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喇嘛教与蒙族建筑

蒙古族的宗教建筑，是蒙古族建筑文化中值得称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古族宗教文化发展此起彼伏、兴衰更替的历史见证，而那些陵墓建筑（如成吉思汗陵、昭君墓等）则记录反映了当时蒙古族社会的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1．宗教建筑文化的主体

在蒙古族宗教文化发展史上，萨满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都曾进入过蒙古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圈，但真正能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渗透并保留在蒙古人心灵意识中的宗教主要只有两个，这就是萨满教和佛教。而萨满教最终还是走上了被佛教取代的道路。在这一系列宗教的发展过程中，佛教类寺庙塔院宗教建筑大规模地造作起来，而其它类宗教建筑相对而言则少得可怜。佛教类建筑之所以能成为蒙古族宗教建筑文化中的一个主体部分，这是和佛教在蒙古社会中广为流传广为接纳的事实分不开的。在元朝以前，蒙古人主要信奉萨满教，盛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及鬼魂祖先崇拜。由于萨满教缺少凝聚力，其崇拜对象的繁杂和不够专注，使整个萨满教显得原始落后，最终竞争不过来自外域的佛教，从而不情愿地退出了蒙古人社会生活的舞台。蒙古人是从元朝开始信仰佛教的。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蒙古人信奉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喇嘛教。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派别（“喇嘛”在藏语里是“上人”、“师傅”的意思），八世纪时，印度僧人莲花生等把印度佛教密宗传入西藏地区并与西藏地区原始宗教“苯教”相结合形成了喇嘛教。蒙古族喇嘛寺院塔庙建筑的营建，经历了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的发展过程，与喇嘛教的发展过程相匹配、相一致。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喇嘛教虽早已开始从西藏传入蒙古地区，但它只盛行于王公贵族阶层，在民间并未广泛流传，普通百姓主要还是信奉原有的萨满教，这不能不影响到蒙古宗教建筑的营构。十六世纪末期，宗喀巴所创的黄帽派喇嘛教（简称黄教）在蒙古地区开始传播，它不仅逐渐地取代了蒙古族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而且在客观上排挤了王公贵族阶层所信奉的红帽派喇嘛教（简称红教）并侵蚀了它的信仰队伍。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喇嘛教往往持宽容或扶持的态度，喇嘛教便得以在蒙古地区蓬勃发展。清王朝统治者在征服蒙古地区以后，即认识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对喇嘛教采取扶持和保护的政策。清统治者的保护、蒙古贵族的极力推崇使喇嘛教终于成为蒙古社会的惟一宗教。喇嘛教的兴盛带来了蒙古宗教建筑文化的发展。从现存的喇嘛寺庙及塔院建筑看，它们的起建年代大多在十六世纪以后（即黄教开始在民间盛行以后）的各个时期。《蒙古族通史》称：“随着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蒙古各个封建领地之内都相继建造了规模不等的寺庙。寺庙一般都是砖瓦结构，有的呈楼形，故称‘楼子’。在蒙古左翼地区，封建主的住帐一般都设置在寺庙近旁。寺庙和封建主的住帐约三四十里外为佃户的板升房。这种建设布局，大概就是当时蒙古城廓的一种特色。寺庙往往是蒙古人学习和交流文化的场所。这些以寺庙为中心的同板升房连为一体的城廓，是那些过着较为固定生活的蒙古人进行精神和物质交流的基地。这些城廓很像中世纪的欧洲庄园。”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喇嘛教的传播与寺庙的兴建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蒙古人对寺庙是十分重视的。

