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隋唐：大气磅礴

在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长期激荡之后，由于历史深层的酝酿与累积，终于迎来了隋唐气势磅礴的文化新时代，其建筑文化也充满了生机。

隋代历时短暂，它建国于581年，589年完成统一，到其年灭亡，只是历史之一瞬，可以看作大唐建筑文化灿烂之“序幕”。

唐代历经近三个世纪。唐代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在唐之前未曾达到过，是中国封建时代国力强盛之巅峰。唐代疆域广阔，极盛期势力影响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达葱岭以西的中亚，北接蒙古，南临印度支那。其经济之繁荣，有杜甫《忆昔》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个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在文化上，唐代是一个文化政策比较宽松的时代，唐太宗推行“三教”并行政策，儒、道、释均逢兴旺之期，造成了“三教”思想走向融和的发展趋势。人们的思想少禁忌与禁区。其思想文化氛围的自由，首先表现在并非独尊儒学，甚至对传统儒学的嘲讽也是被允许的。如李白有诗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有道家思想，嘲笑孔丘并不奇怪。而一般认为儒家文化观念颇重的杜甫，也歌吟道：“儒术于我何有能，孔丘盗路俱尘埃。”这似乎有点奇怪。其实，这一点正可证明，即使儒家思想颇浓的杜甫，也并没有认为儒学文化唯我独尊，其思想比较开阔。这种文化心态在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前文人学子中具有代表性。唐代推行科举制度，使寒士有机会参政，理、势之矛盾曾有一时之缓和，而文网之松弛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思想的解放。同时，因为唐代国力强盛，它对异域、异族文化抱着兼容并蓄的态度，对胡服、胡食、胡乐、胡风、胡气并不排斥。这一切便造成了唐文化所谓“有容乃大”的气象、英人威尔斯《世界简史》云：“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唐代的这一文化特征，无疑给唐代建筑文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唐代建筑是整个大唐文化的美丽篇章，它光辉地体现了唐代的经济水平、国家实力、民众生活、哲理美学、思想情趣与技术水准，它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发展成熟之期。

一、灿烂“序幕”

假如将隋唐建筑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由于隋之历史克期短暂，只有三十八年，那么隋代建筑文化看作大唐的一个“序幕”，也许是合适的。而实际上，在中国建筑史上，隋代是一个不可抹煞、不可忽视的时代，在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关联域中，它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一）隋代建筑文化信息寻踪

据文献与考古，隋之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也曾大兴土木，都城、宫殿、寺庙、园林等等，多有建筑，在规模、种类及技术、艺术的进步中，留下了可谓巨大的历史步伐。然而，由于隋之历史过于短促，木构建筑又不易长久地留存于后世，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木构建筑实物遗存，已经极少，只在一些石刻、陶房、壁画与文字记载中，可寻觅到隋代建筑文化的若干踪影。

1．开皇二年的石刻造像

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开皇二年即582年。据考古发现，有石刻造像者一，上刻“菩萨主广平太守豫州刺史邴法敬开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字样，可明确推断这石刻造像作成于582年，该作品原藏于河南省滑县某寺，原河南博物馆1931年收为馆藏，现被河南开封市博物馆所收藏。

该石刻造像所刻乃佛教建筑形象。其高度为214.5厘米，顶部与石龛内外，刻有九脊殿、四阿殿、不厦两头式过门、盝顶小帐和单层四门塔等建筑形式。由上下两石所雕，上石雕作殿顶，下石作方柱状四面造像，方柱高度为171.5厘米。每面上下排列三龛、四面凡十二龛。（参见张家泰《隋代建筑若干问题初探》，《建筑历史与理论》第1辑。下同）

如其九脊顶，有连为一体的正脊与鸱尾。正脊铺以筒瓦，正脊之下有四垂脊和四饯脊。饯脊下端以两个翘头筒瓦支项。有正面半圆形瓦垅十九行，侧面十八行。正面檐宽为88厘米。侧面檐宽82.5厘米，顶高43厘米，侧面山尖，以朱红色绘出博风板与曲脊，连作三角形。石顶之檐部，又以朱赤色波浪纹与墨色平条纹装饰。鸱尾背面略为内凹，两鳍突起，而不刻鳍上牙子。这一石刻殿顶，真实地刻出了隋代九脊殿顶的建筑形制，由于雕刻手法很是写实，使今人得以间接地看到隋代九脊顶的建筑风貌。

