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派建筑的文化性格

“海派”建筑是“海派”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总体意义上的“海派”文化给予“海派”建筑以巨大深远的影响，“海派”建筑又在一定意义上真实地反映出“海派”文化的性格。同时，“海派”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充满了曲折的历史过程，各个历史时期的“海派”建筑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又具有一以贯之的文化底蕴，这是我们在论述和认识“海派”建筑的文化性格时须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在笔者看来，“海派”建筑的文化性格的构成是循着重商——开放——竞争——创新的格局步步发展的。

1．重商倾向

如前所述，上海是一个以商业贸易活动为主的城市，为了适应这种活动的需要，自开埠以来，上海建筑中的商业类建筑相对繁荣，或者可以说，正是相对繁荣的商业贸易活动，才直接刺激了大批商业类建筑以及与商业活动相关的建筑的建造。

作为上海形象标志、城市象征的南京路和外滩的建筑，其绝大多数是商业类建筑。在南京路上，建造了许多百货大楼，比较著名的有先施公司大楼，令上海时装公司、东亚饭店，建于1915年，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代表之一，集商场、酒楼、旅馆于一身；永安公司大楼，现华联商厦。1918年建，是当时部门分得最细、设施较为完备的大型百货公司，亦为百货大楼附设游艺场的先例。新永安公司大楼，今华侨商店，是一座钢筋砼的高层建筑，十九层，建于1933年，三角形平面以切合基地地形，建筑内部设备较新颖，装有冷暖气及快速电梯；大新公司大楼，今市中百一店，1934年建造，是一座崭新的近代形式的建筑，由于框架柱网间距较大，铺面显得特别宽敞，采光通风均良好，一至三楼的商场，设轮带式自动电梯，在当时属国内首创；大陆商场大楼，今东海大楼，原为大陆银行，后一至四层为中国国货公司营业厅以推销国货，五、六层为写字间，顶为屋顶花园。在外滩一带，矗立着不少洋行。据资料，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租界外滩一带有大洋行二十二家，著名者如旗昌洋行，地处北京路，圆明园路转角处，1880年至1895年，已拆除；礼和洋行，今黄浦旅社，1877年4月设行，建成于1906年；仁记洋行，1908年建于圆明园路；亚细亚火油公司，今上海冶金设计院；怡和洋行，今上海市外贸公司。还有许多与商业贸易活动密切相关的银行建筑。如英国汇丰银行大厦，1925年建成，即现在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华俄道胜银行，今上海市航天局；中国银行，1937年建；金城银行，今交通银行等等。还有诸多豪华的饭店，旅馆建筑的建造，如位于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如下图）；国际饭店，1934年建造，是当时及以后半个世纪中国内最高的建筑物，高达82米；以及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也是十分著名的。同时，与商业性建筑相应的，是大量生产用房如工厂、码头、车站等的建造，以及商品住宅的建造也曾经几掀高潮，如1853年小刀会起义军迅速占领了上海县城，有钱人纷纷迁入租界，外国商人趁机搭建许多连式木板房以供出租。又如1860年至1863年，太平天国军队几度逼境，租界内人口激增，外商又大批搭建，改造砖木立贴承重结构的联排式房屋，构成大批里弄街坊，再如抗日战争期间，租界内又有大批里弄建筑的建造。

今天，上海的城市建设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原有的城市轮廓线已有很大变化，但我们可以看一看，突破轮廓线的主要建筑是哪些，上海商城、上海城市酒家、新锦江花园饭店、静安希尔顿、联谊大厦、华亭宾馆，以及浦东新区、虹桥开发区的宾馆及贸易大楼群，也几乎全是些商业类建筑。

总之，商业及类商业建筑在“海派”建筑中是扮演主角的。同时，重商就必然追求商业的招徕性及经济利润，敢讲究建筑的外在装饰和气派及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提高实用空间使用效率，同时成为“海派”建筑之必然的特色。

