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侗族：鼓楼与火塘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侗族的居住地相对集中于贵州、广西与湖南的毗邻地区，在鄂西南一带也有少量的侗族居民。据1957年统计，该民族有人口82万余人。近四十年来，这个民族的人口发展很快，据统计已达到251万人，其中约56%即140余万人口居住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分布于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三穗、天柱、镇远与剑河等县境。侗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具有其本民族的文字语言，属藏缅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侗族的建筑文化具有颇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鼓楼：聚族而居的重要标志

与一般少数民族一样，侗族也有聚族而居的特点。侗民选择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山川秀丽又生活方便之地，世代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一个族姓居一个侗寨，形成建筑文化上的民族奇观。有的侗寨人口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在主寨基础上又形成许多支寨，以主寨（老寨）为中心，造成了大寨、小寨；上寨、下寨；老寨、新寨的建筑文化格局。这种“寨”文化“聚族而居”的重要标志，就是别具一格的侗寨的鼓楼。

1．鼓楼的原始形态

关于侗族鼓楼的起源，因目前缺乏必要的资料，可能仍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筑文化之谜。但是，有一点却是不言而喻的，即侗寨之鼓楼文化的缘起，大约离不开服从于军事防卫、战斗鼓召的需要。在中国古代的汉族建筑中，与钟楼一起，鼓楼是颇为常见的。如《北史·李崇传》云：“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闻百里。”其号召战斗、保卫家园的军事功能是很显然的。侗寨鼓楼的文化功能当与此同，应当说其原先是一种军事类建筑，类同于长城之烽火台。不过烽火台以烟火传报敌情，而鼓楼则以声音传递消息。侗寨鼓楼的起源，是否受到汉族鼓楼文化的影响，或者反倒是汉族鼓楼文化受到侗族之影响，是一悬案。顾名思义，鼓楼者，悬鼓之楼也。侗寨鼓楼之原始，想应如是。不管后代侗寨鼓楼在文化功能上经历了几多转换，其原始文化形状必与战斗相维系。

与一切少数民族一样，在侗族及其内部一血族一姓寨的历史发展中，保卫自身以求血族之生存繁衍，乃头等大事。一旦有敌来犯，必同仇敌忾，以擂鼓相召，是必然的事情。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具有历史悠久而灿烂的铜鼓文化，不管这种文化在后代发育得何等丰富复杂，其原初的文化之动因，实乃出于单一的战斗的需要，擂鼓以邀集人众、激励斗志、保族卫寨。开始于战斗之始，只擂其鼓，不建房舍，后来由于擂鼓之处日益固定，往往在寨之中央，并且由于人们对铜鼓的神秘、虔诚之感情，就建造屋宇置鼓，供鼓于其中，便称鼓楼。楼者，高筑、重屋也。建“高”以使鼓声传远也。后来便渐渐成为一种文化之象征，即使实际不置鼓于其楼，亦称这类建筑为鼓楼。

2．“聚族而居”的象征

侗族鼓楼未能脱离为战斗而鼓召的文化原型，这是深深的文化烙印，不能改变的。这不等于说在历史发展中，它的文化功能一直停留在原始水平。其文化内涵的丰富、超拔，便是成为整个民族、村寨血族“聚族而居”的重要标志。鼓楼往往建造于全寨中央，现存的侗寨鼓楼，已经褪尽往昔战斗的硝烟与呐喊，使以鼓相召的文化意蕴变成隐性的文化存在，而成为全寨集会、议事及进行文化娱乐的场所。在精神意义上，鼓楼成了全寨团结的象征，它是一种公共建筑，有点类似于仰韶文化期的氏族的“大房子”。是通过建筑所显现出来的全寨精神上的“主心骨”。任何民族，都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这是民族自体保卫在文化心理上的反映。尤其少数民族，由于其人数相对较少，经济、文化渴望进一步发展，他们感到环境对其的压迫尤大，所以其向心力与凝聚力可能更强烈，这在建筑文化上的表现，就是这著名的鼓楼。这是以建筑方式、展示于大地之上的全民族、全寨之力量、信心与精神的一首“浩歌”。

应当说，在物质性功能上，侗寨鼓楼具有全寨集议、交往、祭祀、娱乐以及举行各种其他仪式的功用，而它的存在与发展，其精神性功能是更重要的，它是民族与血族的文化“纽带”。

3．鼓楼形象特征

其一，居于全寨之中，平面布局显得地位重要，成为整座侗寨的布局中心；

其二，造型多样，常见的有宝塔型、宫殿型与方亭型等。其底层以方形平面为多见。有的内部空间很是宽敞，可容纳数百人。有的鼓楼飞阁重檐，翼飞生动，有凌云之概。它们重重叠叠，高达十二、三层。“位于黎平县城南七十公里，具有‘七百贯洞、千家肇洞’之称的肇兴侗寨，全寨分为五大房族，分居于五个自然片区，也分别建有各自的鼓楼，并配有花桥和戏台，一个鼓楼代表一个族姓，从高处远眺，高耸的五座鼓楼坚立于村寨民居木楼之中……远看也似五株金银巨杉屹立寨中。五座风雨桥横跨于溪河河水之上，极富浓郁的侗族风情，为肇兴侗寨增添了神话般的色彩。”（罗德启《侗寨特征及侗居空间形态影响因素》，《建筑学报》1993年第4期）