又如所刻佛龛左右的立柱造型，亦是隋代遗物。虽是佛龛，却在立柱上雕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名物的龙像，其位于正面上龛两侧，龙头下俯，而龙尾曲卷于上，有潜渊入水、翻飞之势。又在一些立柱的束腰处刻出佛教名物莲华，在柱头雕饰三瓣莲华，其上为火焰宝珠（亦为佛教名物），这种柱雕艺术儒、释文饰的混杂，反映出隋代佛教观念的已趋淡薄、儒、释的融和以及怫教建筑的“中国化”。

2．陶房所传导的历史信息

据《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1959年5月，河南安阳发掘队在安阳豫北纱厂附近发掘了隋张盛墓，出土开皇十五年埋于地下的一件陶房。该陶房据推测，为隋代粮仓之模型。其高54.4厘米，长49.5厘米，宽29.5厘米，而台基高达6厘米。面阔34.8厘米，进深22.4厘米，墙体高厚，面墙面素朴无华。如果这些尺寸比例，反映了当时粮仓建筑的特征，则不应为之惊奇。因为既为粮仓，能多藏粮为第一目的，故在屋顶与墙之高度之间即使失去和谐的比例，也不应看作隋代建筑艺术上的粗疏，而是粮仓作为生产类建筑的实用功能第一观念使然。当然，这也同时说明，隋代的生产类建筑，有时似为求满足实用功能之需，会损害建筑艺术之完善，或者无暇顾及形式比例的谐调。

1931年在洛阳发掘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给彩陶房，没有确凿年代，因其建筑形制，与具有确凿纪年的隋代建筑及石刻、陶房的隋代建筑样式颇多共同特征，学界传为隋代明器，也许不为无根之论。这陶房明器高为75.5厘米，长47厘米，平面为长方形，面阔与进深均为三间制。四面设门，正门两侧设线刻直棂窗。正门洞开。陶房有四根角柱，四门共有八根门柱。檐柱有柱础而角往者无。柱础特大，为柱径的2.5倍。屋顶为九脊式。全屋多以莲华为饰，鸱层造型优美，继承了自汉代到南北朝建筑的传统做法。

（二）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隋代建筑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之间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技术。从一些出土的隋代建筑文物看，比如屋顶之脊，隋代式正脊为水平直脊（个别正脊略有两端起翘之势）。这种正脊的平直作法，是对汉代正脊形制的沿袭。而屋顶之垂脊与饯脊则略呈弧线形，饯脊下使用二至三个翘头筒瓦收结，这也是沿袭了南北朝之作法传统的，但这种作法，经历了隋代而渐归于消亡，到唐代则偶一为之，随即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又如斗栱这种构件，为求加深屋檐或托出平座，要求室外斗栱加长、加大荷载能力。汉代明器陶屋上的斗栱比较简单，如西汉墓中出土的陶质明器望楼，上层小室外挑，从壁内伸出一周方木、除四角各出四十五度方木外，正、背面各加两木、侧面各加一木而成，而壁内伸出的方木较短；东汉亦然，但从壁体外伸之方木长度加大了，如立板状悬挑木耐压性能较强，但是，汉代斗栱、挑木，多为一跳式，极少多跳式。南北朝时，有三跳式斗栱出现，表明木构承载技术的进步。传为隋代洛阳陶房上的斗栱技术，承自南北朝，其特点为：（1）栱端不做卷杀，采用方形栱头；（2）出跳在三跳或三跳以上；（3）有栱木偷心手法的采用。这种斗栱技术直接影响了唐代斗栱技术的发展。（如下图）再如，从立柱与柱础形制看，隋代立柱横断面多方形，也有六角形、八角形等，往往在方柱上加大栌斗，有浑厚之风，这是传承于汉代的立柱风格。这种浑雄风格又开一代唐风。从出土文物看，隋代柱础有的为柱径之三倍，这种巨硕的柱础，在力学原理上看恐无此必要。之所以如此巨大，常为繁丽之莲华装饰所需，有北朝柱础的遗风。从柱径、柱高之比分析，因为资料欠少，无法得到正确结论。就所见资料看，其比例尺度相差太大，从一比三至一比八不等。这说明当时的柱径、柱高之比到底以何标准为适度，尚在摸索阶段，这有点不同于唐代建筑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建树。而隋代建筑一般的柱径与柱高之比例，常在一比十一与一比十八之间，可见精柱的风格偏于细而高。这也不同于随后的唐风。

