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域外流播

中国建筑文化是东方建筑文化的当然代表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古代东方文明的重心，它的历史发展，必然对周围的国家、民族、地区产生持久的影响。东亚及诸国的建筑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均受到来自中国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尤以擅长吸取外国文化精华的日本为最典型。日本建筑多次向中国建筑文化虔诚学习，不断从中吸取养料，因而，在其整体风格上，与中国传统建筑颇为相似。然而，这种借鉴并不机械的拿来主义，而是不断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智慧，逐渐创造出不少典雅、朴素的“和样”建筑形式，在世界古建筑舞台上独树一帜，久放异彩，成为东方木构建筑系统中能与中国建筑相映成辉的文化硕果。

一、源远流长的亲缘联系

日本古代文明的进化程度与我国基本相似，但其速度却要缓慢得多。直到三世纪下半叶的石坟时期，才由大和地方（即奈良）的豪族建立起局部统一的大和朝廷，以及以天王为最高统治者的集权政体。在古坟以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由数百个小国组成，经济落后，其建筑水准基本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与我国这一时期的建筑一样，日本的原始房屋也可分成穴居和巢居两种方式。

（一）日本原始穴居、巢居可能证明岛国与大陆建筑文化的彼此影响

穴居中最普遍的形式是竖穴居，它的建筑形式颇类似我国西安半坡村的原始村落。其生活面在自然地面以下50厘米，平面或圆或方，四周以木柱支撑，并用划或植物枝条铺盖屋顶，地面中央设有火炕以作炊事。这时人们普遍使用留有绳纹刻印的陶器，故被史家称之为绳文化时代。据日本建筑史家考证，日本的竖穴式屋室的使用，从绳文化时代经古纹时代直到整个古代（即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个别地方甚至在中世纪还在使用。到后期，竖穴居屋也进行了改进，如在四根柱上用梁，桁连结，为了承托脊檩使用了义首，在周围布满了用树枝或竹条做的椽木，然后再在上面盖铺上草，山花上则设出烟口。

大约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大陆的水稻种植技术逐步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九州北部，不久又传播到本州西部和东部。以后还逐步传来了青铜和铁制工具，种稻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建筑风格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是类似巢居的高架木屋的改进。日本考古学家曾在奈良县某古纹中发现一面珍贵的青铜镜，镜上刻铸有古代的四种主要建筑形式。其一为由四柱支撑，带有高地板的房屋，屋外有楼梯和带着遮阳伞的看台。日本史家认为这是豪族的居住建筑；其二为四柱支撑而无高地板的建筑，这是豪族侍臣们的居屋；其三为三柱支撑的高地板建筑，三柱支撑使平面成三角形并不适合住人，因此这类房屋可能是贮米的粮仓；其四为半地下的竖穴式房屋，显然为一般农民的住宅。这四类房屋中，以立柱插入土中，再在上面铺设架空地板而成为居室或仓库的作法，很可能是受到我国长江下游多雨湿润地区建筑的影响，这种建筑风格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的河姆渡文化中已经出现，如果说它随着稻米、金属工具等的传入一起来到日本，是完全可能的。

（二）中国建筑文化的东渐与日本古代建筑的历史发展

实际上，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二百多年前（乾隆四十九年）日本福冈县有一农民在锄地时曾挖出一颗金印，印文为汉隶阴刻“汉委奴国王”五字，上带蛇形印钮。由于证据不足，长期均不能确认此印为真品汉代王印。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扬州甘泉二号汉墓出土了一枚汉代金印，其外形与日本福冈出土的完全一样，印文为阴刻汉隶“广陵王玺”。于是人们才相信，早在汉代，日本的某些小国已经派代表来大陆朝觐过皇帝，并有过封赏。那颗金印很可能是《后汉书·东倭传》中所记的：在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刘秀接受倭之奴国王的朝贡之后回赐的。金印五玺是袭封的信凭，镇国之宝，可见早在日本立国之前就与大陆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了。在这一时期出土的铜钟和陶器上，曾发现过立有山花中柱，悬山式屋顶的干栏式屋舍。据专家考证，这些建筑是在吸取我国南方汉样建筑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以后在相当时期内成了日本一般居住建筑的主要形式。