其三，木构。常以杉木构造。多采用穿斗式结构。多取攒尖或歇山顶式，斗鶞技术亦有运用，这都可以看作是汉族木构建筑的有力影响。有的鼓楼“梁枋、柱子等全部构件，采用接榫结构，不施一钉一铆，横穿、斜撑、直套，纵横交错，精密而牢固，充分显示出侗族人民的高超技艺和建筑水平”（《中国美术辞典》，第248页）。如建于1928年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马胖寨宝塔型鼓楼，凡九层，有飞檐危构，十分壮观，是当地侗寨鼓楼的代表作。

（二）火塘：家族的生命之火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筑文化中，普遍具有一种火塘文化现象，在彝族、纳西族、景颇族、基诺族等建筑室内空间，都有火塘文化的存在。

1．侗居火塘之由来

如果说，鼓楼是侗族一族姓、一寨的文化象征，那么，侗居室内的火塘，则是一家人生命的火花。

侗居火塘起源于野外的篝火。

远古之世，人类未知用火。“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衣。”（《礼记·礼运》）后来发现并学会了用火，在漫长的狩猎生涯中他们点燃篝火，用以烧烤食物、取暖，在夜间照明，并驱赶野兽与祛湿。所以篝火是生命之火。

后来发明了火塘。火塘是篝火与建筑的结合，即人类一旦发明了建筑，就将篝火引进室内，使其长燃不熄。这便是火塘的雏型。侗居的火塘也就是这样起源的。

2．侗居火塘的建筑文化意义

其一，在建筑平面布局中，火塘设于侗居的火塘间，火塘间在整座侗居中处于重要地位，可以说，它是整座侗居的中心，具有组织平面与空间的作用。

其二，火塘是血亲家庭的团聚之所，它是家庭成员在这里议事、聚宴、炊烤、取暖甚至劳作的空间，也是接待宾客之地。在黔东南一带，火塘分“高火塘”与“平火塘”两种，前者的室内铺地（地板）分台上、台下两阶，台上作坐卧之用，台下设火塘与通道；后者则不分台上、台下，火塘与起卧之处在一个平面上。火塘的构造方式分平层式、悬挂式与支撑式几种。当然，这几种同样也是“高火塘”的火塘类型。

其三，火塘的类型，以平层（平台）型为多见。这在其它少数民族比如纳西族那里也同样如此。它设于火塘间（一般称租房）。火塘设于中央，周围三面设睡铺。悬挂型与支撑型火塘，实际具有内在联系。即先有支撑型，以三根具有足够长度的木棍做成支架，其上挂供烧烤之食物或水壶、水罐，下方燃火，以供炊煮。最早的支架是木制的，易被火蚀，待铁器发明之后，出现了铁三脚架式火塘，这是材料的改进。所谓悬挂型火塘，即弃除三脚支架，直接把木钩或铁钩悬于房梁之上，垂于火塘上方。无论那种火塘之烧烤类型，都以篝火煮食为原型。

其四，火塘之功能，首先是很实用的，煮食是第一功能；其次是晚间照明（白天一般也有照明作用，因为即使在白天，火塘间的光线亦不很强）；同时在夏日有祛湿作用，在冬日有保暖之功。当然，火塘之长燃不熄，使室内空气中飘尘较多，烟味较重，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好在侗居之四围结构比较通透，这一缺陷得到部分弥补。同时，火塘使冬日的室内气温升高。然而，火塘文化的精神性功能是很突出的。

首先是将火种引进侗族家居火塘，“浓缩进一个小小的空间，几缕火焰，几缕青烟，伴以几块石头，或一个铁三脚，看去平平常常，远远没有它燃烧于莽原高山时的壮观。但它从此却与人朝夕相伴，患难与共，与人的社会、文化融为一体，在火与人之关系发展的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更为奇谲瑰丽、内涵丰富、充满着人文气息，闪烁着灵性之光的阶段”。（杨福泉等《火塘文化录》）火塘是一种亲火文化，是亲火意识的表现。

其次，火塘是家庭血亲之象征。夫妻成婚往往要在火塘间设置一个新火塘，标志着这一家族中又多了一个小家庭。一对夫妻如未立火塘，则意味着这种婚姻未曾真正确立。火塘是婚姻之辉煌的象征。火塘是生命的摇篮、爱情的结晶。

又次，火塘又是尊卑的象征，这里反映出一定的家庭伦理。有的火塘一家有多个。一个供煮食、一个供父母取暖，另一个称家鬼火塘。这里就显示出包含着一定宗教文化色彩的家庭伦理关系。在火塘四周围坐，座位与朝向有尊卑关系。火塘体现出侗居的室内居住秩序。