第二，伦理。中国儒家文化一向讲求伦理，这在历代建筑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然而各个历史时代的建筑伦理文化观念之表现又有不同。明清为封建文化之晚期，由于宋、清理学的熏陶，其封建伦理表现出尤为严酷而僵硬，明、清建筑文化的伦理之严肃性是十分显然的。而隋代这个短暂的时代，是继魏晋南北朝而来的，魏晋时期的玄学就有一定程度上无视儒家礼法樊篱的品格，所以隋代的伦理品格决不会像明、清时那般严厉，隋之后接着就是唐代，由于兼容儒、道、释三家思想，在封建伦理上有相对松动之余地，具有比较和缓的品格。所以，表现在隋代建筑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亦比较温和而不甚严厉。如其屋顶形制的采用，就不大去考虑等级观念的象征。如清代所称之庑殿顶即四阿顶，隋时就不一定非用于最尊显、华贵的高品位建筑不可。隋代所用屋顶形制相当随意，如前述开皇二年的石刻建筑形象中，就是三种屋顶形制并用的一个显例。其上顶为九脊式；下部一小亭取四阿顶式，其过门又用悬山式。从出土的建筑文物看，隋代建筑之屋顶，似以九脊顶为多见。这说明，当时社会对建筑文化的伦理象征不很在意。

第三，装饰。唐代建筑的装饰母题具有儒、道、释三家融和之风气，而这在隋代建筑中已见端倪。在隋代建筑中，其装饰风格，常有使儒、释、道“坐在一条板凳上”的情况出现。如开皇二十年之邴法敬石刻造像中有雕龙柱，而柱头又饰以莲体形象与火焰宝珠形象。在陶房可见鸱尾之饰，而其瓦当又以莲瓣为饰。柱础有朴素无华者，也有以佛教须弥座为饰者。有莲华雕柱。有花瓣、游鱼为饰的铺首，也有中国古老以饕餮为饰的铺首。可谓“三教九流”，“同台演出”。

二、城市建设伟哉大壮

谈到这个问题，自然关系到唐古都长安与东都洛阳。长安是隋唐两代之首都，是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洛阳也是唐代的一个重要都城，这两大古城，在本书第三编中还将具体论及，这里，让我们先从历史发展角度加以探讨。

（一）规整恢宏的帝都气象

隋唐尤其唐代之长安，它首先在规整与恢宏的建筑尺度上，活现了处于巅峰期的封建文化的精魂，体现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神韵。

582年，刚建立隋朝不久的隋文帝深感汉长安遗存之区域规模不大，水质欠佳，且城区内所存建筑缺乏统一规划，遂命大臣宇文恺主持，在汉长安东南辟地兴建新都，名为大兴城。所建大兴城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唐长安具有良好的供水系统。

当年隋之宇文恺曾开凿通渠，决渭水以达黄河，通漕运，利用大兴城所在地区具有六条丘陵的自然地形，奠定了隋大兴城及唐长安的总体规划。这在“风水”上是可取的。一个古代城市能更富于生机，很重要的是应具有良好的水陆交通以及供水系统，隋大兴城在这些方面为唐长安的建设准备了条件。唐之长安，其城北临渭水，东依灞水与浐水，水路交通便利。城址南高北低，有龙首渠、黄渠、永安渠、清明渠等自南部岗原流贯北之全城，无论对经济生产、文化之交流以及市民的生活，都是有利的。

