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明清：百川归海

明清，中国封建社会、封建文化之发展后期阶段。明（1368－1644）、清（1616－1911）历时近五个半世纪，它在建筑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个百川归海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甚而是痛苦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历史时期，首先在经济上，明初与清初，都有一个经济复苏的时期。明中叶开始，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母体之中，艰难地产生了中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敲响了，即使不是清末西方列强的侵入，这个老大的东方封建帝国也将寿终正寝。在明代、自由农与中小地主力量增强了，屯田制进一步遭到破坏，向私有化和民田化发展。出现了自由租佃关系，这是封建租佃关系的一种进化形式，农民对土地、对大地主的经济与人身的依附性开始削弱，农业经济的发展促使一部分农民流入城市，成为新的市民力量，这加强了城市的建设与手工作坊的扩展，城市作坊的生产规模扩大了。比如在明代，据史籍记载，有的冶铁炉高达明制一丈七、八尺，底径三丈五尺；有的纺织作坊已能容纳若干个高、宽、长各5米的纺织机械。但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封建统治的严重桎梏。而且在明末、清末，都因战争连年而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清代虽有“康乾盛世”，然时日不长。其次在军事上，尤其在清末，遭到西方“船坚炮利”之猛烈轰击，一系列空前的丧权辱国之条约与割地赔款，使中国朝野处于屈辱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是更加严重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另一方面是被轰开国门、被迫忍受外敌的蹂躏。在文化上，明代理学兴盛，这种新儒学的盛行，最终落到三钢五常的严格规范，使思想进一步僵化；清代对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高压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培养一大批忠于朝廷的文人官僚；另一方面严酷的文字狱，将大批书生赶进了故纸堆，从而刺激朴学的隆兴。

所以，如果说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它充满了理想之憧憬，那么，汉唐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成熟期，它的青春活力具有意气风发的品格；如果说汉唐文化有一种大开大合的磅礴气概，是璀璨繁丽、包举宇内的黄金时代，那么，宋元文化则烂熟已极，衰颓之势已经到来，它有中年人般的明澈与“老僧”那样之沉静内倾；如果说宋元之世“老”境渐至，那么到明清尤其到了清代，则中国古代文化的迟暮之期终于来临了。

明清是一个充满了危机的时代，特别到清末，外优内患交叠，老大东方帝国终于在民族与阶级之剧烈的冲突中遭到了覆灭。然而，明清又是一个潜伏着昂扬之生机的时代。虽然中国一贯海禁酷严，而明以至于清，无论在经济、文化上与海外尤其西方国家的交往日渐频繁起来。早在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之东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东方之中华已不是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幻梦，而是真切的眼前之现实；“很早以前，一个遥远的国家有一座迷人的城市，那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庄严的庙宇，华丽的牌楼，优美恬静的园林以及由成千上万座灰色瓦房组成的幽静的四合院，是一个神秘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这是《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说的话。十五世纪有利马窦等西洋人士来华，而此后西洋传教士等的东渐更是不可胜数，他们带来的，不是旧日印度的佛教，而是具有资本主义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包括技术器物等的近代文明，不管东方的中国人愿意不愿意，这个社会及其文化的内在机制已经在开始变化。明代有郑和七下西洋，而清代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出洋接纳西方文化的机会已越来越多，无论如何，中华民族的近现代文化意识正在觉醒之中，尽管这一觉醒是缓慢而充满痛苦冲突的。明人的沉暮内向之文化意绪为儒学之遗韵，“八股”文作法曾经禁锢了文人的头脑、复古与拟古之风也曾回响于一时，但也产生了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越礼意识。李贽的《焚书》、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对封建文化观念的一定程度上的叛逆。而西洋耶稣传教士来华，使西学得以流播，故清代初期曾经经历过一个短暂的鼎盛的多民族文化之融和期。西学与汉学之冲突调和，造成了艺术文化的大规模总结。

所有这一切，均对中国建筑文化在明清百川归海式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文化背景。

一、时代的雄浑交响

明清建筑文化作为这一时代的雄浑交响，具有三大特点。一是重新崇尚巨大的建筑尺度；二是各类建筑文化发育齐备；三是各民族的建筑文化共同辉煌于中华。

（一）重新崇尚巨大的建筑尺度

中国建筑文化史上对巨大尺度建筑形象的钟爱与推崇，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一在秦汉，如秦之始皇陵；二在隋唐，如唐之长安；三在明清，则以北京故宫为代表。

