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宋元：清丽典雅

宋代，包括北宋（960－1127）与南宋（1127－1279）两个历史时期，历时三百一十九年。元代历史相对短促，自1206年建国，后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到1368年归于复亡，历时一百六十二年，而自其灭南宋统一中华算起，则仅为八十九年历史。在宋、元之际，还有辽、夏、金代的更迭。

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建筑文化，上承隋唐，下启明清，一般具有清丽典雅的文化风格。这一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建筑理论的成熟“季节”，具有以理学为哲学基础的理性精神。

一、宋元建筑的文化背景

宋代是国力相对衰弱的一个朝代，而元蒙统治中华则疆域拓展，具有咄咄逼人的一面。两者在文化品格与文化氛围上颇不相同，前者重内敛与阴柔，后者就汉地疆域而言，是又一次多民族的融合，所以元代之文化基调，有强健、开放的一面。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元蒙入主中原，用夏变夷，大力推行“汉法”，其文化机制仍染“宋调”，这在建筑文化上也体现出来，所以，这里试将宋、元放在一起来加以论述，分析宋、元建筑文化的共通性与不同点，而偏重于宋。

中国建筑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具有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与文化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发展到唐代，已成鼎盛之势。尤其到盛唐之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等，都显得灿烂而辉煌，就文化之中的技术与艺术而言，有极尽机巧、磅礴潇洒的阳刚之气。艺术之中李杜的诗，一个风流豪迈，一个沉雄悲壮；书艺中张旭、颜真卿的字，前者笔走龙蛇，后者恢宏博大，都体现了盛唐本色。

然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爆发于750年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文化从盛唐走向中唐，直至晚唐的一个无可选择的历史契机，也标志着封建文化开始转型，即从唐之英迈、雄放走向宋之内省、典丽。这个过程是逐渐到来而漫长的，它经过了中唐、晚唐、五代直至宋代，而臻于完成。胡应麟《诗薮》论唐之盛、中、晚诗风时这样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诗风的日益转变，标志着时风、社会心态与文化氛围的转变。这种转型在五代得到了继续。

到了宋代，中国建筑的文化土壤已有变更。

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异。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契机，传统均田制开始崩溃，庶族地主经济代替门阀地主经济，促进了小家经济的发展。权门对全国经济操纵、限制的相对减弱，使社会思想意识增添了另一种自由度。在教育上，打破了严厉的门阀贵族制度而具有某种有限的平民化倾向。科举制度比唐代多一点开放性，为布衣书生入仕提供了有限的机会。宋代帝王有亲自主持科考的习惯，把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所述，宋太祖就曾亲自规定：“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又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宋史·选举志》）不管这究竟实际执行得如何，多少体现了一些布衣寒士的愿望。宋代取士范围也有扩大，比如北宋末年一次科考取士达八百人，超过唐开元盛世二十九年取士总和。在学校教育上，宋代学校在学人数也超过唐代，而且放宽了入学子弟的门阀限制。如太学生，唐代规定须是出身于官五品以上家庭者，到宋代则规定“八品以上子弟庶人之俊异者”亦可入学。国子生在唐代须是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而宋代则“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同前）。宋代的文人书院曾繁荣于一时。据初步统计，宋代有书院近四百所，著名者为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等，讲学授徒，蔚为风气。

这种与经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文教活动，多少说明了宋代文化的一些平民化与“文”化趋势，而这，又是与全国市民阶层、商贸经济的兴起相一致的。