在重商竞争头脑的支配下，建筑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广告效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在某些建筑的建造上是不惜功本的。如在外滩这个旧上海的金融中心区，西方殖民者们把他们当时国内最流行的建筑式样都照式照样地搬了进来。虽然由于当时外滩寸土如金，大多数的建筑均只有其窄面朝向黄浦江，主要因面江地价贵（按宽度算）腹地地价便宜所致。世界各地亦是如此。但建筑物立面都讲究横三段与竖三段的对称构图及各部分之间的严格比例，高台基、敞门廊、古典柱式、屋顶显著的标志物、檐部和柱头的精致石雕花纹、室内装修材料的精致考究等等都显示了幢幢大楼的与众不同，显示了其主人的豪华、气派。尤其汇丰银行大厦，1925年新建在原银行旧址上，五层，中央七层，建筑面积达32000平方米，半球型屋顶，钢框架结构，外墙为金山石饰面，模仿欧洲古典的砖石结构，横向三段划分：中部有贯穿二至四层的仿古罗马科林斯柱式双柱廊，基座分为三个拱券，上部穹顶使人联想起古罗马的万神庙。室内亦采用古典主义的形式，如爱奥尼克式的柱廊，藻井式天花板等，大厅内的柱子、护壁、地坪均采用大理石贴面，装修极为考究，显得富丽堂皇，不仅装有暖气，还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冷气设备。而且建筑横向占地宽敞，成为外滩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当时被诩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的一座最讲究的建筑”。充分显示出作为英国当时在沪的金融集团总枢纽及外商在华最大的银行的财产和实力。（如下图）

珍惜和充分利用每一块土地成为“海派”建筑的又一特色。“见缝插屋”、“寸土必建”态势在外滩建筑楼群中是如此，在大量里弄住宅中更是这样。

里弄住宅是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居住类型，它是房地产投资并结合住户对象的不同需求而成批建造，分户出租的。上海的里弄和天津、唐山等地的里弄建造是相似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国外许多工业城市也都有建造的，然而上海的里弄具有独特的地域特性。里弄住宅历经数十年的发展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约土地的设计手法。如降低住宅层高，减少每户平均所占面宽，加大房屋进深，缩小房屋间距等。力争在有限的土地上多建房屋，以尽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且把每一块可以利用的户外用地，都尽可能组织到住户的使用范围之内，除了里弄通道之外，建筑物之间的空地安排前院、后院及车库等辅助用房。就是里弄通道实际上也常常成为居民休息纳凉、晒太阳、儿童游戏的场所。还创造了许多占空不占地的过街楼住房。随着建筑技术的高度发展，上海摩天大楼纷纷崛起。“海派”建筑迅速向空间发展，甚至一些不规则的土地也被用来建造高楼大厦，如新水安公司（今华侨商店）的三角形用地，同孚大楼（今工商银行石门一路储蓄所）半圆形用地，不能不说是地价昂贵所致，因为这也是一种提高土地容积率的很有效的途径。另外上海的许多弄堂工厂也是一种充分利用城市边角零料土地的实例。确定合理的建筑层高，充分利用空间，扩大使用面积均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纵观里弄住宅的发展：老式石库门——新式石库门——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公寓里弄，在使用愈趋合理的情况下，建筑的高层却愈降愈低。从4米多高降至不足3米。这不仅可缩短房屋间距，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可有效地降低造价。根据房间的使用性质、大小来确定其不同的层高，使内部使用空间各得其所，在里弄住宅中，一般主要居室层高略高，后面次要的辅助用房如厨房层高较低，这样前后就产生了错层，在错层的楼梯平台外增加出了一间“亭子间”，其上部屋顶作为晒台之用，这样室内外空间组织合理，立面丰富生动，可以说“亭子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用经济的范例。如淮海中路的尚贤坊（1924年建）、延安中路福明村（1931年建），四明村（1928年建）等，由于其居住面积紧凑，经济实惠，而不断随着租界扩张由东向西发展。广大住户结合生活需要，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还创造了许多合理又巧妙争取使用空间的优良手法。如通过门窗设置的变动，把室外空间组织进来以扩大室内的空间；把屋顶平台、院落天井处理成各种露天的活动室，使室外空间起到室内空间的作用；用家具替代隔墙或把隔断做成壁橱、设置吊橱、夹层等等精心安排每一块面积，每一点空间，通过小处大用，合理多用，变无用为有用，达到了扩大使用空间，增加使用面积的目的。1949年以后，上海的土地及建筑的商品属性虽然有所变化，但由于国力所限，再加上上海城市人口的拥挤，土地的紧张，节约用地及实用经济仍然是设计人员一贯奉行的设计方针：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大量性民用住宅是如此，学校、医院建筑是如此，就是大型公共建筑。如上海火车站、十六铺客运站，也没有为了显示其气派而搞得过分高大，而是追求一种朴实、经济适用的空间尺度。