明清北京故宫之建造，是在元之大都基础上进行的。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于大都，这是自唐长安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大都位于华北平原之北端，西北、北以崇山峻岭为屏，西部、南部有永定河流贯其间，东为渤海湾、东北有山海关，在风水文化观念上，古人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皇家之都地，它坐北朝南，背后山体如屏似卫，右侧与前面有活水之流渐，颇具生气，而华北平原在南，似元大都的“前院”或曰“前庭”，“视野”十分开阔。

元大都的总体规划虽出于刘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之手，但他们秉承汉制，种种制度都遵“汉法”。大都城具有大致的方形平面，南北长7.4公里，东西宽6.65公里，合总面积49.21平方公里。门制比较整齐严肃，南、东、西各设三门，北为二门。城外设护城河，以备防卫。主要街衢呈纵横交错之势、依然设坊，但这种坊制，仅为行政管理单位，与汉、唐长安的封闭式里坊不同。凡设六十坊，每坊内都可能包括民居、商店、作坊、衙署或寺观，是比较自由的一种坊制。设这种坊，说明元代在理学条理思想影响下政治观念的严明，但采取比较自由的方式又说明元蒙统治者对汉制传统也有“越轨不尊”之处。元大都中的宫殿尺度也比较大。其皇城有三组宫殿，宫城遵循中轴线布局，设于其南端。皇城两侧即东西有太庙（祖庙）和社稷坛，符合《考工记》“左祖右社”制。

明初定都建康（南京），1403年明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迁都于元大都，是谓北京，在元大都基础上加以重建与扩建。

北京城的平面规模为外城——内城——白城——宫城制。其尺度之巨，亦颇可观。

外城：东西7.95公里，南北3.10公里，总面积24.645平方公里。

内城：东西6.65公里，南北5.35公里，总面积35.5775平方公里。

皇城：东西2.5公里，南北2.75公里，总面积6.875平方公里。

宫城：东西0.96公里，南北0.76公里，总面积0.7296平方公里。

由此看来，整个北京城，自明代嘉靖三十二年起，其平面总规模，为24.645+35.5775＝60.2225（平方公里）。

这在十五、六世纪的世界著名大城中，是最巨大的城市。

明清北京是一个在文化观念与审美尺度上尚大的大城，直至今天，它在不少方面都是“世界之最”。

除了前述北京城域范围为当时第一个“世界之最”之外，故宫是现存世界最大的宫殿群，它占地面积72.9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现存15.5万平方米。

故宫中的正殿金銮殿，即太和殿，为国内面阔最大的木构建筑，也是世界面阔最大的木构建筑。

明清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空地、即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它东西宽370至500米，南北长865米，占地约40公顷。

明清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即天坛，占地约273公顷。

世界上造景最丰富、建筑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亦在北京，其全园面积约为290公顷，有世上最长的长廊，库藏珍贵文物近四万件。北京圆明园，更被誉为“万园之园”、“东方的夏宫”，是建于清雍、乾之世曾经有过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

北京还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埋葬封建帝王最多的墓葬群——十三陵的所在地。它的石牌坊是中国现在也是世界上体量最巨大的石雕牌坊。长度之脅恩殿，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地面陵寝建筑。脅恩殿有内柱三十二根、外柱三十根，柱数之多，世界罕见。其中间四柱，柱径达到1.17米，高度为12米，为整根香楠木制成，为“世界之最”

同时，北京还有一座世界上石刻经版收藏量最大的寺庙——云居寺，现共收藏完整的石刻经版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总计约一千七百万字。

最后，世界上自古至今最长的防御性城墙是中国的万里长城，经历代修筑之总长度，达5万公里之上，现保存较完整的明长城段长达7000余公里，而属于北京地哉的长城段全长亦达到624公里。

如此伟大的建筑工程集中地出现于明清之际、屹立于中华大地、尤其集中在都城北京，不是没有文化原因的。这说明，这些伟大建筑的规划者、设计者在建造它们时，内心已具有一个恢宏的文化尺度。考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建筑文化一向有尚大之传统，秦构、汉筑、唐制，都是非常大尺度的。这种历史的文化心理影响，培养了明清统治者尚大的建筑文化心理结构。尚大是尊祖宗之遗制。

（2）文化意识上建筑象征宇宙之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建筑文化观念中很重视建筑的精神意义，是其伟大的宇宙观，在文化观念上促成了如此伟大建筑文化的诞生。

