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古族：独具魅力的草原牧居

从历史上看，蒙古族是起源于我国北方草原的一个典型的游猎游牧民族。这种游猎游牧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决定了蒙古族在建筑文化上所显出的非定居性及半定居性特点，因此可以说蒙古族的建筑文化是在其生活群体走向定居状态才开始全面发展的。在蒙古族历史的早期（按照史学界较为通行的看法），蒙古本是东胡人的后裔室韦人的一支。潢水、大凌河、老哈河等诸河流域是东胡人的活动地区。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这种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显然促使古代蒙古族在遵法自然及谋求自我的建筑文化追求中，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中原汉民族的发展道路。蒙古包可以说是蒙古族建筑文化发展中最具特色的建筑成果，它一直伴随蒙古族发展的历史进程而逐步走向成熟。蒙古族建筑文化开始兼收并蓄其它兄弟民族的建筑文化长处，接收外来文化对建筑营构的影响则是蒙古民族由非定居转变到半定居及定居生活状态以后的事。具体地说，也就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忽必烈建立元朝前后的事情。蒙古汗国及元大朝的建立，给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互相借鉴提供了一个十分惬意的空间域和时间场，也给来自中华外域的所有外来文化提供了传播与发展条件。蒙古族建筑文化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走向成熟的。

（一）“蒙古包”独步天下

蒙古族的建筑大致可以划分为民居、宗教及民用建筑三个大类。在它的民居建筑中，蒙古包是最具代表性、最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建筑。

1．建筑构制

蒙古包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大约可以上溯到汉代，在《史记》、《汉书》等著作中它被称为“毡帐”和“穹庐”，有时又称作帐幕。其形状似天幕，呈圆形尖顶，通常用羊毛毡一层或几层覆盖。在蒙文典籍《蒙古秘史》等著作中，它被称作“斡鲁格台格儿”或“失勒帖速台格儿”，意指无窗的房子和有编壁的房子。蒙古包在蒙语里一般简称“格儿”，满语才称作“蒙古包”或“蒙古博”。“包”意指“家”、“屋”，后来人们习称为蒙古包。蒙古包的古代雏型很有可能就是古代先民们所居住的风篱，甚至它和另一种叫做干栏的建筑也有关系。古代先民是从穴居、半穴居、风篱、干栏等居住模式中走过来的。从考古发现的风篱遗址看，风篱和蒙古包的基本营作原理很是相近。风篱主要是通过用树枝木条等插入地中，形成树条木枝墙网，然后再用树叶木草或兽皮之类的东西遮蔽墙网上的缝隙孔限，这样，风篱的墙壁就筑成了。其后出现的木骨泥墙（即以木料搭制墙壁的骨架，再以草泥抹缝填孔而制成的墙体）也受到风篱墙体制作方式的影响。从现今蒙古族牧民还普遍使用的蒙古包的构造原理看，蒙古包与风篱很有些异曲同工，同质异构的味道。蒙古包平面图式呈圆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约130至160厘米，长约230厘米，用条木编成网状块片（蒙语中称这种网片为“哈那”），然后数片哈那相互连接围成圆形，上盖伞骨状圆顶，与侧壁连接。帐顶及四壁覆盖或围以毛毡，用绳索固定。西南壁上留一木框，用来安装门板，帐顶留一圆形天窗，以便采光、通风、排放炊烟，夜幕降临或风雷雨雪降临时则用毡块盖上。蒙古包哈那底部还有一层围毡，夏天掀开可以通风，冬天放下来可以保暖。蒙古包包体及容积空间的大小规格，一般是由哈那面积的大小及哈那数量的多寡来决定的。通常蒙古包分成四、五、六、八、九、十、十二这几种哈那样式。因为哈那大小规格不一定相同，所以即使拥有同样哈那数的蒙古包也不一定就一样大。五六个哈那的蒙古包一般是蒙古族牧民最喜欢住的。按常规看，蒙古包最小的直径一般为300多厘米，最大的一般可容纳数百人。在蒙古汗国时期，可汗及诸王的蒙古包大到能容纳两千人的程度。