日本人在学会种稻、使用铁器之后，生产有了剩余，开始出现阶级分化，便出现了管理地方的大族（豪族），豪族是村或镇的地方首领，每年均代表百姓向天神做祈祷丰收的祭祀活动。渐渐地，人们就相信豪族具有把黎民百姓的愿望传给天神的特殊力量。于是豪族一死，下一代的继承人便领着家臣和大批农民建造大型陵墓——古坟。自三世纪下半叶到七世纪，日本九州的大部地区均建造了许多古坟，这一历史时期也因此被称为古坟时代。

在所有古坟中，天皇的古坟自然是规模最大和级别最高的。例如传说中的仁德天皇的大古坟，周长有3公里，周围有两道壕河，绕一周需要半小时，坟丘堆成一座土山，其上面铺着石头，四周还置有二万多个陶俑。据《日本的历史发展》一书介绍，如此大的堆土，需要千人辛苦工作四年才能完成。这类古坟的立意和布局，很有点象我国秦始皇陵，它并不是丧葬实际所需要的，而带有很强的象征和纪念意味。这是日本古建筑中从未见到的。受汉代中国墓葬习俗之影响，古坟中还随葬有明器和铜镜。

四世纪时，大和朝曾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打仗，同时又派遣使者去大陆向中国皇帝进贡，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使中国统治者承认其对朝鲜南部的统治权。这样，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逐渐加深，自朝鲜和中国移住日本的人也日渐增多，中国的汉字、儒学和佛教也在这一时期传到日本。中日之间文化交流必然也带来了中国建筑文化的东渐。中国六朝时期的建筑式样也在此时传到日本，并且很大地影响了飞鸟时代的建筑风格，如著名的法隆寺等古代建筑遗构，就较多地保留了我国两晋六朝的风神情调。（见下图）日本权威的建筑史家关野贞和美术史家平子铎岭认为：法隆寺的建筑样式，是中国六朝时代的建筑形式，以过朝鲜半岛间接传到日本的。（参见大田博太郎《法隆寺和日本古建筑》）由这座寺庙开始，日本古建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隋唐来的中华建筑文化，在相当长时期内，占领着日本的建筑舞台。而在我国本土唐以前古构绝少留存的情况下，东邻日本却保留了一些典型的六朝、隋唐建筑。这一文化史上的趣话正好证明了中日建筑文化的同一性。

日本文化史学者一般将建筑史分成三个时代：古代时期、中世时期及近世时期。古代以前则称为建筑的黎明时期。古代时期的开始一般从佛教传入日本算起。六世纪中叶，在中国大陆达到鼎盛的佛教通过朝鲜半岛诸国开始传入日本，中国南北朝及后来隋朝的进院建筑技术和风格也成为日本宗教建筑的蓝本。此时，从朝鲜和中国有大量工匠移居日本，佛寺成了日本古代建筑的最主要的类别。六世纪末，圣德太子成为摄政，受到推古天皇的宠信，与豪族苏我马子一起进行了政治改革，特别派遣了小野妹子等使隋，热忱地学习中国的政治及文化。为了使佛教更加迅速的发展，他们以大和（奈良县）的飞鸟地区为中心，建造了飞鸟寺和法隆寺。同是一些豪族富豪也竞相学习中国贵族的储钱方式，在自己家中建造佛堂，立佛像，以供朝夕崇拜，甚至还有舍宅为寺的。这样在奈良、飞鸟一带，佛寺数量便堪与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相媲美。这是日本建筑第一次大规模吸取了中华建筑的文化精华。