（3）最高统治者即明清封建帝王意志、力量的体现，由于封建帝王执着于追求建筑文化的巨大尺度，才能如此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人力与技术力量，建筑如此绝无仅有的建筑物。这是封建帝王的好大喜功使然。

（4）强烈、严厉之封建伦理观念的表现。明之理学发展到后期，封建政治伦理更为整肃、严厉、刻板，帝王至高无上的威权达到了“准神”的程度，所以，这些“世界之最”的明清建筑现象，是政治伦理观念上封建帝王绝对权威的化身。

（5）明清虽为中国文化史的后期阶段，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沉衰的文化性格，这是就其整体而言的。而就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某一阶段来看，也有“中兴”之时，巨大建筑文化现象的出现，正是明清历史之某阶段经济、文化有所复苏的产物。

总之，明清之时，中国建筑文化史上重新崇尚巨大建筑尺度者并非偶然。

（二）各类建筑发育齐备

中国建筑文化发展到明清，各类、各门的建筑已是发育齐备，它们共同奏响了这一时代雄浑的乐章。

1．居住类建筑的圆熟

自从中国人发明最原始的穴居与巢居，居住类建筑就是漫长之建筑文化史常恒不变的主题，否则天下之无数芸芸众生居于何处呢？所以，从史前、先秦到明清，居住类建筑是每一时代、每一地域、每一民族最普遍、最基本的建筑门类。然而，明清时期居住类建筑，应当说发展到了顶峰。且不说其数量尤其之众多，而在技术、艺术上亦是颇为高超的。

典型的明清居住类建筑，是北京的四合院，这是中国北方所常见的民居形制。

四合院的造型与结构已经进入“圆熟”程度。一般房屋为抬梁式木构、其外围砌为厚实的砖墙，屋顶以硬山者为多见，次要房间筑为单庇顶或平顶，由于地处北方，防寒保暖为第一需求，故四周墙体与屋顶都较厚重，这使得四合院的形式外观有稳重、平实之美感。中庭可设水井，常以方砖铺地、室内设炕取暖。室内空间以罩、槅扇、门、博古架之类按使用功能进行划分，顶棚装纸，有美观的装饰。一般四合院为青灰色墙面与屋顶，贵族门户时采朱红或金黄色、覆琉璃瓦。四合院有“冬暖夏凉”之优点，唯采光不足，好在有中庭作为共用空间稍作弥补。在文化审美上，四合院具有东方古代浓厚的“家”的气氛，内向而崇中，伦理内容亦颇丰富。

另外，还有生产类建筑的大量建造。生产类建筑是从原始居住类建筑中分化出来的。原始狩猎者住在穴洞中，这是他的居住空间，原先除了自身，家徒四壁。后来打的猎物渐多，一时吃不完就存放在“家”中，这便是生产类建筑仓库的起源；活的野兽圈养在“家”，这便是生产类建筑饲养场的起源。明清时期，随着冶炼、制陶、制铁等业的发展，各类手工作坊应运而生。

2．宫殿、陵寝和坛庙建筑的空前发展

宫殿、陵寝与坛庙等，是明清成就最大的建筑门类。

比如北京故宫，诞生于明代初年不是没有历史原因的，它首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强化的产物。虽然其宫殿群体，在面积、占地、规范上尚小于汉唐宫殿，虽然是仿南京明初宫殿而建造的，实际上却综合了我国历代宫殿之长，特别是受到了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影响。元大内在中轴线上主要有两组建筑，前为大明殿一组，后为延春阁一组，都是工字殿，两组之间隔着东西通道。明清故宫前三殿、后三宫都建在工字形台子上，实际就是两座把穿堂处断开另加建小殿的工字殿，乾清门前横长广场即相当于东西通道，很明显是受到大明殿和延春阁间东西横街的影响。但明清故宫为了附会古代天子“三朝五门”之说，又在午门前加端门、天an门、大明门，与太和门一起凑成五门，又以前三殿为三朝，加强了宫前的纵深布置，这是元宫所没有的。