2．开放结构

由于上海是一个工商贸易程度相对很高的城市，导致“海派”建筑文化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因为商业贸易就是商品的易地交换，一方面是上海与国内其它地区的商品交换，另一方面是上海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地区的商品交换，这就打破了封闭的文化思维体系，产生了在经济头脑支配下的文化开放意识，在建筑上形成中外，主要是中西交融的特色。在对待民族建筑的传统问题上，“海旅”不固执手传统，不固守于传统，而是抱着开放宽容的态度。就拿上海的路名来说，1949年以前以世界许多国家殖民者名字命名为多，1949年以后又以全国各地的省、市名称命名为多，当然前者是以殖民者自己命名形成的，而后者则以官方命名形成，但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海派”建筑与城市文化开放及容纳的博大胸怀。又如上海的文化艺术，不仅西洋歌剧、西洋音乐、舞蹈、画派等应有尽有，而且比如在戏曲舞台上，全国各地的主要剧种，上海均有。上海的建筑被中外誉为“万国博览会”。笔者在前文已经说过，所谓文脉有顺势文脉、逆势文脉和顺逆得兼的文脉三种。所谓顺势建筑文脉是追随民族建筑传统并对传统亦步亦趋的，它容不得半点新东西，它的文化态度是“向后看”，由于“海派”文化的开放性，在“海派”建筑中，那种彻头彻尾的老古董、假古董是极罕见的，它对民族传统建筑具有比较冷静理智的选择态度，而一般不愿意照搬传统式样。就外滩沿江一线的建筑群而言，现存的建筑群中没有一座是彻里彻外照搬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有的建筑开始是具有浓烈的民族风格特色的，显示出一付老面孔，它标志着“海派”文化尚未真正形成时的文化旧貌，后来西方建筑文化及观念的大量渗入，就打破了这一局限，如上海江海关建筑风格的演变就说明了这一点。江海关，最早建于1846年，位于今十六铺一带的近黄浦江边，当时称“新关”，又称“北关”，1853年小刀会起义被毁。1857年在汉口路外滩重建江海关，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歇山顶，看上去像一座古庙。这是早期的江海关。中期的江海关由英人设计，其使用期为1893年到1925年。“由古庙式改为西洋式，平面为门形，主屋三层，中建高五层的方形钟楼。”（陈从周、章明等《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40页）内设大厅，可容数百人，拾阶梯而进入，装有软百叶窗，暖气设备和避雷针。但阶梯旁又安放着石狮、仿衙门样式。后期江海关，于1925年重建，于1927年12月落成，钢框架结构，多层，建筑形式为欧洲古典建筑与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折衷式，临外滩大门前为希腊陶立克式柱廊，顶部设钟楼。从江海关建筑风格的历史演变我们自然能看到“海派”建筑从顺势文脉向逆势文脉的偏斜。然而同在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其建筑风格，却又稍稍回归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它钢框架结构，整个外墙以平整的金山石镶砌，主入口门廊采用变化了的西洋柱式。而屋顶采用糅合民族传统的平缓的四方钻尖形，部分檐口装饰着石斗拱，栏杆的花纹和窗也具有民族风味，整座建筑物的造型并非局限于一地一族，而是中西合璧的。孙中山先生的大上海规划中的实施部分如市府大楼（今体育学院）、图书馆（今同济中学）、博物馆（今二军医大）及江湾体育场等建筑中传统民族形式表现较突出。当然比较而言，整个“海派”建筑文化是逆势文脉表现得比较充分而顺势文脉相对少弱。