2．喇嘛教寺塔的神圣形象

蒙古族的喇嘛教寺庙（在蒙语里称作“召”）分布非常广，一般有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生活的地方就有喇嘛庙。其中较重要的喇嘛庙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如：呼和浩特召庙群、五塔寺、五当召等等）、西藏新疆（萨迦寺、固尔扎庙等）、北京（妙应寺、大隆善护国寺、雍和宫、五门庙、扎什伦布寺等）、山西（普乐院、寿宁寺、大方圣佑国寺等）、青海（仰华寺、佑宁寺、福海寺等）、辽宁（玛哈噶喇庙、实胜寺、积善庙、法lún寺、护法殿等）、河北（外八庙、大佛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等）等地。蒙古族喇嘛庙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和藏式喇嘛庙相似，总平面比较自由，但主体部分格局规整，主体建筑用都纲（是大经堂的音译，体量巨大，柱网纵横排列，空间呈回字形。中部升高，凸出天窗，周围低平；或中部上下贯通，四周为二三层围廊），坡屋顶占的比重较大，装饰较华丽；另一种总平面采用内地传统佛寺形式，主体殿堂用都纲式，但造型比例和装饰都与内地传统建筑相似。席力图召就是一个典型的蒙古喇嘛寺院，该召又名延寿寺。它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由僧格杜棱汗在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初建，后又几经修缮扩建。全召有广寿寺、永安寺、普会寺、延禧寺四个属庙。该召中最能表现蒙古族喇嘛教建筑特征的是其大经堂（又叫都纲），它由前廊、经堂、佛殿三部分组成，格局与藏族式喇嘛庙都纲相同，其柱网交错纵横，经堂呈回字形，中间部分用坡顶并通贯两层。其木柱均为折角方形，柱上置有弓形大托木，上承横梁木椽，雕刻彩绘也显得华丽繁复。周围施以平顶，檐口有棕色饰带。该召除承袭和表现出藏蒙喇嘛庙的法式特点外，还明显吸取了汉族传统佛寺的建筑特点，如该召的总平面即沿用汉族佛寺的布局形式，建筑依纵向中轴线对称排布；坡屋顶比重增大，不采用石墙而用没有收分的砖墙，不采用窗套而用瓦檐，女儿墙上加瓦檐，木装修直接采用汉族形式等等。席力图召可以说是蒙藏汉建筑风格在蒙古族宗教建筑中表现较明显的一个寺庙。在为数众多的蒙古喇嘛寺庙中，位于今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的仰华寺可以说是一个较重要的喇嘛庙。据说它是蒙古人接受黄教后所建的第一座寺庙，它在蒙藏佛教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该庙建于明万历三年（1575），是作为大乘法&轮系阿拉坦汗为迎接三世达lài所建。当时为修建该庙召请了许多蒙藏汉能工巧匠。所有殿堂、廊檐均依汉族格式修建。其左右前后分别有大威德殿、观音菩萨殿、药叉殿及寝宫等。后殿中有三世佛、达lài喇嘛和阿拉坦汗的塑像。阿拉坦汗当年曾率众十万迎接三世达lài，并在此仰华寺隆重举行了正式的入教仪式。此外，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内的大召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喇嘛庙。大召又名伊克召，明朝天子曾赐名弘慈寺。它是阿拉坦汗主持修建的。于明万历八年（1580）竣工。该寺是内蒙古著名的大寺庙，其内供奉有佛祖释迦牟尼银像（民间依此称作银佛寺）。明万历十四年（1586）达lài 三世曾亲临呼和浩特主持银佛“开光法会”。大召建筑风格上融蒙藏汉特色为一体，显得自然而又奇巧。其平面布局采用汉式庙宇形式，殿宇中除都纲大殿外，均依汉民族形式造制。主大殿由前殿、中部经堂、后部佛堂组成。前殿位于大殿前部，其上层为歇山式顶，下面是空廊；中部经堂为单檐歇山顶，其外围以藏式女儿墙；后部佛堂为重檐歇山顶，堂之正中供有佛祖释迦牟尼银像。佛像前有一对金色木雕巨龙蟠伏于木柱之上，名曰“二龙戏珠”。殿前汉白玉石座上坐卧着两只威风显赫、举首仰望的铁铸空心狮子，其造型及作工精巧别致，恰同大召庄严俊丽的气氛和景致相宜相配。

在蒙古族寺庙类宗教建筑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塔类宗教建筑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几乎在有蒙古族喇嘛教大型寺庙的地方就建有喇嘛塔。喇嘛塔实际上源于印度的佛教建筑“窣堵坡”，而窣堵坡是用来藏贮佛之舍利和经卷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窣堵坡被称做佛塔，民间则习称宝塔。喇嘛塔主要建筑在喇嘛寺院中，其主要特点是：台基和塔刹造型讲究。塔身下面有一高大基座，基座上面置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塔肚，塔肚上竖有一根长长的塔顶，塔顶上刻成许多圆环，塔顶上再安置华盖和仰月宝珠，塔身一般为白色。喇嘛塔曾用以埋葬活佛，而更多者是在塔内置佛像，供信徒朝拜。现存较著名的喇嘛塔（包括其它民族的）有北京妙应寺白塔、西藏江孜白居寺菩提塔、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青海太平塔如意塔、桂林舍利塔、广西普贤塔、江苏莲性寺白塔、内蒙古席力图召双耳喇嘛塔、北京北海公园白塔及江苏云台山昭关石塔等。其中北京妙应寺白塔可以说是典型的蒙古喇嘛塔。该塔位于北京的妙应寺内，由元世祖忽必烈特请尼泊尔设计师阿尼哥设计，于至元八年（1271）修建。此白塔是我国所存最古、最优美的喇嘛塔，其塔式依仿当时尼泊尔的流行样式。

喇嘛塔可以说是蒙古族宗教建筑中一个颇有魅力的组成部分。

3．深受宗教文化影响的陵墓建筑

蒙古族建筑文化中的第三类建筑就是民用建筑，这是非民居非宗教类的建筑。这类建筑因其功用不一，所以其建筑特色也大为不同。然而在这类建筑中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在反映蒙古族建筑文化内涵方面，它们是殊途同归。在这类建筑中既能看到蒙古族人民独领风骚的东西，又能感受到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亲情正果。从现存的及当代的民用建筑看，最有特色的就是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园等建筑。成吉思汗陵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陵墓，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族席连镇东南。成吉思汗在远征西夏的途中病逝，其部属遵其遗愿将他安葬于此地。抗战时期曾迁至甘肃兴隆山，后又移柩至青海塔尔寺。新中国成立后又迁回原址，重建陵园。全园面积约为55000平方米。其建筑主体为蒙古包式穹庐顶大殿，高20余米，下部为八角形，四周围以雕刻精细的玉石栏杆，殿内塑有成吉思汗坐像。大殿后为寝宫，内放成吉思汗及三个皇后的灵柩。东殿安放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及夫人的灵柩。西殿为展览厅，陈列着成吉思汗生前使用过的武器及其他文物。整个殿堂建筑显得典雅俊秀，巍峨壮观，同邻近处如茵似海、花繁草茂的绿原浑然结为一景。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为公祭日，每当此时来临，蒙古族群众会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参加祭奠活动。

这类蒙古族的陵寝建筑文化，在建筑形制与样式造型上自有其特点，然而在文化观念及祭祀方式上深受蒙古族宗教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