飞鸟时期日本寺庙的形式比较多样，例如飞鸟寺的布局以塔为中心，在东、北、西三面以三座金堂（即大佛殿）；四天王寺的塔和金堂则前后安排在中轴线上；而法隆式的金堂则与佛塔（即著名的五重塔）左右对峙，四周绕以围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建筑文化的交流具有圈套的包容度，在吸收中国寺庙建筑经验的基础上，日本古代匠师们往往加入他们自己对佛的理解的信念，表现在建筑艺术的格局和形象上。而到了奈良时代，在中原强大的盛唐文化的影响下，佛寺建筑的风格渐渐统一起来，除了塔、金堂之外，还设立了讲堂、戒坛、礼堂、鼓楼、经藏（宝）楼等建筑，其布局格式与盛唐的寺院基本类同。公元754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建筑具有唐代建筑的明显特征，但它却一直不停地向日本过渡，其主要表现在建筑的构造上和装饰上。例如屋顶梁架的构造；柱上斗栱的做法；檐口昂木的出跳及斜度变化，悬山顶花的做法，均显明带有日本的地方风味。再如佛寺中藏经或藏宝楼等重要房屋，为了防止潮气的侵蚀而应用日本民间镰仓式的方法，将建筑地板升高，形成很有修改的造型。这一过渡到平安时代就基本完成了。从而在佛寺中形成了具有典型日本风貌的“和样建筑”，而在豪族等社会上层的府邸中出现了“寝殿造”的风格。

十二世纪后，日本进入了中世时期，此时天皇权衰微，地方势力兴起，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代中，以奈良及京都为中心的建筑文化圈逐渐向外扩散，佛寺、宫殿、府邸等主要建筑扩展到全国范围。在这一过程中，宋朝极为繁荣的禅宗式寺院建筑风格，也随着禅宗教义的东来而影响了日本，因此这一时期日本建筑较多地带有宋朝建筑的秀丽、典雅的审美特征。这种建筑风格，日本史家一般亦称之为“唐样”，它的集中之地仍然是来良京都一带，但整个中世时期它和“和样”建筑一起传播到各地。从中世建筑艺术的整体看，它一方面继续受中国的影响，同时又不断地向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创造。如结构件变得越来越精细；柱子由粗到细；枋子成为不可缺少的构件；佛堂内广泛使用天花板；门板演变成滑动的隔扇等。在住宅府邸建造中，原先的“寝殿造”被简化了，变成了更实用的“主殿造”式样，还出现了适宜于武士和僧人生活需要的“书院造”式样。

值得一提的是十七世纪吕叶中国的朝代更迭，关外满族入主中原，有些江南名士学者不甘为民族统治，出走东瀛，亦带去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及有关论著，其中最著名的要推朱舜水携往日本的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园林理论典籍——计成的《园冶》。《园冶》一书图文并茂，极受日本知识界人士的推崇，被冠以《夺天工》之名而保留于内阁文库之中。而在我国却因战乱而湮没近三百年之久。《园冶》主张建筑园林要“古朴端方”，“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对日本园林起过极重要的影响。例如日本贵族大家府邸中的茶室注重环境的优雅，追求自然，质朴的风格，与计书的流传应该说有较大的关系。这类小筑一般均建在自然、宁静的角落，构造多采民居的泥墙草顶，落地长窗，并在周围布置步石、树木、桌凳、石灯笼等，形成了所谓“草庵风”的起居读书，及茶道的小筑，在日本被称为“数寄屋”（意为风雅之屋）。至今，“数寄屋”的文化传统仍然强烈地反映在日本现代住宅设计中，于此，亦见出中日古代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巨大影响。

二、“唐风”与“和样”

一般而言，各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学习，最终总会经过消化和吸收，进而创造出带有鲜明修改的本民族文化。日本古典建筑对于中国建筑文化的吸收，亦是如此。尽管它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建筑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但慢慢地，日本人民便会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根据自己的嗜好而进行取舍选择，创造出与中国古建筑不同趣味、不同风格的形式。纵观中日古代建筑史，日本建筑文化所表现的与自然相协调，视建筑为有机生长的新陈代谢观念，似乎比我国传统的建筑观念更要强烈。表现这一思想的最典型的建筑实例便是神社。