纵观“海派”建筑的发展，上海开埠初时，外人开始在租界内建造二、三层砖石结构的建筑，其造型均采用欧洲古典式、文艺复兴式或券柱式，到本世纪初，出现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及多层建筑，建筑造型也出现了一种向近代形式过渡的折衷式，而到二、三十年代，结构发展到钢筋混凝土框架和钢框架结构，注重功能的现代建筑形式占统治地位，出现了十几层到二十几层的高层建筑。整个“海派”建筑的发展可以说是紧跟世界建筑的发展潮流的。从中不难看出“海派”建筑所具有的开放性。

上海的地理位置及城市性质决定了它处于东西文化交汇点，且西风甚烈，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带有西洋情调的建筑比较多见，而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相对薄弱，除了“海派”建筑文化形成前留存下来的一些古典园林、民居等建筑外，完全属于中华传统的建筑较为少见。五十年代初，我国建筑理论界一时有“传统复古”的思潮抬头，国内许多地区在这种建筑思潮的影响下一时大屋顶盛行，但大屋顶这种复古形制始终未能顺利地进入上海滩占有立足之地，倒是不无原因地在当时建造了一座新的欧洲古典式的中苏友好大厦。这种建筑在北京、广州也有同例。但是为什么中国古典的大屋顶之风在上海吹不进，而苏俄古典式的中苏友好大厦能落成？这说明上海这个地方对中国传统有所不恭而对于外来的东西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则比较容易接受。当然，这种建筑在上海建成还是有其一定政治原因的。

由于经济生活的开放，在文化观念中，“海派”对于那种陈旧、封闭、固守传统，摒弃现代的意识是格格不入的，而“海派”建筑的开放结构是个松散的结构，它表现在不那么执着于传统，也不那么执着欧洲的传统，而是根据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的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环境，在中西传统的基础上再造一个东方现代的“海派”。它是属于它自己的。

3．杂交优势

这是“海派”建筑文化的开放模式所建构的必然产物。建筑文化的开放结构为其自身的“杂交”准备了条件，而“杂交”出优势。首先西方各国的殖民者们相继带来了西邦异族的各国文化，也包括了各类不同的建筑风格。其次上海市民又来自祖国各地，他们又各自带来了对建筑文化的不同地方性的欣赏口味，这种欣赏爱好亦反过来影响“海派”建筑的文化构成。在这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西西、中西、中中文化的大掺合，造成了风格各异、形式迥异的建筑的大“杂交”。从“海派”建筑的整体来看，其形式基本上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纯粹西式建筑的掺杂，一类是中西掺杂的建筑。

所谓西式建筑的掺杂，是指在其总体上，或在某单体上同时反映西方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及不同时期的建筑形式。总体上的这种反映在上海是随处可见的，如对于外滩建筑总体的观察，人们是不难发现其明显流露的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及古典式、折衷式、近代式这些不同时期的建筑代表。由于花园住宅大多均是有钱的外国人建造的，建筑师都是根据居住者的爱好要求设计的，不同居住者的生活习俗、文化修养在这里得到直接体现，故其建筑形式也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有法国古典式、英国乡村别墅式、西班牙式、美国殖民地式、混合式、立体式及现代式。可以说是集西方花园住宅之大成了。再看作为西方文化输入最直接体现的教堂，其建筑本身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徐家汇天主堂是罗马式及法国高直式建筑，董家渡天主堂建筑正立面带有文艺复兴时代巴络克形式，余山天主堂是罗马式建筑，唐墓桥天主堂是法国露德式，圣三一堂为西欧高直式建筑，国际礼拜堂是英国式，慕尔堂是美国式，东正教堂为典型的俄罗斯式。而如沙逊大厦则创造了在一幢建筑里把不同国度的建筑文化掺杂在一起的范例。它在几个不同的层面里共汇集了九个国家不同风格的装饰和家具，第五层设有德国式、印度式、西班牙式的住房，第六层设有法国式、意大利式、英国式的住房，第七层设有中国式、英国式的住房……，由此吸引了不少旅客。