第二，唐长安平面布局的规整性。（见下图）

该城东西为9721米，南北为8651.7米，其面积约为84平方公里。其四周围以城墙，城墙厚约12米，以上据宋敏求《长安志》、李林甫等《大唐六典》及今人马得志《唐长安考古纪略》。并知有城之东南西北四面凡十二门，每面设三门，东、西、北三面每门有三个通道，南城面设于正中的一门即明德门为五通道，其它启夏门、安化门亦为三通道。

长安平面取方整对称之布局，从明德门向北至朱雀门、承天门这通衢大街，为长安全城的中轴线，将皇城、宫城设立于中轴线之北端，处于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上。并以南北中轴线为基准，几乎绝对对称地构筑全城棋盘形分区，道路纵横，规整地划出一百零八个里坊，充分体现了封建都会理想的建筑空间秩序，“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诚其然也。

该城城北为宫城与皇城区，宫城处于最北之中部，其南设皇城。宫城之所以设于全城最北之中部，象征统辖整个宇宙秩序的北极星及其紫微垣。“皇城则象征地平线上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天象，从东、西、南三面卫护皇城与宫城的廓城则象征着大周天。‘象天设都’的构造，使天与人不仅在想象中，而且也在现实中相应相通，合为一体。”（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689页）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

宫城巍然，建于龙首原高地，依次而下，建造官署、寺观与一般民居里坊，在地形上从高而下，象征等级秩序，这是人间伦理在建筑上的反映。

宫城乃全城之首要，居皇城之北，东西约3300米，南北为1492米，南设五门，朱雀门居中，东、西各一门而北为二门，北出玄武门为禁苑、称西内苑，城北部中间偏左为太极宫，右侧面积较少者为掖庭宫，西内苑东北方有大明宫、含元殿等。西内苑之北偏左为含光殿，而在皇城之东隔两个里坊，为兴庆宫。

太极宫无疑是唐都长安最重要的宫殿，为帝王理政、起居之要地，其建筑风格庄重严整，它以承天门为正门，威仪万千，有“横街敞御楼，万人朝天门”之气概。隋唐国家大典在此举行。

634年始建的大明宫，虽打破了原先唐都长安严整的平面布局，但它地处龙首原上，有居高临下，俯抚天下之象征意蕴。该宫平面之东北隅挖去一角，呈不规则之长方形，这一点，自是唐人在追求建筑平面之大势现整，又不拘泥于规整的思想活跃的表现。而宫中所建殿宇十分壮丽，尤以轴线南端之外朝最为恢宏，外朝以南北纵列之大朝含元殿、日朝宣政殿、常朝紫宸殿构成。在这三大宫殿左右两侧，另建对称之殿阁以烘托之。外朝之北为内庭区，这里是帝王后妃居住、游宴、玩乐之“逍遥”区，再往北为太液池、蓬莱山，花木扶疏，亭楼灿烂，为它苑之地。

而里巷排列之规整，造成了森然的平面与空间氛围。在皇城左前方、右前方的里坊丛中，又对称地设置了东市与西市。这些里坊有些近似方形。其尺度，一般者东西520米，南北约在510至560米之间，也有东西长达千米以上的。大型里坊四面辟门，中设十字街；小型里坊仅东西方设二门，只设横街一条。

这座古都的所有道路都是直线通衢，强烈地体现出人工修筑的伟力，更显其规整有序。

第三，博大的气魄。

前文已经论及，唐长安之总面积约为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这里还有一些材料，可进一步说明唐都长安博大的气魄。（1）在皇城与宫城之间有一条横街，宽度达220米，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大街”。（2）大明宫之含元殿，以龙首山为殿基，殿宽十一间，其前辟龙尾道，长达75米，左右两侧稍前方，又建翔鸾、栖凤两阁，尺度巨大，又以曲尺形廊庑与含元殿相接，“这个冂形平面的巨大建筑群，以屹立于砖台上的殿阁与向前引伸和逐步降低的龙尾道相配合，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雄浑的建筑风格”（参见唐人李华《含元殿赋》，《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07页）。（3）大明宫之另一大殿麟德殿，建于大明宫址西北部之高地，由纵向三座殿阁所构成，面阔为十一间制，进深竟达到十七间，其面积等于明清故宫太和殿之三倍，而太和殿乃中国现存尺度最大的宫殿，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唐人嗜“大”的政治伦理与美学追求。（4）承天门外之东西横街，实际乃一广场，其面积远胜于西方古代、中世纪的古罗马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与图拉真广场、圣·马可广场。要之，这正如清初顾炎武《日知录》所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归治者，其城廓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

