模式不可能总得到满足的实现，通过风水亭、塔之类，以弥合自然结构的缺陷，在心理上构筑一个整合的理想栖息地。

2．关于门、牌坊、照壁之类

风水对此类构筑物特别重视，把它们作为导引生气、避邪却凶之关键。门和桥的深层意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们在不牺牲自身空间运动便利性的同时，实现空间的围护和隔离。而设于村口的门楼、桥及牌坊等，则是对领地的声明和捍域行为的物化，照壁的功能与风水结构中之朝山、案山是相同的，它使栖息地或直接生境处于一种不可知的神秘状态，给闯入者以威慑。对一个不知虚实的庇护所，人与动物一样，是不敢贸然进犯的。

3．关于风水树与风水林

在东南中国之广大农村，缺少风水树和风水林几乎就不成为村落，树龄与村落历史一样久远。即使在极端贫困或急需柴薪时，也决不采其一枝一叶，其表层的风水意义是聚气、藏风，其现实的生态意义是水土保持、防风避日。而更深层的意义是它们作为空间标识物、在居民认知图中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空间屏蔽效应。同时，风水树、林本身作为潜在庇护所而存在，这些功能显然都超出于它们的现实的生态功利性。此外，风水树与风水林也是中国文化生态节制行为的产物，是中国文化盆地生态适应机制的遗迹（Yu，1991，1992）。至于风水地貌之象形和命名，也无不源于原始人猎采经验中对物体与空间认知的需要，其深层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