所谓中西掺杂的建筑，即细部仍具有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西式建筑和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上追求洋化的建筑。这是中西文化对接在建筑上的必然反映，而且在“海派”建筑中其数量和类型占有绝对的优势。如大量的里弄建筑，初始，外形吸取了欧洲联排式住宅的特点，毗连排列，故其宏观上是西化的。但从微观看，每一单体则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三合院住宅，是将四合院或三合院（上海地区传统民居多为三合院）的门埭改作石库门，前院改为天井的三间二厢建筑。门窗装修、山墙处理等都带有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这是里弄建筑中的老式石库门，后又发展新式石库门，在保持原有里弄型式的同时，在结构、内部装修和建筑材料方面，更多地采用西制。虽然里弄住宅发展到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和公寓里弄时，其形式上更多地模仿西式住宅，更注重实用功能，阳光、空气、装饰简化已向西方近代建筑靠拢，但由于生活其间的国人是带有传统文化烙印的载体，建筑还是时时处处体现出一种中西文化的“杂交”体。在花园住宅中如吴铁城住宅，是一座采用南方庙宇形式的典型中国式大屋顶建筑，但其内部装修完全是西化的。有一些花园住宅则采用近代西洋住宅的外形而用中国花纹的室内装修及中式家具，当代人称为“蓝屋”的原型，位于陕西南路、延安中路口的马勒住宅，原为英国商人马勒的住宅，是典型的挪威住宅风格，但其花园四周的耐火砖砌的围墙上用中国的玻璃瓦压顶，入口用中国的石狮子看门。

在学校、医院等建筑中这种中西“杂交”的建筑实例也是举不胜举的。如今华东政法学院内的“韬奋楼”、院行政办公楼、思颜堂、思孟堂，今交通大学内的上院、宏阁堂，复旦大学的简公堂、仙航馆、登辉堂，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第一教学大楼、南洋中学的教学大楼，中山医院的主大楼等等；就是在受到保存国粹的设计思想的影响较大的大上海中心计划的建筑中，如江湾“市府大厦”（今上海体育学院）、“市立图书馆”（今上海同济中学）、“市立博物馆”（今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也往往仅是在西式建筑的顶部盖着一个中国式的屋顶，内部加些宫殿式的藻井彩画、木刻回纹而已，总体上都还是中西“杂交”建筑物。

“海派”建筑中还有一种相当特殊的建筑形式，弄堂公馆。这些公馆隐蔽在里弄住宅中，外表造型及材料与里弄住宅差不多，但其规模不小，室内布置也很考究，罗小未教授曾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提出：“有些富翁在为自己建造大公馆时不是堂而皇之把房子建在大街上，而是有意在基地沿马路的地方盖上里弄房屋出租给人，自己的公馆则建在里弄的里揣以避人耳目。……这种不求气派，讲究实惠的意识是上海文化所独有的。西方人不会如此，内地地方乡绅也不会如此”（《上海建筑风格与上海文化》）。确实这是一种“海派”独创的建筑形式，但它又何尝不是中西建筑文化“杂交”体呢？这种弄堂公馆在建筑形制上更多地接受西方别墅的文化观念，在空间布局上又能寻觅到中国北方封闭式四合院住宅及南方园林艺术崇尚含蓄忌直露的空间意识的影子。因为它是公馆，是别墅，它属于有钱人赶时髦的现代建筑，又体现了东方财主所具有的怕露富、要藏富的传统观念。