蒙古包的建筑构制形态，实际上早在蒙古汗国左近时期就已成熟和定型。古代西方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其著《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鞑靼（指蒙古人）冬居平原，气候温和而水草丰肥足以畜牧之地。夏居冷地，地在山中或山谷之内，有水林牧场之处。其房屋用竿结成，上覆以绳，其形圆，行时携带与俱，交结其竿，使其房屋轻便，易于携带。每次编结其屋之时，门皆向南。彼等有车，上覆黑毡甚密，雨水不透。”蒙古史学家多桑所记更详，其文云：“蒙古人结枝为垣，其形圆，高与人齐。承以椽，其端以木环结之。外覆以毡，用马尾绳系之，门也用毡，户永向南，顶开天窗以通气，吐炊烟。炉在中央，全家皆寓此居宅之内。”可见当时的蒙古包已经和今日之蒙古包并无二致之处。搭建蒙古包一般要讲究一定的程序，首先是选定建置地点。按照游牧生活的特点，人们一般尽量选择那些接近水源，且挡风避雨、阳光充裕、不低凹积水之处。选定了地点，然后再平整地盘，竖立包门、支撑哈那、系内围带、支撑木圆顶、安插椽子、铺盖内层毡、围哈那毡子、上蒙包顶衬毡、覆盖包顶套毡、系外围腰带、挂天窗帘、围哈那底部围毡，最后用绳索围紧加固，这时，结构轻盈美观，包体浑然别致的蒙古包才算搭建完毕。蒙古包的内部装饰也是有一定讲究的。蒙古包内取暖做饭的炉具一般设在包内中央圆心之处，烟筒垂直伸出天窗之外。炉灶周围则铺设有毛毡，有些人家还要铺上地毯。进门正面及西面为家中主要成员起居处，东面一般为晚辈后生的座位及寝所。包内一般还根据面积、形状和高低等不同情况，适当摆放箱子、柜子、桌椅和板架等家具。

2．征服自然的生存方式

蒙古包看上去虽显得结构简单易制，材料轻捷易得，但实际上它反映出蒙古族人民在征服自然困难、顺应自然规律的生存活动中所独具的聪颖智慧。节材省力、方便自如是蒙古包特有的优点之一。从蒙古包建筑上我们既能看见其建筑理论意蕴，又能看出其文化观念内含。蒙古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若干个不同的部落，游牧于一望无际茫茫草原的那些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蒙古人被称之为“有毡帐的百姓”，而居住于森林地带从事渔猎活动的蒙古人则被人称做“林木中的百姓”。成吉思汗对蒙古各部落的归并和统一，以及渔猎活动本身所受的局限，使蒙古族人民最终把游牧及半定居、定居农事活动作为自己最终的谋生手段。这种变化的出现，不能不为蒙古包的建筑及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蒙古包虽有可能源自远古时期的风篱及古代蒙古游牧游猎民的皮棚或地窝堡（在“斡鲁格台儿”一词中，“斡鲁格”即指地穴），但最根本的还是由蒙古族人民特定的生活环境所制约和决定的。蒙古民族大多生活在广袤无边、既无石料又少树木的大草原，加之畜牧群所需的季节游动性，因而要在草原上建构坚固持久、体面宽敞的石堂木屋是不现实的。这样，蒙古包就自然成了蒙古人建筑意向中的宠物。蒙古包安全防震，拆搭简易，搬运轻便，冬不积雪，夏不存雨，这显然最符合游牧生产的特殊性。

3．“户永向南”的居住方式

蒙古包不为方形营制而为圆形造作，这也是有其合理缘由的。蒙古包多建置于平川草原上，而这里往往正是风沙肆虐之所，把蒙古包的包体制成圆弧状流线体则有利于抵御草原上风沙的袭击。而圆锥形的尖顶也是除雪散雨所必需的。蒙古包之所以要“户永向南”，除了为抵风雪、御严寒外，也有其宗教文化上的考虑。蒙古族早期的宗教信仰为原始萨满教，而萨满教实际上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当然也包括蒙古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前文说过，在萨满教的自然崇拜物中，日月星辰、风霜雪雨、雷鸣电闪、山川土地等占据了重要位置。《多桑蒙古史》一书中就称人们“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之行”。同样，由于萨满教里盛行鬼魂及祖先崇拜，一种以木或毡制成的魂灵偶像（魂灵在此教中被人格化了）——翁昆，也被悬挂在蒙古包内壁重要位置上，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东西。而到了近代蒙古社会的喇嘛教流行时期，崇佛敬僧又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夷俗记》记载道：“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饮食必祭，出入必拜。”可见，在蒙古包的建制发展史上，不单单是人们对自然的适应与克服，也还有人们宗教观念的渗透与影响。如今人们到蒙古牧民的毡房里作客，还很容易见到供奉的佛像等物品。可见文化对蒙古包的营构与装饰是有影响的。在蒙古族的生活习俗中，还有不少和蒙古包有关的禁忌。例如，一般骑马坐车接近蒙古包时要轻骑慢行，进蒙古包时要把马鞭子放在门外；入包后坐在右边；离包时走原路，待送行的主人回去后再上车或上马。在蒙古包内，主人献茶，客人应欠身双手去接；睡坐时脚不能伸向西北方。平素不宜用烟袋或手指指人头，不能在火盆上烤脚。蒙古包内若有病人，便在门外右侧缚一条绳子，一头埋在地下，表示主人不能待客，来者就不应入内等等。过去，在萨满教盛行于民间之时，蒙古包曾经是蒙古人行萨满大仪式、请翁昆的重要场所。比如蒙古萨满教（又称博教）信徒在正式承认新的博或巫都干（博和巫都干都指博教中的专职人员，博为男性，巫都干为女性）时，必须在蒙古包内外举行仪式。首先要在蒙古包门前栽种二十七棵桦树，朝南方向分三行，每行九棵。每棵树必须枝叶茂盛，高2尺。然后在这些树的正中和前后，栽上$尺高的桦树三棵，前者称之为父树，树上制一日形；后者称之为母树，树上用绸缎条制一鸟窝，窝内放有用棉花或白羊毛制的鸟蛋九个，另制一月形。蒙古包内放一张桌子，上摆佛灯九盏，木碗九个，碗内有奶、酒、茶等，另备有一木盘奶食品；从蒙古包天窗处放进一棵较大的桦树，其根部埋于炉灶旁，树和蒙古包的椽木上挂满五颜六色的布条。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由新博将其师傅和其它博、巫都干、父母等请来入座。这时新博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始行博。仪式活动连续几天才告结束。现今蒙古牧民虽大多都信仰喇嘛教，但在牧区，蒙古包依然是蒙古牧民们祭祀祷告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惟一不同之处在于，蒙古包内很少再供奉萨满教的神灵，而更多地供奉着喇嘛教的尊佛圣僧。