其次，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宋代直至元代，理学之风崛起。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与程颐为北宋理学五子，周为理学开山、邵擅象数、张主张一元之气论，二程洛学提倡“天理”，都从《周易》采撷灵感、学识，糅合道、释，自创新说。南宋朱熹将理学推向成熟，将儒、道、释关于宇宙与人生本源融于一“理”，将致和、正心、诚意、修身、治国纳为一“理”，理学既是人的思维哲学，也是实践理性；是礼治秩序的理性表述，也是穷理灭欲的人生准则。理学是唐代儒、道、释之学融合的哲学层次的深化，也是中国封建文人学子思想趋于僵化的开始；它一方面是社会思想文化的内省化、内圣化、深刻化，也使人的道理行为更为循规蹈矩。其思想感情已由唐代的热烈而渐渐变冷，从崇拜旭日而转为崇拜明月，从敢于面对喷薄之朝阳而转向遥望明寂之星空。这是一个重“理”，轻“欲”的时代。由于内敛的文化性格，时而禅悦之风掠过心头，显得宁静而沉虑。理学的严肃性自然使人的行为变得规范起来，礼制得到进一步强调，如《女教篇》这样规定，女子“勿出中门，勿窥穴隙，勿越墙垣”，男子若出堂前，女子只配垂帘而已。又规定“惟女之容，贵于和婉；坐立恭庆、步骤详缓；头容常直，目客常端”。管头管脚的事情多起来了。总之，宋人的思想行为讲求的是条理化，温文尔雅化，“女”性化。

再次，在国力、军事上，宋代实在是一个颇为软弱的朝代，虽然宋人的文化世界精致、沉静而细腻是一大优点，却是以失去唐人般的宏放与力量为沉重代价的。宋代时，北方游牧文化对中原与南地的农业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种进攻在表面上看来是落后文化形态对先进文化千丈的“倒算”，实际上，虽然造成了农业文明的一时的极大破坏，却由于元蒙统治者在统治政策上具有用夏变夷、吸纳“汉法”以自强的一面，在极其痛苦的民族冲突中，造成了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再度融合。在这种文化冲突过程中，昔日唐太宗那般“天可汗”的气魄与尊严已然一扫而空。如果说，宋初太祖对北方契丹族欲南下的“野心”尚能大喝一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那么，其后的宋代帝王，就往往忙于屈辱的赔款、割地，而对辽、夏、金的进击，朝、野时陷恐慌之境。在失地、亡国之际，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志士。外忧的阴影几乎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忧患意识在文人学子中油然萌生。这在全社会的文化氛围上打下了常常的烙印。因而就宋词而言，辛稼轩那般金戈铁马式的阳刚之咏几成绝响，到处是幽怨、苦愁、婉约的咏唱。李清照词颇具风骨，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豪迈，然而更多的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悲愁之作。柳永《喋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准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是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各愁，宝帘闲挂小银钩。”均体验到一种忧伤、深切而入骨的时代情感。在这种时代文化主观中，有一种“女性化”的倾向，细密而深邃，气魄却不大，阴柔这美代替了阳刚之美。

然而，宋代军事上的被征服，并不意味着中华农业文化被中华游牧文化所征服，而是以农业文化为主的、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和融合。无论契丹、女真还是党项羌族，都有被汉化的倾向。如辽代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特汉人”（《辽史·百官志》）的双轨统治体制。辽代统治者耶律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辽史·义宗耶律倍传〉）。金人亦尊崇儒文化，金熙宗曾于皇统元年二月，亲祭孔庙。元始祖忽必烈奉行“汉法”，他对中原文化采取容纳态度，在其身边迅速集结了大批儒生与著名的理学家，采纳德士徐世隆“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元史·徐世隆传》）的主张。在许衡“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意见影响下，忽必烈继承有宋一代汉制，在帝号、官制、太庙、社稷、郊祀、贡举、经理、家桑、钞法、五刑、五服等方面，都有汉化举措，这种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使宋代文化在元代得以沿袭与发展。这就造成了宋之理学在元代得到传承与发扬的局面。

同时，在宋元，科技水平也获得了发展。无论农业、数学、天文学还是医学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早在宋代，在战国之“司南”技术基础上发明了指南针，并被用于航海。用在建筑上便是风水的测定。宋人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为文化的书面传布提供了极有效的工具与方式。火药在宋代被用于战争，促进了中国冷武器文化向热武器文化的飞跃。这些科技文明传入欧洲，巨大的影响欧洲科学文明的进程，也对中国建筑文化造成影响。如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宋元的科技文明也同时表现在建筑文化中。

二、建筑文化“女性化”

似乎很难以一句话来概括宋元建筑文化的基本属性，但可以说，清丽典雅是其主要特色，建筑文化走向“女性化”。

（一）城市尺度

宋元时期，诸多城市都获得了发展。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南京（今洛阳）；南宋首都临安（今北京）以及手工业、商业都会扬州、平江（今苏州）、广州与泉州等，形成了群星璀璨的局面。

