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近现代：西风东渐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在中国文化史上，标志着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文化进入了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东方老大封建王朝古老的国门。接着，清政府在抵御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失败，留下了一连串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中国文化的近代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历史时期的中介，大致是在晚清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阴影”的笼罩下发展的，其间由革命民主主义的伟大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fan了帝制，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这“近代”文化期中，始终充满了频繁的战争（包括中外之间所发生的民族战争与中国内部的阶级战争如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政治的剧烈动荡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空前的冲突与调和，直接受经济文化影响与制约的中国建筑文化，经历着从传统到近代的深刻而痛苦的转型。西风东渐，强劲而不可阻挡，其深刻性与普遍性，远远超出汉魏之始所出现的印度佛教文化及其对中国建筑的影响。这种建筑文化的转型愈演愈烈。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国接纳西风而形成的“现代”建筑文化的一个高潮期。由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战事更趋频繁与激烈，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及其全面的营造活动，只在沿海、沿江少数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等地一度出现过“现代”建筑的繁荣与畸形的发展。它以海派建筑为代表。

一、新型城市的崛起

漫长的中国封建文化，哺育了独特、内向而自持的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性格，它发展到清代晚期，虽已形成一套东方古老、独异、完整而成熟的建筑文化体系，创造了一系列独立的文化“语汇”与文化意蕴，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建筑文化之林而无愧，然而在类型与技艺上也陷入了严重的停滞状态。由于明清王朝严重的闭关锁国政策，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虽有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并偶尔在中国大地上建立教堂这样的西洋建筑，也有比如北京圆明园之长春园中西洋楼群与广州“十三行馆”对外贸易建筑的建成，然而，这些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西式建筑只是偶一为之，不成气候。中国建筑文化好比老僧般向壁进行寂静的“内心独白”而不愿抬头眺望世界。

（一）西方“武器的批判”带来了欧风美雨

鸦片战争以血与火之强制方式，残酷地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国门。由于南京条约及此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对中国展开了全面的侵略与渗透，这对中国城市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据有关资料，从1840年之后到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大江南北国外族入侵而建立的商埠达到三十四处；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中设有大片租界；广州的沙面与福建厦门的鼓浪屿等成了西方的独占租界；而香港、九龙、澳门和台湾的个别城市则完全殖民地化了。

在这些首先受到欧风美雨严重冲击的中国城市中，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西式带有近现代风格的领事馆与海关（政治类建筑）、洋行、银行与商行（商业类建筑）、工厂与仓库（生产类建筑）、饭店与宾馆（旅游类建筑）以及教堂、学校与戏院（文化类建筑）等，这大批建筑类型，除了部分教堂建于近郊农村地区，都集中在城市里，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它以上海的近现代建筑最为集中，其类型最齐备，除了前面所述的建筑类型之外，大量工业生产类建筑也集中在上海。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约半个世纪中，全国有大小工业类建筑一百余个，其中一半以上在上海。西方来华的殖民者移民以及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入城市，加速了中国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商业、工业成为各大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随之便是当时意义上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其中，新型城市民居的建造也引人注目，如上海的里弄建筑、天津的小洋楼等具有代表性。

（二）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建筑的特点

其一，从城市总体规划角度看，有些城市是西方某国独占的割让地、殖民化程度颇高，当初进行城市建设时，可能有一些总体构想，但在文化观念上都不是目光远大与可仔细推敲的，如香港由英国人开埠于1842年，葡萄牙人1849年进入澳门，九龙于1895年成为英国人独占的殖民地等，都曾进行不同程度的营造活动，而难作全面的规划。有些城市，比如上海、天津等，是数个殖民国家瓜分共占的租界地，还有华界的并存，更不可能进行总体规划，如上海，英、法、日等租界中的建筑，都是“分而治之”的，不仅建筑的样式，风格不同，而且不可能有一个总体构思与规划。上海的殖民化建筑集中建造在黄浦江西岸，对浦东地区未能开发。在西岸，首先繁荣起来的是沿江一带，不断向西纵深发展，有1949年之后所命名的南京路与淮海路等的建设。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因为沿江一带交通方便，更有利可图。同时，也与各殖民者不作总体的城市规划有关。所以这些城市简直无总体布局可言，呈现“无政府状态”，使得城市风貌千奇百怪，极不统一，自然芜杂，道路纠缠。其建筑，拥挤处寸土必争，疏阔处荒芜漫漫，整个城市的总体景观，缺乏均衡、统一的美。而在一些西方人独占的城市里，城市景观又显得单调，如哈尔滨的俄罗斯式、长春的日本式与青岛的德国式等等便是。