（一）神社——东瀛建筑文化的独特创造

神社是日本宗教建筑中最古老的类型，它起源于上古时代对自然神的祭祀活动，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各地普通信奉和祭祀神道教（一种自然神教）。原先，祭祀活动没有特别的建筑，只是在祭神之处四周以常青树围以净土，称之为“磐篱”，或者以平整的岩石作为神座，四周以巨石划定区域，称之为“磐境”。以后，为了祭祀的方便，在祭祀之先每每搭建一些临时的殿屋。因为每年均要搭建，所以殿屋均很简单，往往采用村居民舍或农耕生产用的仓房形式。再往后，一些重要神灵的神社有了自己固定的“社屋”。立国以后，天皇及豪族所祀拜的重要神社也因其重要的纪念性而保留下来，形成了日本风味非常浓郁的特殊纪念性宗教建筑类别。神社在日本分布相当普遍，形式也较为多样，据记载，大正年间（1912－1926），日本全国共有大小神社十二万所，至今仍有八万余所。

神道教起源于志代日本人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敬奉多神，特别崇拜太阳神，即天照大神，并以之作为日本民族的祖神。后来又加入了祖宗崇拜的某些内容。自然神崇拜每每很注重祭祀之地的环境形势，讲究建筑与自然的整合与协调。因此日本各地的名山胜水及风景地往往均建有神社。

另外，日本古代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于是带有某种祖宗崇拜意味的神社便也要以土地为本，与自然同存。这些思想观念促成了神社建筑往往采用最简单的布局式，最原始的材料与结构，在整体上能与周围的环境十分得体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一种有机生长和新陈代谢的建筑文化观念。

早期神社的造型和平面均极为简单朴素：土中立柱，下部架空，木板墙，双坡木构架草顶。例如历代天皇即位后以新谷祭祀天神的大尝会正殿，是日本保留下来较古的重要神社建筑，但是其正殿则采用带树皮的黑木柱，挖土立柱，盖有敷草的两坡项，柱之间挂有苇帘，用苇子造墙，地坪是在土地面上敷草，置竹板条（藤冈通夫《简明建筑史》）。日本建筑鸣家将这种建造方式称为住吉造，因为现存的住吉大社也采用了类似的形式，他们认为这是日本神社形式中最古老的一种，就日本保留下来神社建筑看，古代神殿主要有两种基本式样，一种是“大社造”以岛根县的出云大社为代表，其平面是正方形，悬山式屋顶，面阔二开间，以山墙朝前作为下面有山花中柱，入口设在一侧，立面为非对称形式，室内亦有一根中心柱。另一种称为“神明造”，以三重县伊势神宫为代表。伊势神宫分有内宫和外宫。内宫称为“皇大神宫”，祭祀天皇祖神天大神，并以神器八咫镜象征其神体。外宫称为“丰受大神宫”，祭祀食物神丰受大神。历代天皇在即位以后均要赴伊势神宫祭典参拜，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天皇王权的一种象征。

神明造的非正式与大社造略有不同，其平面为矩形，面阔三间，立面对称，入口开在长边中间，山墙上亦设有山花中柱。据考证，神明造的古老形式采取了古代农耕社会的板校仓的形式，当时人们将具有重要意义的稻米仓库建筑形式改作祭神的神殿，以表明他们的富裕足食的生活有赖于神明的保佑，从而使具有干栏形式的两坡顶仓房式木构建筑，成为神明造的雏形。发展到平安时代，神社的建筑式样渐渐增多，出现了方形平面，两坡顶山墙加一个披檐的“春日造”；将“神明造”前檐披出成前廊的“流造”；在主殿前再接一殿，两者屋顶联成勾联塔的“八幡造”；在三开间社屋的左、右、前三面各加披檐的“日吉造”等形式。然而，尽管神社形式变得渐为丰富，但其用木柱架空铺地板，以及悬山草顶的朴素传统却一直保留着。代表了日本建筑文化中，质朴、素静，与自然想协调的主旋律。

木构草顶富有村舍民居形式的神社建筑，其耐久性是很低的，然而怎么会从远古时代的日本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基本保留了它的原型呢？这不能不归功于自六、七世纪建国以后的“造替”制度。所谓“造替”，实际上就是每隔一定时间对神社建筑进行重建，其式样必然严格按照原不有的规则。间隔时间各地神社有所不同，短的十年、二十年，长的可达六十年，如著名的伊势神宫造替每隔二十年一次。由于这一制度，神社建筑才可保持常新，上古的形式亦可不打折扣地延绵保持下去。头面我们论及中西建筑观念差异时曾强调了中国建筑思想与本文迥然不同者，第一便是“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由于这一观念，人们便将建筑看作如皮服与马，必须经常更新，而不使人工建的房屋与天地自然来竞长久。这种体现新陈代谢道理的建筑观念，在日本建筑文化传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神社的“造替”制度便是最好的说明。综观民办建筑史，在政治及宗教意义上明确规定祭祀建筑定期重建的。唯有日本神社。如果说，在我国建筑文化中，上述思想观念的表现还是隐性的、含蓄的，那么日本建筑文化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晰。