北宋首都东京，原是唐代之汴州，位于黄河中游平原、大运河交通之中枢，宋太祖建都于此。该城周长，为唐制20里许，称为内城。又有外城，周长为宋制48里许，为周显德所筑。（下图）太祖略筑城之东北一隅，仿洛阳营国制度修长大内宫殿。宋真宗时，因“都城之外，居民颇多”，“复置京新城外八厢”。宋神宗、徽宗再缮修外城，则城域又稍增广。（参见《宋史》）

据文献所记，北宋之东京为三重城制，此即外城、内城与宫城（大内），每重城墙之外均有护城壕渠环卫。今测得外城周长19公里，城墙每百步（约155米）有防御设施。其南为三门、另筑水门二，西设五门，北与东各为四门，其门制颇随意，不符《周礼·考工记》之制。每座城门上建城楼与敌楼。内城即唐汴州之处城，位于外城中部稍偏于西北，周长9公里，每页各设三门，符合“考工”之制，这里是部分宫殿以及衙署、寺观、贵族住宅以及商店、作坊之所在。宫城又位于内城之中部偏西北每面各设一门，凡四门。城之四角建角楼，南城墙有正门丹凤门（宣德楼）、设五门洞，其周长当更小。从这东京的面积、规模看，已难与唐都长安之广阔相比，长安面积84平方公里，有街衢宽至200米，最狭的也有50米，东京的主要街道都通向城门，一般也是较宽畅的，但决无200米之巨，相反，许多街路均较狭窄。如太宗年间，东京城内“比汉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宋会要》），这是商贸繁华之故。致使“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汴京遗迹志》），以至于迄北宋盛世，有“栋宇密接，略无空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宋会要》）之吧。可见其占地未广，有局促之感。

又如元大都，其规模不可谓不广，周长南北为7400米，东西为6650米，面积约50平方公里，但比起唐都长安，又相去甚远。这种城区的缩小，说明处于宋元时代的中国人，其文化心态与审美理想是，宁取造物之精致而少恋其广大。

这一点也同时表现在陵墓建筑上。以北宋从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到哲宗的永泰陵这八陵为例，它们就比较拥挤地集中在河南巩县洛河南岸的台地上，分布于相距不过10公里的范围内。宋陵的葬制大体沿袭唐风，但不同的是，宋陵规模一般较唐陵为小。这固然因为宋代帝王一般不在生前为自己修造陵墓，规定在驾崩七个月内即须下葬，因而从选择陵址、采石运料、到修建陵墓，时日短促，这限制了陵寝的规模。而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使然，宋室对外族常赔款求和，他们再怎么残酷盘剥老百姓，也囊中羞涩，也就拿不出更多的钱财来建造巨硕、豪华的冥府。以宋仁宗之永昭陵为代表，由鹊台到北神门，南北轴长551米，城墙为242米，陵台底部方56米，高13米，亦不算高巨，不能与唐太宗的因山为陵的巨大规模相比。南宋诸多帝陵的规模更为“寒酸”。由于心理上总感到偷安于临安，日后收复中原，还将回葬于中原大地，故其帝陵的兴建带有临时性质。如在绍兴一地兴建的陵墓，虽设有上下宫，而无神道之石像生，且将棺木藏于上宫献殿后部的龟头屋内，用石条密封，以待迁移，其规模更显狭小。

这自然不能一概而论，错以为宋元之所有建筑类型在尺度感上均小于隋唐及秦汉之制。但在宏观尺度上，比如城市、宫殿、陵寝之规制上，确有明显的尺度大为减缩的趋势，从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心态是值得注意的。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云“宋朝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朝小，无论组群与单位建筑都没有唐朝那种宏伟刚健的风格，但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在装修和装饰、色彩方面，灿烂的琉璃瓦和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效果。”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亦指出，“北宋宫殿布局不如唐代恢宏，因为它的宫城是在州级子城的基础上扩张而成，仅2.5公里周长，规模受到局限。它的轴线从宣德门只到主殿大庆殿为止，内廷不复保持对称格局，这些都是气局不大之处。”都城规模不大，必影响宫殿建筑群的规模。