正因如此，这些城市的功能分布区一般不甚合理，如上海的商业区集中在沿江一带与现南京路，工业区多集中于现在的杨浦区、各式里弄住宅又有随地而建的随意性。且住宅的贫富风貌对比极为强烈，高级豪华之住宅与贫民棚窟户区十分不协调地组织在同一城市中。如当时上海愚园路、衡山路，南京颐和路，唐山之西山，广州的东山，天津的重庆路以及蚌虫阜的国富街等，都是洋人、买办、官僚、大商人的“逍遥宫”、“安乐窝”，而上海的蕃瓜弄、北京的龙须沟等贫民区又不堪入目。从租界与华界关系看，判若两个世界，无论道路分布、人口密度、建筑样式与质量以及文化氛围等都不相协调，其绿化景观也十分悬殊。从建筑密度看，如青岛德人占有区的独院型花园别墅，仅为20%左右，哈尔滨的洋人别墅区，为10%左右，而华人居住区，一般在60%以上，甚至超过75%，上海南市一带的华人区街道狭窄而曲折，住房低矮而拥挤不堪，环境条件极差而人口密度尤高。

其二，虽然这些深受欧风美雨冲刷的城市总体布局一般都不合理，但在另一方面又滋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自从《周礼·考工记》规定营国制度以后，虽然各时代、各地域的城市的平面布局不尽一致，甚至有的有些“出格”的发展，但是在平面布局观念上，总多少有一种文化“情结”支配着中国人的头脑，那便是努力追求、维护平面的中轴线、对称格局。汉唐城市多有平面为棋盘格的倾向。明清的北京与南京等，在追求棋盘格平面分布方面，自然已经放弃了执着的努力，但是，仍然要求达到平面的对称，强调整座城市的中轴线，这以北京为最典型。

然而，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新兴之城市，由于受到西方建筑文化观的深刻影响，一般都抛弃了这种平面对称、中轴的布局，而呈现出自由发展的态势。凡是新建区域，总体上都具有这一特点。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是历史性的，它意味着中国城市建筑文化借助于外来影响，已从“中轴对称”之文化“阴影”里走出来，虽然不免显得杂乱，但已打破了略为呆板的平面布局模式。

其三，城市的总体功能发生了转移。中国古代城市是封建政治与军事、文化之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因为自古至鸦片战争西风东渐，中国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农业经济优于城市的手工业与商业经济。但发展到近现代，一般新兴城市的工业经济与商业经济有了巨大的飞跃，古城也在一定程度上换了新貌。比如素有“虎踞龙蟠”之称的南京，是八大封建王朝的都地，尤其是作为明代初年的封建都城，曾有一度的城市建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砖石城垣的都城，但是在1858年根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南京的城市建筑有了新的改观，首先是公共建筑如国民参议院大楼、劝业场、江苏省咨议局大楼等近代建筑出现了。同时工业建筑也一度繁荣，如1865年建造的金陵机器局以及自来水厂和发电厂等相继屹立在长江边。到1948年，南京人口发展到一百三十五万，由于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政治类、军事类建筑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不少军事机构如国防部、海、陆、空三军的司令部等建立起来了。这又刺激了军需工业建筑的发展，如各类兵工厂、飞机修配厂、船舶修配厂、军械厂、无线电厂以及所属仓库等，都陆续建造起来。南京的商业类建筑规模也较可观，所谓中央、中国、交通与中国农民银行这四大银行支柱都在南京，1949年之前，南京的大小银行建筑有七十多处。同时

文教类建筑如金陵大学与居民住宅也得到发展，这里居住着属于四大家族、上层官僚的大批人员，据统计有三十余万人，达全城总人口的22%，他们的高级住宅（别墅，花园住宅）为古城南

京带来了近现代的文化气息。此时的南京，虽然总体上仍是一个消费性城市，但工业、商业等毕竟比以前大为繁荣了，这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城市的功能。

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更明显。上海自1843年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以“越界筑路”不断蚕食中国大片土地，使租界急剧扩大，如英租界的占地面积，1845年开埠不久，仅为830亩，到1848年已扩大为2820亩，1915年英、美、法三个主要租界的面积，比1848年猛增了十二倍，总计达7万亩之巨。在这些租界里，建造了大量近现代建筑。工业类建筑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上海，1863年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上海自来火房”（煤气工程）、第一个自来水厂（创建于1881年）、第一个“上海电光公司”（发电厂，1882年），据统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大小工厂一千七百余家，到1949年，已猛增至一万零七十九家。从人口总数看，1880年上海总人口为一百万；1930年为三百万；1945年为六百万。人口的急剧增长也刺激了居住类建筑的发展，各种规格、品位的里弄住宅大量涌现，使上海成为繁华的“东方大都会”。

