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派”风流

近现代文化意义上接受西风影响最巨、最深刻、最典型的，数上海地区的建筑文化，在西洋建筑文化与中国上海传统建筑文化的对接中，形成了所谓“海派”建筑文化。

（一）“海派”文化探略

“海派”是一个文化学范畴。虽然实际上的“海派”地方文化、地方艺术，是老早就有了的，比如海派绘画，可以晚清赵之谦、任伯年以及吴昌硕、周一亭为代表。它最早与“京派”相对，是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界内部的“京海相争”开始的。当时，除“京派”艺术外，“海派”艺术也相当活跃：有“海派”京剧以周信芳的“麒派”为旗帜；有以“洋玩意”机关布景为特色的“海派”连台本戏；有来自西方的，经过了改造的话剧文明戏，以及在此基础上借用西方现代科技的“海派”电影，其内容多反映市民生活及人的悲欢离合。文艺界的“海派”巨子是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作家、作品，其人其作大多文思敏捷，热情洋溢、节奏感快而有时显得中气不足，粗制滥造，还有鸳鸳蝴蝶派等的言情小说反映出大都市市民所特有的生活、气质、情趣与文化氛围。尤其是源自上海本土的，在江南民歌小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滩簧——申曲——沪剧，以及来自浙江，在上海扎根并发扬光大的笃板——越剧，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另外，还有在上海本土“小热昏”之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独脚戏——滑稽戏。这些剧种所独具的那种江南水乡情调，那种在取材上偏于表现才子佳人而少帝王将相（这一点不同于京剧）的风格，那种“南腔北调”、“九腔十八调”，都是典型的“海派”艺术特色。应当说，“海派”与“京派”各有优劣，但是当时“京海”争论双方大都敝帚自珍，起而相互攻击。“京派”攻击“海派”浅薄、庸俗、无根无底、朝三暮四；“海派”则讥评“京派”抱残守缺、墨守陈规、不思进取、眼界狭窄。“京派”骂“海派”崇洋，“海派”讥“京派”复古，南北相互责难，倒也曾经热闹过一阵子。但这并不是无谓的争辩，除了挟杂着一些文人派别的偏见之外，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

1．“海派”文化形成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

“海派”的形成，正如“京派”的形成一样，首先是由于地域的差异、水土不同以致于造成人们性情的区别。自然条件对文化派别、风格的形成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文学家刘师培曾经说过：“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南北文学不同论》）

自然条件不同对文化、艺术流派的形成虽然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又不能全归于这一点。否则，南北两地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直到二、三十年代方有“京海”之争呢？

事实是，除了自然条件，京海两地当时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也对京海两派的形成对峙不无深刻影响。鲁迅先生在剖析“京派”、“海派”时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页）

虽然鲁迅的评论过于尖刻，将“帮闲”、“帮忙”的恶称分别给予“京派”与“海派”未必妥当，但是，他关于“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见解却是十分深刻的。

由此可见，“海派”文化的形成除了自然条件影响之外，最主要还是由于其特别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冯天瑜先生认为，应从我国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关系入手，分析我国传统城市的一般文化特点。（参见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显著特点是，在城乡经济的交流中，城市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城市在政治、军事上统治乡村，而在经济上依赖乡村。尽管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城市，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手工业、作坊等等，但这种传统城市经济基本上建立在对乡村经济的依赖上。城市依靠乡村供应衣、食、住、行等生产原料，再加工成数量不大的产品，基本上用于城市自身的消费，而只有很少一部分通过商业渠道再回到乡村经济中去，谈不上在本国的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工商贸易活动，也更谈不上进行像样一点的跨国经济贸易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的传统城市一直保持着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文化属性。无论是皇帝盘桓的都城比如唐之长安、洛阳，宋之杭州，明初之南京，以及明清之北京等等，还是地方权贵统治的郡县、州治，基本上都是按照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格局修筑起来的，就是说，这种城市的建筑结构模式的建立，为的是巩固政治统治，供统治者享乐而不是为了直接地发展城市经济生活。在这些传统的城市里，手工业和商业被严重压制，在城市平面布局上被划在指定区域，居于次要地位。这一点尤其在宋明以前的城市中表现得十分典型。当时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大多是为官方服务的。宋以前中国传统城市普遍实行市坊——厢坊制，规定各种作坊，商店必须开设于市内某一街区，交易集散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这一关于交易集散的时间观念至今还影响着广大北方集镇的“赶集”和南方的“庙会”。宋代的城市经济有了一点发展，如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市井生活风貌那样，但是直至鸦片战争发生，中国传统城市主要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的文化性格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因此可以这样说：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政治上城市是宗主，乡村是附庸；经济上乡村是财富的来源地，城市是财富的消耗处。从国家机制看，城市高高凌驾于乡村之上；但从经济看，城市并未能获得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过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成为乡村和城市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分析，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一般传统城市经济的“幼稚化”，它基本上没有冲出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封闭性的包围。