（二）柔丽之风

隋唐及其以前，典型的都城平面为棋盘方格，力求严格对称，尤以唐都长安为显著，以造成四平八稳与坦荡广阔的平面态势，渗透着崇尚“地方”的文化观念，有阳刚雄健之美。长安的里坊制度亦颇严格，其里坊平面，亦是一个一个方块，这里道路纵横，充满了直线，直线传达出严谨的情趣与风韵。

然而到了北宋，这种情况正在渐渐发生变化。虽然从北宋东京的想象平面来看，其城仍作方形平面，其主要街道依然纵直，尤其南北向的大路，仍然是直挺挺的。但是，整个城区平面已经失去了棋盘方格之形，从南北向之大道看，有些已不能做到南北贯通，道与道之间的间距也参差不齐。至于东西向的街衢，就没有一条是贯通东西全城，也无一条是笔直的。这就是说，原先的棋盘方格制被打破了，糅入了曲线因素。这固然可能与东京的地形、地貌有关。而更重要的，人们的建城文化观念稍稍发生变化，即并不把都城的直线与方格作为必须执着追求的目标。建造观念开始出现松动，允许即使在首都的平面布置中引入曲柔因素。直为刚、曲为柔，追求柔丽的审美情趣正在潜生暗长。

同时，由于东京城内之道路已非严格纵横对称，必影响其四面城门的设立，也呈现非对称的特点。前文已经述及，北宋东京之处城南设凡五门、西亦五门；北、东各四门，在门之数量上并非南北对称的。而门与门之间的距离不一，打破了对称格局，这使得东京的门制一改严谨之风貌而显得有点活泼起来，有点随和了。

就里坊制度来说，到了宋代，自汉、唐以宋的里坊之制亦开始被打破。原先，里坊被严格地组织在棋盘方格之平面中，往往四周有围墙，这里是市民的生活区，而市场、商贸集中在城市的某个地方，如唐都长安就设有东市、西市之类，这自然不等于说在唐代长安市民的生活中，除了集中的市场，在其它地方就绝对不可进行一些商业活动，但大量集中的“市”，自然要到东市、西市去进行。

然而这种比较呆板的“市”制，从晚唐起已开始发生变化，不是首先在京都，而是在南地一些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扬州、苏州（平江）等地，已设夜市，在汴州（即北宋东京之前身）、洛阳，已经在城外自由形成“草市”。这种城市新因素，是商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由此，已在冲击传统而严格的里坊制度与集中的市场制度。城市生产力的发展与市民之蜂起，尤其是宋代手工作坊的增多，要求打破里坊这一“桎梏”。所以到了北宋，当将后周汴州改建为宋之首都时，已有点不将传统里坊制度放在眼里了，不是集中设市而是临街设店的情况多了起来，店铺、宅邸、酒楼和娱乐性建筑大量地沿街兴建，这与传统里坊相比较，城市格局似乎开始变得“杂乱无章”起来，然而这正是城市手工业与商业繁盛的新景观。据《东京梦华录》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述，北宋中期之后，东京已经取消必以围墙包绕的里坊和市场制度，新兴的市民力量从围墙里冲出。当然，这种对里坊制度的打破，并不是很彻底的，为了便于管辖，东京仍有厢坊之制的存在，即将若干街巷编为一厢，每厢内包括若干个坊。据《宋会要辑稿》，当时东京有八厢，一百二十一坊，城外另有九厢十四坊，这是清人徐松的记述，离宋已远，不一定十分可靠，但以厢坊代替里坊之制，却是可信的历史真实。这厢坊与里坊比较，变化是明显的，最主要是厢坊在平面布局上失去原先里坊的严格规整性，变得有点自由起来，甚至将厢坊建于城外。这不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旧制。在这厢坊中，曲线因素的加入想亦必然，我们见张择端《清明河上图》那般繁华、喧闹、自由的街市氛围，颇能想象宋代城市的柔丽之风韵。