其四，从建筑技术、结构看，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模式是土木结构，数千年来一脉相承。西风东渐，使中国建筑的技术、结构发生了“革命”。1865年，清政府洋务派在南京设金陵机器局与上海江南制造局，在当时而言，规模较大，1867年在天津有军火总汇（天津机器局），规模也较大，这些工业类建筑群，一般占地在300至400亩。由于这是早期的生产类工业建筑，仍沿用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而在所谓外资兴办的工厂、洋行等建筑中，已引进西式的砖木混合结构。如早在1866年所建的福州船政局“占地600亩，除各工厂、储藏所、煤栈、砖灰窑等共用地三分之一外，其他还有学校、兵营、戏院、大臣衙门、宿舍，以及外国技术人员的住宅等区域、厂区内建有铁厂、水缸厂、轮机厂、铸铁厂、钟表厂、打铁厂、转铝厂等车间，小者几百平方米，大者二千余平方米，均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平房形式。规模巨大的汉阳铁厂，创建于1890年，全厂共有六个大厂（炼钢厂、钢轨厂、熟铁厂等），四个小厂，炼炉两座，其机器，厂房工料全部从英国、比利时订购，‘烟囱高大过于大别山顶；屋做洋式，囱用铁铸’，除主厂房之外，都是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235页）。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已有钢结构的采用，据考证，中国近现代的第一座铁（钢）结构建筑，是1863年建于上海的自来火房炭化炉房，这是由英国人经营的工厂。由中国人所经营的最早的铁（钢）结构建筑，是汉阳铁厂与湖北枪炮厂，这已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二十世纪之初，在青岛四方机车修理厂的厂房上最早出现全钢结构技术，接着这种建筑技术开始普及，并且钢桁架跨度不断增大。

进而便是建筑材料与技术上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的应用，英国人于1883年在上海所建的上海自来水厂最早使用水泥与混凝土。1911年上海日华纱厂最早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锯齿型屋顶，放弃了中国原先的砖瓦结构与大屋顶形制：1920年上海振泰纱厂摇纱间初次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在1921年在上海电车公司汇山路停车场建筑上，最早出现钢筋拱形屋架等等，这一切都是材料、技术与结构的革新。

其五，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各种类型的建筑竞相发展，它们一般都接受西方近现代建筑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打上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烙印。

从类型上看，政治类、生产类、交通类、居住类、商贸类、文化类等建筑应有尽有，其形制都较过去有改观与发展。并在对西方近现代建筑文化痛苦的“半推半就”中使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改变面貌。据《中国建筑史》所言，当时北京的建筑文化，也多少受到西风的冲击。北京近代旧式商业类建筑，在历史演变之中接受了西风的濡染。以“洋式”装修门面。如卖洋货的商店，普遍扩展商店的主入口，采用玻璃这种明亮的新材料开设橱窗，突出商业类建筑的炫耀性与招徕性。当时的工匠们以北京颐和园之西洋楼为模本，在原先中式建筑的门面上装修以“洋式”的建筑“语汇”。或者以砖砌成圆券、椭圆券或平券，券旁做柱墩，墩上作几排横线脚，顶上以狮子、花篮等作装饰；或者将正面山墙或女儿墙做成半圆或其它复杂形式，上雕繁琐花纹；或者店门前架立铁架天棚，作两坡顶或弧形顶，天棚前筑铁花栏栅；或者在店铺正立面另筑高墙，做假窗，冒充楼房。这就好比本为中国女子，却一定要生硬地进行西式美容那样，并不雅观。这是中西建筑文化碰撞之初的比较普遍的建筑文化现象。这虽然没有使中西建筑文化在新的历史水平上达到融合，但毕竟是趋向于融合的第一步。

接着，在中国旧式建筑基础上，为了适应商贸与服务之需要，比如北京的百货在、酒肆、澡堂等，进行拓展营业空间的努力。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在四合院、三合院的庭院（天井）之上加建钢架天棚，这样庭院变成室内空间，这是对中国传统庭院文化的扬弃，如北京前门外谦祥益绸缎庄就是如此。这说明，西风已经进一步深入了。与此相仿的，是变露天的街道为用于商贸活动的内部空间，北京东安市场就是如此，它占地22000平方米，建于1913年，集商贩六百户，天南地北，九流三教，成为繁荣的市场。这种西风东渐之后出现的市场，后来发展到南京、青岛、太原等地，其形制基本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