可是，这种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由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而开始被打破，其中尤以上海的被强制性“开放”为代表。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富于“洋”味的“海派”文化终于崛起在太平洋西岸。这并不是说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有什么可歌的“功劳”，实际上自开埠到1949年这一百余年上海的建设沾满了中华劳动大众的血汗和眼泪，也是东西方文化智慧包括建筑文化智慧的碰撞、冲突和融和。

根据《南京条约》，上海于1843年被迫开埠。当时的上海，在现南市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已是相当繁荣。早在宋代，这里就设上海镇，元代设市舶司，开展对内对外贸易，并从华亭县划出五个乡区设置了上海县，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上海棉纺业取得大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棉业中心。清康熙年间，上海设立海关，从此在对内对外贸易方面地位日显重要，出现“往来船舶，俱入黄浦编号”的盛况。虽然如此，当时上海的工商贸易倘与后来的上海相比较，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了。当时上海的经济状况实际上并未真正冲破“农业文明”，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重围。比如即使在从明永乐到清康熙的所谓古代上海比较繁荣的漫长年代里，还有严厉的海禁，严重压制了上海城市经济的自由发展。

开埠以后的情况就不是这样。首先是外国列强利用《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在上海取得“居留地”（Settlement），再推行强盗式的“越界筑路”等蚕食政策，强迫清政府修改《土地章程》，一次又一次地扩大地盘，将居留地变成租界。到1869年，所有的居留地内可制订和实施列强本国的法律，建立其最高行政机构、设置法庭、监狱，驻扎军队等，变成了租界（国中之“国”）。

总之，从1845年到1915,年这七十年间，上海租界从占地几百亩扩展到几万亩，增加一百倍。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租界里造工厂、办商店、建旅馆、开银行、开辟住宅区以及设立各种文化教育设施，道路四通八达，经济活动频繁起来了。同时民族工业及贸易也大大发展，1927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确定上海为特别市，实施“大上海中心计划”，划出现江湾五角场一带7000余亩土地为华界，整个上海市区的面积极大地膨胀起来。

其次，上海市人口急剧增长，从十九世纪初的十余万发展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四百万，成为亚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当时，上海不仅聚集了全国各地尤其来自江浙两省的大量人口，而且成为世界上国际化、移民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一，居住了欧、美、亚、非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在这“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中全盛时期居住了十二万侨民。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

同时，当时的上海各种工业门类齐全，尤以纺织、机械、造船、医药、印刷、建筑等为全国之冠。这里有全国最多的商店、最大的港口、最高的对内、对外贸易额，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大的银行、海关、洋行、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仅工厂的总数就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这种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折射到建筑文化中来。外滩以及南京路等处集中了二十八座十层以上的高楼大厦。厂房鳞次栉比，烟囱林立；里弄住宅成片涌现；各种文化类建筑比如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学校等应有尽有，而外滩的银行、洋行、海关、办公楼等西洋建筑高耸入云，成为上海的象征——经济繁荣的象征和半殖民地文化的象征。