从宫殿建筑看，不仅巨大尺度的群体在宋元已不多见，而且其个体形象也颇染柔丽、清雅之风采、宫殿乃古代政治类建筑，政治文化的严肃性，不允许它的形象过于柔靡、欢愉，但是，宋元宫殿造型多有严整中不失华丽、典雅之作。其檐口已不如先前那般厚重，坡度稍有加大，不像唐代宫殿屋顶那般平缓。屋脊与屋角有起翘之势，有可人、欢愉的一面，不像唐代那样浑朴。斗栱尺度减小，雕饰与彩绘丰富、细腻，尤其建筑之大木作、小木作做工精细，这增添了宋元宫殿建筑形象的清雅之特征。

从祠庙建筑来看，园林之柔丽风味渗融于建筑环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种人工改造过的自然美因素，增添了土木之物建筑的清丽典雅的特色。如山西太原之晋祠圣母殿，就是糅合了园林柔丽气质的建筑物。该圣母殿本身也具有在庄严之中不失柔丽性格，在外观上，圣母殿的殿角柱生起颇为显著，上檐柱的生起更为明显，使得整座建筑呈欢愉之美，这种美是阴柔之美，与唐代、汉代的雄伟之美不相同。佛塔建筑也同样受到柔丽之风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宋代风格。如上海龙华塔。

从宋元陵寝建筑来看，汉、唐时期，帝王之陵体平面一般为方形，这在哲学观念上与文化观念上，体现了传统“天圆地方”观念中的“地方”意识；在伦理观念上，体现了墓主高显的社会地位及等级观念；在美学观念上，则是阳刚之气的象征。这种中国古代的“方上”陵制一直沿袭到北宋，北宋八陵即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永定陵、永昭陵、永厚陵、永裕陵与永泰陵之陵台平面，均为方形，为方截锥体夯土所筑，其上宫亦由正方形平面的神墙所围绕，四面各设神门，亦为方形。整个陵寝，以“方”为主要形象特征。而自北宋之后到明代，陵台之平面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即渐渐由方形向圆形转变。比如，元代之后的明代陵墓，第一乃明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明孝陵，坐落于南京紫金山独龙阜玩珠峰下，这里素有“虎踞龙盘”之山川形势。在这里筑有宝顶与宝城。所谓宝顶，其实就是一个平面为圆形的大土丘，其径可达400米，周围筑以圆形宝城，以砖环砌。自此，明陵之平面均作以圆形，一直到清代改作前方后圆形。那么，从北宋之后到明初，就是一个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平面由方向圆转化的过渡期。南宋之陵的平面制度已不很严格。西夏王陵的平面也不遵“方上”遗制。其陵台外观筑似粗壮之佛塔形，其平面有圆形与八角形两种形制，高约20米。从陵之现存残迹看，建筑部分一般可分为五、七层，每层挑出檐飞，上复瓦陇，瓦饰为绿色琉璃，陵台饰以赫红色，甚为壮丽柔和。元太祖成吉思汗陵曾于1954年重建，重建后的陵园主体建筑由三座蒙古包式大殿和与之相应的廊屋构成。三座蒙古包式大殿平面为八角形，重檐蒙古包式穹庐顶，高达20余米。东西两殿为不等边八角形，单檐蒙古包式穹庐顶。在这里，“圆形”语汇是很丰富的。应当说，复以穹庐项，真实地再现了元陵的若干历史面貌。

这种陵制从方向圆的转化，在文化观念上是从“地方”和“天圆”的转化。以“方”为平面，象征历代封建帝王对大地的主宰与统治，有“亲地”、“恋土”之意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帝王，天之代表，又是土地社稷之主。帝王要求臣民像大地一样顺从天的意志，又好像自己如大地一般宽厚仁慈，此正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的意思。而从南宋起到明初，帝陵之平面由方转圆的趋势已在开始，到明太祖彻底改方形为圆形，这里国为圆形象天穹，帝王坟丘平面作圆形，这是直接显示“天子”身份的，象征伦理观念上的尊天思想。

从美学上分析，自北宋之后的宋元陵墓平面之趋于圆形，固然渗透了尊天伦理意识，却由于圆曲之造型，陡增柔丽之神韵，透出“女性化”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