同时，北京故宫在空间布局与技术处理已是超越了前代。它具有布局紧凑有序、空间序列在严整中求丰富多变以及用材精良、工艺精巧的特点。仅以瓦技而言，元及元之前的重要宫殿已复以琉璃瓦，其色彩虽较灰瓦为美观，毕竟工艺较粗疏，其色不甚醒目。明代始，整个故宫均复以黄色琉璃瓦，全宫有金碧辉煌之感，极为壮丽。在用材上，明代宫殿以质地优良的楠木建造，其材来自湖广、川贵边陲，一路运输，民工们吃尽千辛万苦，费时旷日，无可比拟。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在明嘉靖年间曾经重修，它的用以铺筑御路、雕以龙饰的巨石来自北京房山，巨石“移出矿坑即需工万人以上，又用民工二万人造旱船拖运，每一里掘一井以浇旱船，二十天始运抵北京，用银十一万两。仅此一事可以想见建造它所耗的劳力之大”（《北京古建筑》，第18页）。而此时台基形制亦已发育成熟。

就陵寝、坛庙而言，现存中国古代陵寝建筑之地面部分，其辉煌程度，没有能超过明之十三陵的了，因为这个问题在第三编还将详细论述，这里暂且从略。而这陵体一项就有创造性。我们知道，北宋之前，中国古代之皇陵、平面基本上为方形，故称“方上”，北来之后到明代初年，朱元璋加以“革新”，改方形而为圆形，故明代之陵丘凡地位高贵者，其平面均为圆形。然而发展到清代，陵丘平面又演变为前方后圆即南方北圆形，将陵丘的方、圆加以综合，综合地象征了“天圆地方”文化观念。十三陵之长陵堪作代表。（见下图）

从坛庙建筑门类来看，明清的坛庙建造成就远远超过前代。北京天坛是其代表。坛庙之建造文化观念起自对天地的崇拜，远古祭天有燎柴以祭的传统，那时还没有建筑。后来建坛以祭，这便是圜丘的起源。汉代已有圜丘之建，“在长安治内四里，居德坊东南隅。”（《长安志》引《括地志》）《水经注·渭水》与《三辅黄图》云：“汉圜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汉放圜丘。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规模都较小。汉代有天地郊祭制度，《三辅黄图》云，“天郊，在长安城南。地郊，在长安城北。所属掌治坛木单郊宫岁时供张，以奉郑祀。武帝定郊祀之事，祀太乙于甘泉圜丘，取象天形，就阳位也。至成帝徙泰畴后立于京师，始祀上帝于长安南郊，祀后土于长安北郊。”陈直校注：根据《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乃者徙泰畴，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天郊在长安城南，地郊在长安城北，与颜师古注文并同。然当时天地坛的规模均较小。

发展到明代，便有宏大天坛建筑之建造。这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天地同祭制度而建造的。这是农业文化的产物，改天地同祭而独祭于天，是时代发展到明清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在中国古人的文化观念中崇天甚于亲地之故。但祭天并不排斥亲地，故天坛坛墙之平面为南方北圆形，象征中国自古以来的“天圆地方”观念。

天坛的建筑文化成就，表现在圜丘结构的“阳九”模数制。其次，圜丘不设屋顶，坛面圆平，象征以自然之天穹为顶，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比较罕见，构思极佳。又次，天坛总体布局的特点是在广阔的平面上只布置很少建筑物，其博大的美感超过故宫宫殿建筑群。故宫之博大，是在人渐渐行进中观照领悟到的，而天坛呢，可以一目了然，极目天宇，壮伟而崇高。并且轴线鲜明而强烈，形制浑朴而简洁、色彩庄重而辉煌，在大批没有建筑物的空地上，被浓郁、虬劲而茂密的古柏之林所覆盖，古柏森森、皇家气象。而祈年殿等建筑物高出林表，有与天相接之美感。祈年殿的结构与藻井等，也具有高度的建筑文化价值。

3．园林建筑的收获季节

明清是中国园林文化的成熟期，无论皇家园林，还是私家文人园林，都处于灿烂辉煌的“收获季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园林建筑是圆明园和颐和园。

被毁于1860年英法侵略战火的圆明园，经过清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近百余年的大事修造，成为中国造园史上的杰作，它是清代所谓“乾嘉盛世”皇家园林文化也是中国园林文化的高峰与终结。

圆明园是一座大型皇家园林，既是皇家避暑、游憩胜地，也是较长时间在这里的理政、居住之处，故于园林前部建有“外朝”、“内寝”的宫廷区，既不同于大内御苑，也不同于一般的行宫与赐园，是一种兼备“园苑”和“宫廷”双重功能的皇家园林，可称为“离宫型皇家园林”。该园位于北京西郊海淀附近，为环绕福海的圆明、绮春、长春三园之总称。周长10余公里，堆山理水、遍植奇花异木，罗列国内外胜景四十余处，有建筑群一百四十五处，其中胜致，难以遍览，其艺术文化价值之高，冠绝当时，被称为“万园之园”。