由此不难看出，在上海自开埠到1949年的一百余年间城市经济发展的概貌，尽管这是一种半殖民地城市经济，其间充满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残酷的压榨和掠夺，上海成为一个产品原料的“加工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进口出口贸易产品的集散地，然而从上海城市经济与中国乡村经济的关系来看，它在西方经济文明的强力侵入中，已经基本具有近现代西方城市那样的独立的经济文化性格。它作为东方大都会，在全国第一个冲破中华传统农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包围而屹立于世界。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文化性格与文化功能已经改变了，虽然它不是政治中心，但当之无愧地成了全国的工商贸易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这种变化是非同小可的，它决定了“海派”文化的独特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济文化的时代超前世。

2．“海派”文化的独特性

作为一个流派，“海派”这种城市文化具有独特性。其一，重商竞争。这就是说，整个上海城市活跃的生活生产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而进行的。商品的生产贸易是城市充满活力的核心。虽然上海是工业集中的城市。但其繁荣主要也表现在商业上。据统计，1933年上海的工商业资本总额中，工业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二，而商业竟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这是港口城市的基本经济结构。无论工业生产还是一般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主要不是用于城市居民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口，进行对外贸易和扩大中国农村进行物资商品的交换。这种商品交换的进行，其负值面是在旧上海滩上培植了许多经济大亨、地痞、流氓、黑社会团伙以及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性格，培植了一些斤斤计较、见风转舵的庸俗小市民作风；一方面是洋人、官僚买办聚积了大量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是广大市民生活的贫困化，这种文化充满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恶浊气息。但是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商业活动，由此所带动的工业生产，作为其正值面是造就了数量最为集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工人阶级队伍和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掌握了较高的生产技能和科学技术知识。其文化素质是勤劳肯干、头脑灵活、聪明过人、讲求实际和实效，凡事精打细算。这是这种大城市经济环境所熏陶出来的人的品格。或者说，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不能在这样急速运转的经济旋涡中求得生存发展。这培养了上海人的竞争意识，快节奏心态、“紧张”心理及人与人之间一定的平等意识。年年月月，上海人总是在忙、在奔，有一种快说、快走、快干的特点，在这个地方，懒懒散散是不行的。这种人的文化品格，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海派”文化形成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仍基本保持着。

其二，开放意识。当年帝国主义列强对上海城市经济的强制性发展的消极面，是培养了一批洋奴买办及其崇洋媚外思想，而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也多少使一般上海人具有一定的文化开放意识，“感染”了现当代西方人的一些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由于上海当年曾是全国中外经济交流的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区之一，一般上海人见多识广，信息灵通，接触现当代西方文化的机会较多，他们用洋货、念洋文、出洋留学，在洋行里做事，耳濡目染，在崇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积极成分。这就造成了一般上海市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选择态度。在上海滩上，封建遗老遗少可能比中国其它城乡要少些。他们由于多了一个西洋文化的参照系，对中华传统文化往往并非全盘肯定、全盘接受，激烈地推崇西洋文化或激烈地全盘推崇中华本土传统文化的人自然也有，但由于地处东西文化的交汇处，他们对两种文化往往取宽容态度。由于具有开放意识，他们追随世界潮流，愿意赶时髦。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并且杂居着诸多洋人，与世界各地保持较多联系，所以上海人在文化选择上能兼容并蓄，包容性强而地方主义薄弱。

其三，独特的地域性。“海派”文化包容性强，地方主义薄弱，由于上海地处中国最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位于中国东部漫长海岸线的中点，是海陆空的交通枢纽，江南水乡的一块宝地。上海是沿海特大城市，它“背靠陆地”面向海洋，依临长江，内怀黄浦”是天然良港。这种得天独厚的天然地理、气候条件，也给“海派”文化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独特烙印。由于地处江南，气候温润，它的文化一般具有南方文化那种轻灵的特点，在颇为浓重的商业气氛中时时透露出淳丽、流逸的民风民情和乡土的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