（二）东都洛阳的因袭与创新

唐都长安形制之规整与巨硕，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几无与伦比。而东都洛阳也不逊色。

从文化形制上看，长安城所具备的水利之便、平面与巨伟气象，洛阳也有所具备。

洛阳总体规划始于隋，其主持者又是七世纪初的宇文恺以及封德彝和牛弘。所以在城规构思上，与长安颇多相似之处，或者说，其文化思维模式，是一致的。当然，洛阳有自己的个性，有它的独特与创造。唐代贞观初年，太宗执政，为了休养生息，以利民生，有窦琎：“为将作大匠，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遂令毁之。”（《旧唐书·塞琎传》）到了唐高宗时代，即已重视洛阳的建设。《旧唐书·高宗本纪》云，朝廷“敕习农少卿田仁佐，因东都旧殿余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当然，洛阳《旧唐书·武后本纪》，武后先毁乾元殿，嫌其非壮伟也。然“于其他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使，凡役数万人。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棍，籍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又命怀义作夹大象，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之，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武后为异姓执政，对前朝器物，建筑加以改制甚至毁而重建，乃情理中事。然而这明堂亦多难，天册万岁元年，因火灾而明党被部分毁坏。于是更造通天宫。这通天宫又经武三思修造，以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以铭记功德。所谓天枢，梁思成称其制“若柱”。先由匠人毛婆罗造出模型。该柱实物“其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径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索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这天枢造型奇特，从其上之雕饰题材看，蟠龙捧珠之类，表现的是中华传统儒道文化关于“龙”的主题，而其上又出现“承露盘”这佛教名物，故又渗融着释家思想，确有“三家兼备”之风韵。武氏在通天宫又铸九鼎，其中一鼎高18尺，其余高14尺，这又是中华老祖宗自己的文化传统之反映。但是唐玄宗执政，又不喜欢这兼备因袭与创新、“三教”和谐之制的天枢，下诏毁之，取其铜铁以造兵器。玄宗执政末年，又下诏匠人康巩言全毁则天之明堂，重建乾元殿。拆去明堂上层，又去柱心木，在平座上造八角楼，楼阁之上置巨龙八条，作腾飞捧火珠状，有以龙降火之意。（参见《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63页）

从洛阳全城规制看，该城址位汉魏洛阳旧城之西约10公里处，北依邙山，南望龙门，有伊水、洛水、谷水以及人工开凿之通沣渠、漕渠等流贯全城，在古人看来，这城之“风水”正当大吉。尤其洛水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把洛阳主城区大致上分为南北两区，为洛阳城之“主动脉”。

由于地形特殊，洛阳城之平面确不像长安那般强调中轴对称，然而在建筑文化观念上，依然尽可能追求平面的对称性与均衡性。洛阳全城面积不小，东西最宽处达到7290米，南北最长处为7312米，是一个不甚规则的方形。其皇城与宫城仍设置于城区之北部，但不在全城之中部，为全城建筑群区域的北部偏西。皇城、宫城的南部、东部与东南部，设大批里坊与市场区域，甚为规整，有里坊一百零三个，有北市、南市与西市之制。城中道路纵横，呈棋盘格，这都是因袭《周礼·考工记》某些营国制度的。（图如下）

虽然洛阳之皇城与宫城的位置不在全城之中轴区域，然而，为求整座城市的均衡布局，又在城之西部建上阳宫等宫殿，再往西辟大批区域为神都苑，以达到全城平面布局的平衡。为此，一改一般都城建禁苑于宫城之北的旧制，移筑于城之西部，这是一个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