建筑不欲与天地自然竞长久，还表现在它的规划布局上。一般而主言，位于大山、大川名胜风景地的神社，常常在而已上追求与环境的融合与协调，与我国的宗法礼制建筑不同，它们不强调中轴线对称，以及规整和庄重肃穆的气氛，而是崇尚自然、素静，结合地形环境，表现出对自然山川的依附和崇敬。例如被称为日本三景之一的严岛神社便是如此。严岛位于广岛县境内，是个方圆三十平方公里的小岛，自然风景十分秀美迷人，神社在上古大概是祀奉山海之神，现存的建筑始建于平安时代末期的1168年，后毁于火灾，于1241年重修。此时的神社建筑样式已经较为丰富，并吸取了我国建筑文化之精华。严岛神社一组主体建筑朝向偏西北，正对着大海，由本殿、拜殿和舞台组成，其它风景建筑和辅助建筑则依山傍水，分散在丛林、山岩和海湾之间，并以曲廊、小桥相通。从总体布局看，严岛神社开敞舒展，尺度合宜，与山峦大海等环境十分协调，整座建筑好似在自然风景中生长而成的。突别富有诗意的是与神社主体建筑遥遥相对的下面入口——大鸟居，它不是立在神社的大道上，而是矗立在湛蓝的海水中。鸟居是类似我国牌坊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建筑，日本神社使用最多，它一般均用粗大壮实的圆木建造，不少鸟居主柱还保留了树皮，给人以十分粗犷、淳朴的观感。严岛神社的鸟居构架用整体樟木制作，两端支柱高16米，柱经达3.64米，上端横梁长22米余，支柱根部保留着树皮，上部涂以红漆，是现存神社鸟居中的“居人”，故称大鸟居。这座木构巨人在退潮时可于沙滩涉水近现，每当潮水涌来它犹如浮在海面上，碧波丹影，十分迷人。

（二）具有“唐风”的日本寺院

除了神社之外，日本的佛教建筑也较多地溶入了依附自然和应顺自然的思想观念。奈良时代的佛寺尽管一味模仿唐风，追求气派，但它们在布局上却要比当时的中国寺院灵活，金堂（大殿）、佛塔、讲堂等可前后排列，也可左右对峙，又常常用围廊相绕，形成众多庭院。到平安时代新的佛教学说传入日本更使这种追求自然的风气得到发扬。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日僧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受得密宗经典，回日本后以平安京东寺为中心弘传密教，称“真言宗”，后又在高山野的金刚峰建寺并以此为另一传法基地。差不多同时，另一日僧最澄入唐求法，在浙江天台山学得天台教义，回国后以此睿山为传教中心弘布此宗。佛教的这二大宗派均认为修身养性必须脱离俗界，要在宁静、秀美的深山老林建造寺院。同时又认为在修行时，人的肉身与自然外在必须息息相通，而正规的寺庙建筑屋盖大、墙厚，因此有碍于修行。由于这一理论，这两宗的寺院多选山水风景之地建造，其建筑布局也没有固定格式，营建较为简陋，大多数是结草为庵。（参见藤冈通夫《简明建筑史》）

这种应顺自然的风格对后世寺院建筑，甚至是世俗建筑均有较大影响。例如当时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居室所盛行的“寝殿造”样式，与我国古代同等阶级的住宅相比，都要简朴开敞得多：作为主人居住的寝殿，进深两间，面阔五至七间，四周设廊，与外在自然没有间隔，仅在房间的中央部分以壁板围起来充当卧室，称之为夜御殿或涂笼。柱用圆柱，四周的柱间有的挂有挡雨板窗，在作为出入口的山花部分设置无装饰的板门。建筑内部空间几乎没有隔断，只用帘子、帷幔、帐子或屏风来稍加分划。室内无甚家具，以草垫、蓆子为座，公在周边设一些藏日常用品的橱架。殿外空地，均种植绿色草木，间挖有池塘，形成自然的居住小环境。以后日本流行的主殿造样式，以及草风庵茶室等样式，将居住建筑做得更简朴、更典雅、更自然，由此可见日本建筑的自然观念。