圆明园是道、儒、释三家文化的融和总汇。既为园林文化，必有回归自然、避弃尘俗、寄情山水、作“逍遥游”的一面，这在文化性格上则无疑是属于“道”的；但圆明园又是属于皇家的，具有尤其浓烈的儒家入世精神，这一点，仅从该园园林建筑景物之命名亦可见得很清楚。如“正大光明”、“勤政亲贤”等处，显明的皇家本色，又如“保合大和”，典出于《易传》。《易》为儒家奉作经典，后世不断对其解读，浸透了儒学精神。同时，在圆明园文化中，也渗透着佛教文化因素。别的不说，在圆明园之长春园区域中，设有法慧寺一处胜景，其中包括法慧寺、福佑大千、法光无量与多宝琉璃塔等多处佛教景物。而“圆明”一词，典出于佛教。“圆”者，有圆心、圆仁、圆合、圆光、圆佛、圆妙、圆成、圆空、圆果、圆相、圆海、圆悟、圆通、圆寂之意；“明”者，放大光明之意，指佛教的涅槃智慧。“圆明”是一个渗融着中华传统文化意识的佛之智慧境界。所以应当说，圆明园这一园林建筑文化，实际是道、儒、释三学的总汇。

圆明园早已被毁，只剩下若干遗迹寂寞地在西风残照中诉说着它那悲壮的历史。而现存的北京颐和园，同样是一座建于清代的皇家园林。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郊约10公里处，全园面积约为3.4平方公里（圆明园全园面积约为8平方公里）。其中北部为山地，占全园面积三分之一，海拔约为60米，自乾隆十五年（1702）大规模建造园林建筑于山地之上，称为万寿山，南部为湖区，称昆明湖，全园是一种山水格局。光绪帝“执政”中叶，慈禧那拉氏挪用海军建设费用2000万两银子修复此园，于公元1888年光绪十四年完成，更原名清漪园为颐和园。

该园的文化形制与观念类似于圆明园，大凡由四部分构成。（1）万寿山东部区域。由东宫门、仁寿殿等所构成的离宫型建筑，具有宫殿气质，而体量缩小，不施琉璃瓦，庭院花木扶疏，居住气息比较浓郁。（2）万寿山前山区域。以排云殿和佛香阁为中心，构成十数小型建筑群，体量比较巨大。佛香阁原址建有佛塔，高九层，现存佛香阁为八角四层之建筑。排云殿给人以气宇轩昂之感，它与佛香阁共同标示出万寿山园景的轴线，成为前山大小建筑群的注意中心。万寿山下有“天下第一”长廊和连绵不尽的白石栏杆，更加强了全部建筑群的统一性。（3）万寿山后山、后湖区域。其后山的主题建筑是一组喇嘛庙，花树繁丽，环境幽清。后湖溪水曲致，设计中原先的溪流中段两岸有苏州式临水街道，颇具江南风情。（4）昆明湖南湖，西湖区域，主要以大片水面取胜，水中设岛屿，上建有不同风味的房舍，以十七孔桥与龙王庙岛控制湖面格局。湖西的长堤上建桥六座，形制丰富，有“拂堤杨柳醉春烟”之美，宛若水乡江南。

综观颐和园全景，其实也是一个道、儒、释三学相融合的美之园林，所不同于圆明园的，由于慈禧更为佞佛，故颐和园的佛教意味更重些。

明清尤其清代，皇家园林文化很发达。与此相媲美的，是南地私家文人园林文化的崛起。明清是文人园林文化的高峰。此时，中华大地尤其在南方究竟建造过多少文人园，不能确指。其中著名的，有苏州园林，扬州园林、杭嘉园林、金陵园林以及上海园林等。仅苏州一地，从明嘉靖至清乾隆之间，大小官宦、地主、商人（其中许多兼为文人）竞相造园，成一时风尚，炽然三百年之久。太平天国以后，一批封建官僚、文人又来苏州大造第宅园林，使造园之风，又呈一次高潮。以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怡园、耦园、环秀山庄与畅园等为苏州园林的代表之作。上海豫园以及上海郊外的嘉定古漪园等，亦闻名于时。明清两代的文人学子，多雅好园事，不少文坛风流党为园林作“记”，以抒寄情怀。如明代文征明曾为王献臣所筑之拙政园与江苏宜兴玉女潭山居作“记”，一时传为美谈；明代潘允端自四川右布政使任上解官归隐，在上海城隍庙筑豫园，有“构以娱亲”之意，自撰《豫园记》；明代文人王世贞亦为江苏无锡之安氏西林与弇山园作园记，王世贞雅好游园之举，还有《游金陵诸园记》与《灵洞山房记》传世；清代著名文人叶燮作《涉园记》、袁枚作《随园记》以及钱大昕作《网师园记》等，均以史笔与诗墨记述当时的造园盛事、艺术特色与文化意蕴。