4．文化的完善与亚型文化

蒙古包发展到今日已显得相当成熟了。它的制材比过去讲究得多，它的搭建技艺也更加精湛，而它的形式早已不仅是过去那种可拆易运式的一种。蒙古包现在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为固定式，半农半牧区多建这种固定式蒙古包，其周围砌土壁，上面用苇草搭盖；而游牧区则多为移动式，移动式又可分为可拆卸式和不可拆卸式两种，可拆卸式一般用牲畜驮运，不可拆卸式一般用牛车或马车拉运。蒙古包作为游牧生产活动中最便当的居住设施，受到许多民族的青睐。长期从事游牧业生产活动的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也非常喜欢使用蒙古包，他们使用蒙古包的历史也较久远。从蒙古包的制作过程及完成形态看，蒙古族的蒙古包同哈萨克族的蒙古包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蒙古族人民在自己的建筑文化发展史中写下的光彩夺目的一页，这种迥然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建筑意向、建筑选材、建筑格局为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蒙古包的奇特魅力，使得任何一个没有去过草原的人都会为之产生神往之情。不过要领略蒙古包的英姿风采，最好的时机当是每年六七月草原上举行那达慕（“玩乐”的意思）盛会的时候。六七月份正值仲夏佳期，草原上一眼望去，绿草如茵花枝如烟，整个的是一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好景致。这时散居游牧于各地不同草场山林的蒙古族牧民们，会聚居到草原上这风光最诱人的一处来。人们齐心协力搭建出一排排鳞次栉比、数量可观、洁白如玉的蒙古包来。远处望去，这些点缀于草原上的蒙古包就好像万顷碧波中的一朵朵珍珠睡莲。看到这一情景，很能使人油然而生马可波罗慨叹成吉思汗毡帐如云的激动心情。当那达慕盛会正式开始的时候，各种热烈动情的场面会伴随着蒙古包那美丽的意象，在所有身临其境人的心目中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蒙古包虽在蒙古族建筑文化发展中达到一种至美至善的境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族民居建筑走独一单调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蒙古族社会经济生活进入蒙元时期以后，由于游牧非定居生活不再是蒙古族人民惟一的生活选择，而半牧业半农业的半定居生活及纯农业的定居生活，也就成了为数不少的一部分蒙古族人的新的生活方式。蒙元城镇的建立及中原汉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使蒙古族人对那些造型高大气派、布局实用合理、装饰细腻精巧、设计灵活多样的砖木土石结构的堂堂宅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蒙古人也开始大兴土木建造那种结实耐用、宽敞明亮的土木或砖木结构居室了。《蒙古族通史》一书认为，蒙元时期“随着城镇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向着城镇的物质文明迈进；随着城镇地区的文化生活逐渐向蒙古草原的渗透，建筑艺术方面的知识开始向蒙古草原地区传播。由于蒙古人居住区的扩大和发展，其结果出现了诸多蒙古人的定居点。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喇和林之建筑艺术成就，即是蒙古人向着城镇的物质文明迈进的一大标志”。到了清代以后，进入城镇过真正的定居生活的蒙古人已不计其数，而转入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生活的蒙古人也大都住上了土木砖木石瓦结构的房子。到了这一阶段，蒙古族民居建筑开始走上了“双轨并行”的发展道路。所谓双轨并行，其一是指，蒙古包作为蒙古族民居建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仍予留存，并在牧区及半农半牧区发挥积极的作用，它甚至在蒙古族人民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生活中既发挥居住功能作用，又发挥蒙古民族特色的精神寓意作用。蒙古包在蒙古民族当中并未因现代化高楼大厦的大量出现从而走进窘境当中。其二是指，在蒙古包留存和发展的同时，其它各种建筑类型及模式的民居建筑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从这类民居建筑的特点来看，它们更多地带有中原汉民族民居建筑的色彩，不管在建筑设计、造型、布局、用材上，还是在装饰点缀及营造程序上，都受到了汉民族建筑文化的影响。当然在这些民居建筑中也可以找到蒙古族建筑文化闪现个性的影子，这些建筑是蒙古包的一种亚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