除了上述的两大类建筑特色外，“海派”建筑中还附带一种不同地方建筑形式的掺杂，如里弄住宅中的广式里弄住宅，顾名思义，这种房屋外观式样类似广州城内的旧式住宅。但它又带有石库门住宅的胎记，这里反映了广东籍市民的生活习俗和审美要求。1956年建造的鲁迅纪念馆则采用了浙江民居的马头山墙形式，表示出对鲁迅家乡地域文化的依恋。总之，“海派”建筑以到处可见的“杂交”，显示其特有的魅力。

４．创新多变

就整个“海派”文化而言，重商必然引起竞争，重商竞争培养了开放意识，开放引起诸种文化的杂交，杂交出优势，杂交导致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便有创新，而且是多变的，这是文脉在顺势、逆势之间的矛盾运动。“海派”建筑文化的创新多变也是这种文脉的矛盾运动的产物。

陈旭麓在论“海派”时曾经说过：“有人刻画三十年代的上海说：上海这块地方虽不大，却似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熔炉，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单眼皮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说得有点近乎神奇，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造人们的面貌，在溶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海派正视了这个现实，不是回避它，而是迎上去，接受它，促成自己的变革，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陈代谢。”（《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第368页）“海派”建筑正是在不断追求新思潮，接受新技术中，变化着、发展着、成长着，充满了生气，从而创造出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建筑风格。如近半个世纪的里弄建筑的开创和发展是“海派”建筑在住宅方面创新的一个实例。上海的商店经历了一个专营一个行业产品——综合性商店——多功能综合性大楼的发展过程，先施公司（今时装公司、东亚饭店）是集商场、酒楼、旅馆于一身的代表作。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厦）为设施完备的大型百货公司，还附设旅馆、酒楼等，屋顶开辟“天韵楼”游乐场，又开创百货大楼附设游艺场的先例。又如“弄堂工厂”是指建在大马路，繁华商业区及住宅区的边缘角落里，在高楼大厦背面的阴影里，总之在城市的边角零星土地上的小厂，往往是道路狭窄，用地紧张，厂房空间不大，设备简陋，建筑物基本上没有内外装修，生产是小规模的，生产为城市居民生活所必需小商品，或替大工厂做小零件、小加工等，以其技术上的精心设计、操作上的认真在大工业的边缘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不时也会从“草窝里飞出金凤凰”来。

“海派”建筑从抛弃传统建筑而接纳西方建筑（如江海关大楼的演变），到中西建筑的融合（如中国银行，如下图）之过程，是一个中西文化撞击、交汇、融合的过程，亦是“海派”建筑文化的创新过程。“海浪”建筑从西方古典形式到西方近代风格的逐步演变，是“海派”建筑追随潮流，步步翻新的创作过程，亦是“海派”建筑文化多变的特色。外滩南京路上风格不同、造型各异的林林总总的大楼群，集中展示了上海的繁荣，也创立了“海派”建筑的特有的风格。

“海派”建筑创新的另一大特点是对先进技术的首先运用。例如1913年就已采用了钢筋砼框架结构见亚细亚火油公司（今上海冶金设计院）、福新面粉厂—厂（今上海面粉厂）六层工业厂房；1916年就采用了钢框架结构，见有利银行大楼（今上海市建筑设计研究院）；1900年建的佘山天文台放置赤道仪直径为16米的钢屋顶是全国早期钢结构园屋顶的范例；建于1901年的华俄道胜银行（今上海市航天局）大楼的砂垫层基础是国内首创；新怡和纱厂（今裕华毛纺厂）的麻袋车间无梁楼板及废纺车间的锯齿形屋顶均成为我国工业厂房同类结构的先例。再如上海一直居于国内高层建筑发展的领先地位，1921年建成十一层的字林西报馆（今桂林大楼），1923年建成十三层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1929年建成十四层的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北楼），同年建成的二十二层的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1931年建成的二十四层国际饭店，高达82米。上海1882年开始有电灯、1883年开始使用自来水，1906年建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首先使用电梯及卫生设备，1934年落成的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则成为国内使用轮带式自动电梯的第一例，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1910年装有备用发电设备，先施公司（今东亚饭店）1915年使用暖水汀、汇丰银行（今市府大楼），1925年安装了冷气设备……。总之，海派建筑在当时处处领导了国内建筑新潮流。