这种私家园林的“文人”性格是显然的，这些园林，一般占地不大，大者不过数十亩，小者仅一亩半亩，但其建造文化观念，却在象征“壶中天地”，象征宇宙，有以小见大、从有限见无限之性格。同时，在私家文人园中，自也渗融着一定的儒、释思想，即具有或曰沾溉了一定的入世与弃世、厌世精神，但其最根本的文化气质，则是属于“道”的。“道”尚无为，有出世之思，筑园以事“逍遥”，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是其第一要旨。为此，江南私家文人园林的面积、房舍、叠山理水、种树植草的文化尺度均比较趋于小型化，具有空间组接多变、主题突出、浑然一体、曲致为上、自然朴素、优美幽静的特点。

正因为明清造园实践具空前之势，早在明末，有造园大家计成（计无否）撰《园冶》一书，总结了明之前的中国造园文化实践，又以系统、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造园理论，指导了清代的造园实践。

计成生于明万历十年，即1582年，这是以其《园冶》一书之自撰跋语推算出来的。

计成是当时造园大家，其所造园，现见于古籍记载着，大凡有三。即常州吴玄东第园、仪证汪土衡寤园、扬州郑元勋影园。据记载，计成还曾在镇江等地为他人叠过一些石壁，据阮大铖《冶叙》云，曾请计成“资营拳勺”，以便自己“读书鼓琴其中”，看来这是一次小型的园林之叠山理水之举。

《园冶》原名《园牧》，全书中心思想，可以计成自己在《园冶》所说的八个字来概括：“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林文化是人工的创造，但要达到回归于自然（天开）的境界。这十分精辟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本质。中国古代园林文化包括其中的建筑部分，一则以自然为本；二则将其融渗于人工造筑的山水、花木之中，以此创造深邃的意境。中国园林中的一切，包括叠山理水、绿化筑路以及建筑之修造，均应以自然为本。如叠山

一艺，计成曰：“最忌居中，更宜散漫。”我们知道，在中国宫殿、陵寝、民居等建筑样式中，“居中”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它们一般都有明确的中轴线，此乃“居中”也。而造园却“最忌居中”，这是计成的高论。这是中国园林文化一定程度上冲破儒家规范、反对“居中”，入于自然曲韵、向往山水自然的美学表现，是自由文化心态的表现、又如空间布局，以曲为上，处处追求曲折幽深，计成说，“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这是指观赏路线，游廊的造型也是“宜曲宜长则胜”。所以，中国园林文化所追求的自然，不是本来面目的自然，而是经过人工艺术地改造过了的自然，但这改造又以不破坏自然原朴的神韵为上。为此目的，计成还具体探讨了许多造园手法，如“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就是一例。这里，“因”者，依凭也，即造园不能凭空幻构，须以地基、建造材料与建造之总体构思为凭，从实际出发。计成说，“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所谓‘精而合宜’者也。”凡此一切，都在为求达到“宛自天开”的境界。而整部《园冶》，从其文化观念与文化兴味上分析，实际上是围绕着“幽”、“雅”、“闲”三个字做文章，表现出很高的园林理论的造诣，而全书所集中体现的，是道家文化观。

4．长城建筑的完成与完善

在明代，长城建筑达到它的辉煌发展时期。明长城全长约11300华里，分属九镇。明长城与秦汉长城相比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形制巨大。秦长城全长6000余华里（据《史记·蒙恬列传》），明长城比它长近一半，这还不包括长城复线在内。