（三）兼收并蓄

日本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兼收并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允许外来建筑形式与日本传统的建筑形式同时存在，表现出文化上的豁达大度。这一点与以王者自居的中国建筑文化正好成一对比。在我国古代，许多外来的建筑形式一经传入，使马上受到传统建筑文化的巨大影响，渐渐失却其原来的风貌，在强大的同化力的作用下，演变到中国建筑文化的园地中去。佛寺及佛塔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正如外国文化史家多次评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排外抗变的，他们的建筑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日本古代建筑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常常先是一丝不苟的仿造学习，建造起十足“唐样”的建筑，而同时，他们本国的建筑传统仍然顽强地发展着。因此在整个建筑史上，往往经常出现“唐样”与“和样”建筑的并存与互补，甚至在国家非常重要的建筑群体（例如宫城）中，也常常并置着外来及本地的两种风格各异的建筑。

公元708年，元明天皇在大和平原北部，模仿唐朝制度，以长安为蓝本，营建与朝廷威势想适应的都城——平城京。像唐长安一样，平城京的宫城位于中央大道朱雀大街的北端。宫城亦称大内，由外朝内里两部分组成，外朝包括众多衙署建筑，都是仿唐建筑，圆柱直接立于地面，不设地板，上达复以瓦顶。而内里的建筑风貌则完全是和式的。以正殿紫宸殿为中心，其北是天皇常住的寝殿仁寿殿，殿东西两面置有绫绮殿和清凉殿，再北是后宫，有常宁殿、飞香舍、昭阳舍等建筑。所有这些殿舍均保持了日本原有的文化传统：木构梁架没有装饰，不施色彩，屋面用天然的桧树皮覆盖，地板则架空铺设。只是在紫宸殿的南院，因为有时要进行唐朝仪式，才将其环绕的门、廊等木构部分涂以丹土。而作为平城京中心的大安殿，也一如内里式样，挖土立柱，铺地板及木构桧皮顶，是质朴简洁的和样风格。宫殿是封建社会级别最高的建筑群，能允许外来形式及本地传统同时并存，正说明了日本建筑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

这一情况，在古建筑的营造方法中也存在。日本建筑史家太田博太郞在《法隆寺和日本古建筑》一书中，曾谈到日本固有的悬山式屋顶与中国传入的庑殿式（四坡）屋顶同时服务于日本古代神社及佛寺的情况。太田先生说：“在佛教建筑传来以前，日本建筑的屋顶是以悬山式为主的。这一点可以从当时重要建筑神社的屋顶全是悬山式得到证明。”保留至今的伊势神宫、出云大社、信吉大社、贺茂别雷神社、春日大社、宇佐八幡神社等，凡是具有古老来由的神社本殿的屋顶可说全是悬山式。奈良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端庄稳重的庑殿顶构造也一起东瀛日本。在我国古代，庑殿顶为最高等级的屋顶形式，只能用在宫殿及寺庙等建筑上，悬山式屋顶的等级较低，使用范围也较广。但是在日本，由于悬山式是传统使用的，因此习惯上仍认为它是正宗的形式，当时称之为“真屋造”，按太田先生的解释，东屋之东本是“东国”之意，在这里转作“乡下”之意，似乎带有一点贬意。在外来形式传入之初，由于审美习惯和欣赏情趣的差别，产生这样的看法是很正常的，然而，“真屋造”及“东屋造”这种术语的流传，正说明了古代日本人接受了外来的建筑技术，使之作为传统的建筑方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综观日本建筑史，这两种构造形式一直是相辅相成、互相辉映的。而庑殿和歇山顶的美妙风姿，最终还是整合到日本传统建筑文化中去，成为大和民族古老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现代日本建筑产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