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使上海这个曾经是亚洲第一大都市一度失去了它的优势，但它仍然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业、商业城市及文化中心之一，它的对外贸易额相对而言仍然居于国内城市的前列。道路的失修，基本建设的一度停顿，使城市在总体上趋于老化。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和住房紧张成了上海的三大难题。然而，即使在这三十年间极少的建筑活动中，“海派”建筑的创新精神仍然得到一定的体现。据罗小未教授说，1951年建造的上海公交一场汽车机修车间是国内第一个运用大跨度钢筋混凝土薄壳结构的新技术；1960年建造的同济大学礼堂，40米跨度，是当时远东跨度最大的建筑，亦是当时世界先进的连方网架结构体系的代表作之一。1971年修建后的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大厅屋顶是国内第一个球节空间网架结构的作品。七十年代中上海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过江隧道。1959年建成的上海卫星城镇。其间，有一条很著名的街道“闵行一条街”，集商店、旅馆、茶室、菜场、澡堂、饮食店、邮电、剧院等于一条街，是“海派”建筑在新时期的一种探索、变革，曾经吸引了全国许多规划、建筑专业人员前来参观、学习。

时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使“海派”建筑再度大规模活跃起来。除了继续在新技术运用上领先以外，如上海火车站是国内第一次成功地采用候车空间跨越站台上空间的布局方式等。建筑师们有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海派”建筑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如与沙逊别墅相邻而建的龙柏饭店，是一个多层旅馆，它那条块状黄色面砖及斜坡状红色瓦楞的外墙面，配上白色阳台，掩映在一片绿草树丛中，给人一种既稳重又亲切明快之感，加之内院及室内装饰上富有个性的处理，使其富有时代气息，又具地域特色，开创了“海派”公共建筑与地域环境相结合的成功的先例。华东电力管理大楼的设计也充分体现了建筑师对“海派”文脉的理解与自觉，该建筑以其自身高耸的筒体，褐色的面砖，在体量、尺度、色彩与质感上与城市总体环境南京路、外滩的街道景观取得充分的和谐。再根据建筑内部功能要求，极其巧妙地使其外立面呈现一种凹凸变化，不统一的无规则的造型，给人一种极有个性的时代感，同时，这种多变的造型的内在气质却是与“海派”建筑多元统一的文脉息息相通的。它与周围环境溶为一体，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环境的文化氛围。这是一个形式，功能单体、总体相一致的创新的例子。该建筑被评为八十年代全国十大优秀建筑之一。比较起来，松江方塔园的大门设计更多地体现了对建筑传统文脉的表现，但这个作品并非是对民族和地方传统简单、生硬、机械的照搬，而是通过采用简洁的钢桁架替代传统较笨重的木屋架等的手法，使它融传统的江南水乡民居色彩及神韵于现代技术之中，简洁而雅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许多新颖居住小区则展示了新时代上海住宅区的新风貌，每户居民享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阳台及厅室，居住区内，阳光充足，绿化成片，建筑物高低错落，风姿绰约，远不是昔日拥挤的里弄住宅可比拟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上海的建筑事业愈益兴旺。新材料、新造型、高科技，令人目不暇接。希尔登大酒店闪闪发光的铝合金外墙，瑞金宾馆白天光影丰富、夜间通体透明的玻璃幕墙体，“S”型的华亭，圆柱体的锦江新楼，有凝重感的上海商城，尤其是浦东新区陆家嘴建筑群、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为“海派”建筑增添了崭新的时代气息，而南浦、杨浦、徐浦横跨浦江的三座大桥，将浦东、浦西联成一体，造型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