二是材料与技术提高。秦汉长城一般以土版筑或土墼，现存临氵兆秦长城即版筑而成，玉门关一带之汉长城以沙砾石、红柳或芦苇建成，山地、溪谷一般以木石建筑，其所遵循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原则，而垒石之墙体具有明显收分。明长城的取材仍然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长城之墙体，一般有条石墙、块石墙、砖墙与夯土墙。特殊地域劈山崖建雉堞为墙，在辽东地区有木板墙及柳条墙，因为那里盛产木材与柳条，在黄河突口处冬季以冰为墙（当然是临时性的）。而从全长城来看，以夯土墙与砖石混构墙为多见。北京八达岭长城段，以砖石为材，在堆垒技术上，仍见明显收分。由此可见，从秦汉到明代，在长城的用材与技术上，是有所进步的。而进步最明显的，是修筑了更多的敌台，重要地段每隔30至100米便建一座，有实心与空心两种形制。前者仅供在顶部瞭望出击之用；后者则其下层用来掩体、住人，上部供瞭望出击或射击用。明代战争中已有火器之使用。具有内部空间的敌台，是明代长城建筑的新创造。明代长城还建有烽火台，为战事报警之设施。它是一种墩台建筑，居高临下，相距可在1.5公里之内。每逢军情紧急，白天点柴焚烟，晚间靠举明火传递信号。明长城关隘段的建造尤其坚固，往往纵深建造城墙多层，固若金汤。如雁门关建于两山之间，多重城墙阻隔，据明代《嘉靖三关志》，原设三道大石墙、二十五道小石墙，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三是文化意蕴的深化。长城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实用性建筑，无论秦汉还是明代长城，都具有这一基本的文化属性。但明长城比秦汉之长城，用材比较精良，做工比较考究，形体比较巨硕，设施比较齐备，这在基本方面，进一步完善了长城的实用性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其文化意蕴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如北京八达岭长城段建造得十分雄伟，这固然为防御之需，也是审美的需要。这里，砖艺水平较高，长城之造型显得十分巍峨壮丽，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脊梁，它在群山峻岭中逶迤无尽，极目天外，由于总是沿山峰、山脊而造就，清晰地勾勒出山脉的走向，是人的伟大力量飞越群山所留下的巨大的轨迹，显得无比雄奇而险峻。

（三）各民族的建筑文化共同辉煌于中华

明代中叶，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文化萌芽开始滋长，同时，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欧洲耶稣教异质文化东渐，从而揭开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五、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已臻成熟，与此同时，经过马丁·路德改革的新教，通过传教士向南美、非洲与亚洲传布影响。明嘉靖三十年（1552），欧洲耶稣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来到中国广东，接着，明万历十一年（1583），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再次进入广东肇庆，接着，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国门，这批以利玛窦为最大影响的西方传教土，到处结交中国皇室人员或地方权要，在生活与文化观念上尽可能适应中国习俗，将天文、地理、历算、哲学、艺术、技术等大量西学输入中国，成为两汉之际佛学东渐之后的第二次异质文化对东方的冲击。这一冲击一直延续到明末。这虽然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抗拒，也多少影响与革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性质与风貌，出现了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与方以智这样的文化大家，他们的学识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当时西学的影响。清代有汉满文化的冲突与调和，有各宗教的张扬与互补，比如喇嘛教在此时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角色。康乾盛世，朝廷任用西方传教士，使中西文化在彼此推推就就中进行着艰难的历史抉择。

正因如此，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增加了一些西方异质文化的“语汇”。如在已毁的北京圆明园中，曾有属于长春园区域的西洋楼区，是清代中国建筑文化受到西洋文化影响的有力佐证。

这是西方建筑文化首次进入中国皇家建筑领域。据已故的著名建筑学家童隽考据，大约两百年前，法国传教士晁俊秀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从北京函告当时巴黎图书馆印刷部主任，说已绘制园图二十幅并刻为铜版，指的就是圆明园西洋楼区的这一批西洋风格为基调的建筑。这批铜版图所示西洋楼设计为郎世宁所绘，其建筑风格为法国洛可可式，该建筑群的文化主题是西洋大水法的运用，建造年代始于清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乾隆帝颇欣赏欧洲文化，乾隆十二年，当其偶见西洋画的喷泉形象时，因喜爱即问郎世宁谁可仿制，郎氏即推荐传教士蒋友仁，于是乾隆便命其在长春园督造西洋大水法。（参见《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下同）