3．火塘的宗教色彩与禁忌

火塘之突出的精神性功能，除了如前所述之外，还是其宗教意识的象征。大凡钟爱火塘文化的少数民族，都有一个火神及崇拜的文化观念，所以火塘是家族圣地与禁地，侗族自无例外。人们对火塘抱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钟爱、崇拜、审美、诚惶诚恐又深感精神上的温暖与熨帖，火塘是侗族宗教观念意义上的精神支柱。火神观念与祖宗神观念结合，崇拜火神同时也是崇拜祖先神，精神上的目的，都在于祝祈家族的兴旺、发达。与火神相对应的还有火鬼，由于对火鬼的畏惧，便产生关于火塘文化的禁忌观念。人们最怕冒渎神灵，于是为了讨好而对火神进行祭祀，也同时祭祀祖宗神或其它什么善神，以驱除火鬼之作祟。于是种种禁忌便产生了。比如不能随便移动火塘的位置，不能随意熄灭火塘之中的火种，不能跨越火塘，火塘之铁三脚、塘庄石等都不能随意触摸与移动等等。这些文化“规矩”也同样影响到侗居的内部居住方式。

（三）侗寨与自然的“亲昵”

中国建筑文化总体上均具有与自然亲和的文化品格，这是由于整个中国文化具有“天人合一”文化精神之故。建筑作为中国文化之构成，也具有这一哲学底蕴。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自古就怀有对自然的好感与亲和之“心”，对自然抱有文化上的一种“亲昵”态度。侗寨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文化态度。

1．选址

侗族建筑多建于山川秀丽之处，如贵州从江县下江境域，若干侗寨分布于都柳江畔，多取依山傍水的选址模式。有苏洞大寨临江而建，村寨之西、北以大片山林作为屏障，山前建寨，沿山就势，水随山活，寨由水转，且在寨前入口处植两株大榕树，整个山寨的选址，颇合防风聚气、面阳背阴、靠山亲水的原则，显然受到了汉族建筑风水观念的影响。肇兴侗族民居也有这一特点，其址在两山之谷地，这里地势比较平阔，沿山脉走向，谷地位置，呈带状布置建筑，建筑群体之间以曲折自然的道路及河流来分隔与联络，呈现出一种十分自然的风貌。所以这些侗寨的远观整体效果，是建筑融入于自然美景之中，而不是建筑强制性地对自然的“介入”，造成对自然的“破坏”，倒好像这建筑是从自然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2．型式

侗寨总与山川同在，具有多种建造型式。

如有的侗寨建于山腰，为求与自然之协调，屋宇作横向延伸。“在山体凸处，建筑包山；至其凹处，山包建筑。”（邓焱《苗侗山寨考查》，《建筑师》第9期）建筑隐现于山景之中。有的侗寨靠山一侧构建，取“座坡朝河”型；有的则建于山路之外侧，取“朝山面河”之势。“由于地形限制，路旁只有一侧布置建筑，我们把这种建筑布局称之谓‘半边街’。漫步于这种‘街’上，空间时收时放，可得移步换景之趣；处于两侧建筑中，视野毫无遮挡，能收山水入帘之效”。（同前）这些侗寨往往与自然景观结合得很熨帖，自然景观中的岩、坡、坎、沟、水、林等首然因素限定了建筑之选址及其外部造型，有一种因地制宜的灵活的风韵，所以这里的建筑常常显现其独特的外部空间造型；同时，建筑因素成为丰富自然景观的一种人工手段与人化构筑。有的建筑虽受地形所限，却克服其局限使其自己凌驾于地面之上，横跨在水面、沟坎、岩坑之际，这种干阑式的构筑，一方面是人工对自然的巧妙的“裁制”；另一方面又是人工对自然的“迎合”。

3．木构

侗族聚居于气候温润、日照丰富或多雾、林茂水深、山陂起伏之地，这里自然植被十分优越，所以侗寨之建筑用材得力于此时此地的森林资源，木构之筑是侗寨的巨大特征。木材的质地、外观立刻使人联想到自然故乡，唤起人们亲近自然的美好感觉。以木柱支托整个建筑物，立架为屋，以横板为墙，两端偏厦、上覆杉皮的干阑之建，触目皆是（参阅罗德启《侗寨特征及侗居空间形态影响因素》）。这里是木楼的世界。侗族民居在结构上多采用穿斗式干阑形制，基本居住方式为“人居其上，畜产于下”（由于这不很卫生，这种居住方式正在改变之中，即使人、畜分居）。底层木构用以饲牛或其它家畜、堆放杂物，二层为主要居住面，在这里设火塘、居室，外设宽廊，顶屋比较干燥，储粮或供居住。木构之筑的审美心理“语汇”是很自然的，它虽说人工改造，却由于其本身来自自然界，与山体、林木具有天然的协调性。干阑式形制使整个侗居造型显得比较轻盈而非滞重。当然木构易蚀，是一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木构之制具有近人、可人的亲和之美，它的美来自对自然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