大水法即西洋喷泉是西方古代重要的建筑及园林景观，它以动水的向上喷涌与倏而溅落，表现了西方人好动、外向与欢愉的文化情调，始见于希腊罗马时期，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七世纪达于极盛。中国古代建筑与园林之文化景观中，也时常采用“水”这一文化题材与主题，只是以静水为主，表现出东方古代的含蓄、明澈与内向。故西洋楼区大水法的采用，是西方古代建筑文化与园林文化东渐的重要标志。在圆明园之西洋楼区，有最早的西洋楼，被命名为“谐奇趣”，建造于乾隆十二年。楼设三层，从南面左右两侧曲廊伸建六角楼厅，为演奏蒙、回、西域音乐之所在。楼之南北，均建水池与喷泉。乾隆二十五年，又造西洋楼“方外观”于圆明园之中，此观之贴面以大理石为材，加刻回纹装饰。又造“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集全园水法之精华。海晏堂为全园最大的西洋楼，但主立面向西而不是通常中国传统建筑的“向南”，足见异国风味、主立面为两层十一间，门设于立面之“中”，这又是中国式的。门外平台左右对称布置以弧形石阶及水扶梯扶手墙，阶下设有水池，水池两侧设铜铸喷水动物，共十二种，以象征中华传统的地支“十二属”与一日二十四小时十二时辰，此可谓“中西合璧”。海晏堂以东还有石龛式“大水法”，大水法正北，有筑于台基之上的远瀛观。此观之大平台下面，设水库，以为水源。此由北京玉泉山水引入圆明园之东部的长春园。

从全园西洋楼区的平面布局看，虽设有中轴线，却是东西方向的，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南北纵向。童隽分析道：“全园总平面规划一反中国传统，突出地表现西方轴线对称特点，东西方向的主轴长800米，和主轴垂直的有南北向三条次轴。从最西开始，由‘谐奇趣’与‘花园门’组成第一条次轴，再和靠西墙的‘蓄水楼’面对‘养雀笼’构成四合院。第二条次轴由北面的‘方外观’对南面的‘竹亭’，再与东西相对的‘海晏堂’和‘养雀笼’东西构成又一四合院。再东，坐南的‘观水法’宝座加靠壁，北对‘大水法’、‘远瀛观’、与西面的‘海晏堂’和东面的‘线法山门’组成最后的四合院。

‘线法山门’与‘线法山东门’之间的‘线法山’自成一院。再东是‘方河’，隔河望‘线法墙’，就到了主轴东尽端。主轴全部并不似西方庭园一眼望到底的直线，而是被建筑物有节奏地分作三段，就如北京故宫由前门到景山南北!公里多长的主轴，多次被宫门殿宇隔断，从而缩短视距。西洋楼建筑群同样地把一长条园景分成几个院落，避免拉丁庭园一望无际之感。”以上分析，十分清晰地说明，圆明园西洋楼区是一个以西为体、以中为用，亦西亦中的建筑群，是只有在清代吸纳某些西洋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出现的独特文化现象。

同样，该西洋楼全部用墙承重而非木构架，其平面布局，立面柱式、檐板、玻璃门、窗以及栏杆、扶手之类，全属西洋做法，但是屋顶形制，却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硬山，庑殿、卷棚与攒尖各式，用筒瓦、鳞瓦、花脊及鱼鸟宝瓶装饰，又不起翘，满眼是喷泉，而喷泉装制又有中国化的细部装饰，间以太湖石、竹亭等中国建筑文化“语汇”，这一切中西文化之因素，是多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与西洋民族建筑文化之间的结合。

汉民族建筑文化与其它一些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建筑文化，也有结合的一面。

明清时期，回族的礼拜寺与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同属伊斯兰教建筑文化系统。回族礼拜寺的平面轴线为东西向，大门位于东端，为的是使回教徒进寺后礼拜时面向麦加圣地。这种平面布局呈轴线两边平衡对称态势，具有汉族建筑平面对称之特征，只是轴线东西向了。这种礼拜寺，最富于回族特色者，莫过于礼拜殿内装饰，常以暗红色、棕色和金色的藤蔓卷草纹及阿拉伯文字构成奇丽的图案，殿宇神秘而深邃，而所渲染的宗教气氛显得低沉而凝重。不过，礼拜寺的前殿天花和斗栱、彩画又是汉族形制，由此可见汉、回建筑文化的交融。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在新疆形成了独特体系，其建筑结构有木柱密梁平顶和土坯（或穹隆顶）两种形式。在其发展道路上，也吸收了汉族建筑以及回、藏族建筑的某些“语汇”。如喀什市的阿巴伙加玛札生墓的外观造型，具有伊斯兰教特有的穹顶与栱门式样，而其窗棂花纹又显然受到了汉族花窗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