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晋：乾坤沉浮

这里所言“魏晋”，是汉末魏晋南北朝的一个简称，大致上指自220年到581年隋统一这段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诚如宗白华《艺境》一书所云“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这哲学，也指的是魏晋玄学。李泽厚也说，“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美的历程》，第86页）这哲学，也指的是魏晋玄学。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一群哲人，以先秦老庄之学为底蕴，消解儒、释，发展出“以无为本”的玄学文化观念，破经学之樊篱而自裁新制，顺应时代要求而树立起立学大旗。这个时期，由于战乱的频仍，经济的相对萧条，朝野不可能去进行非常大规模的城筑、宫殿、陵寝以及民居里坊的建造。而印度佛学之东渐、佛教的初步隆盛则必然刺激佛教建筑的发展。诸如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阮籍“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以及《古诗十九首》之“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之类的咏叹，真实地反映出悲怆的时代意绪，大批佛教信众被培养出来了，他们向往彼岸。于是，佛寺、佛塔及石窟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成为精神的寄托之所。

一、禅寺楼台烟雨

魏晋时期，是中华建筑文化史上大规模建造佛寺的历史时期。

（一）“招提栉比”

西晋时仅东西两京（洛阳、长安）所建寺院凡一百八十所，有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据法琳《辨正论》卷三）。可谓“寺庙图像崇于京邑”（《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其中以洛阳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憋怀太子浮图寺、满水寺、槃至鸟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与竹林寺等为著名。东晋时，佛寺建造盛极一时。据史载，佛图澄在石赵所兴立的佛寺禅庙凡八百九十三所。姚兴“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异兽，林草奇美，仙人佛像具有”。南朝梁武帝好佛，曾三次“舍身”同泰寺。陈代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与个人的佛教信仰，曾修复建康（南京）旧寺七百余所。据史载，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众甚矣。宋有寺院约一千九百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寺院二千多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其中后梁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并非夸张。北朝佛寺的建造，也极淫滥。从北魏明元年泰常五年（420年，即晋亡之年）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及北周诸代的佛寺建造也极可观。如献文帝（465-471年在位）嗜好佛教，在宫中建寺习禅。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时，立寺、起塔、迎像、度增、设斋，广作佛事，提倡《成实》、《涅槃》、《毗昙》等佛典，师事通晓佛典的学者道登，敬信佛陀扇多，替其在嵩山立少林寺。其后宣武帝（499-515年在位）因西域僧人来到洛阳，帝为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楼阁峥嵘。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平城有新旧寺院一百所，各地凡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到了魏末，仅洛阳有寺院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凡三万余所。北齐帝室也嗜佛事，文宣帝（550-559年在位）晚年，到辽阳甘露寺，深居禅院，遁入空门。此后北齐诸多帝王，大多佞佛，据史载，邺都之大型寺院约四千所，北齐全境建寺凡四万余所。北周明帝（557-560年在位）在极短时间内，也建二寺，名为涉岵、陟屺。虽然北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崇德斥佛而好道，曾下令毁齐境佛教，所有八州寺庙四万余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尼三百万人，全令还俗。但武帝一死，宣帝（578-579年在位）继位，静帝（579-581年在位）继位，则重立佛教，寺院香火再度旺盛。

总之，北朝佛寺之多如牛毛，域中礼佛之举四起，仅洛阳弹丸之地，亦建寺千余，其中著名的有永宁寺、瑶光寺、景乐寺、法云寺、皇舅寺、祇洹精舍等。真可谓“招提栉比”。

（二）早期寺院的典型永宁寺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为北魏时著作，书中记述北魏及之前洛阳佛寺四十多所，其中以永宁寺为代表。（见下图）该寺为北魏熙平元年（516）胡灵太后所建。其平面呈方形，采取中轴线对称布局，重要殿宇排列在中轴线上而以中轴为基准呈两边对称态势。前有山门，门内立塔，塔后建佛殿。这种寺塔合建模式，带有中国早期佛寺空间布局特点，颇多印度风格。早期中国佛寺不可避免地留有印度佛寺建筑的异国“语汇”，即塔建于寺之中心位置，以塔藏纳佛舍利，供佛徒顶礼膜拜，使塔为佛院空间环境的主体。以后建佛殿供奉佛像，经历过一个寺、塔并重时期，再后则将塔“请”出佛寺，另建塔以供崇拜。塔在寺之四近，或干脆寺、塔分建。从现存佛教建筑实例看，颇多寺、塔建于一地（但不是塔建于寺内）的情况，即有寺，必有塔，但也有有寺无塔、有塔无寺的情况，寺、塔在空间布局上的关系不是处处、时时很紧密的。

但永宁寺内仍有塔在，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寺院的一个典型。此寺已毁。据《洛阳枷蓝记》，该寺方形平面四周围墙皆建短椽，有瓦复顶。围墙四方共设四门，每边一门，其中东西门楼各为两层构筑，南门楼为主要者，设三层，有崔巍之态。而北门改用乌头门制。整座寺院以塔及塔后之主殿为中心，建寺之偏殿，僧房之类凡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气魄雄伟而环境清雅、宁静。寺内空地植栝柏松椿、花木扶疏；寺之门外皆种青槐，绿水流贯于寺外，是一方佛门净土。

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之佛教建筑中，洛阳永宁寺及其塔的名气很大，盖因《洛阳枷蓝记》记述以传后世耳。但该寺及其塔本身建筑技术之高超、规模之恢宏是其广为流传的根本原因。“九层浮屠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如以先秦古制一尺合现代0.23米，则该塔全高230米，这在当时要建造如此高的建筑，而且是木构的，是不可能的，这里面肯定有夸张与讹传成分。然而，该塔之高峻是事实，否则，时人也就不会如此夸言其高了。而从永宁寺塔之高，可以想见永宁寺的巍巍雄风。

二、佛塔英姿临风

魏晋时代，与佛寺建筑大兴相对应的，自然是佛塔的竞相建造。正如中国佛教建筑史上最早的寺是洛阳白马寺一样，最早的塔是洛阳白马寺塔，这是因为在印度佛教入传初期，流行的是寺、塔共建制。有寺必有塔，而且塔往往建于寺区之内，成为寺院的主题建筑。尔后塔从寺区中独立出去，成为独立的佛教建筑文化现象。这种寺塔的对应联系与“配套供应”并不奇怪，乃是因为两者都服从于崇佛之故。

因而，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寺院数量之巨，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佛塔的数量之巨，这一历史时期，可以想见，所建佛塔之数，绝不亚于佛寺。

从印度佛塔形制进入中土开始，就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它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形制渐趋结合，产生出一种具有浓重中国传统建筑特点的、不同于印度佛塔的风范，就魏晋而言，主要是楼阁式塔制与密格式塔制的盛行。

（一）楼阁式木塔摩天接云

关于楼阁式塔以及后文随之论及的密檐式砖塔的情况，在本书第三编中还将谈到，这里，先对魏晋时期的这两种主要搭制稍加阐述。

据（刘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三《陶谦传》及（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述，楼阁式木塔首见于东汉末年，这比传说中的洛阳白马寺塔要晚。三国时笮融在徐州起浮屠祠，实即为寺，寺内建塔，相传为木塔，楼阁式。但这种塔制多见于南北朝，成为此时人们所追崇的塔制，当时，魏晋时也颇多楼阁式木塔，如北魏石窟中木塔。（如下图）楼阁式木塔之所以首先被人们所看中，乃是。因为在习惯上，人们总愿意以木为材，塔既为古代高建筑，人们首先考虑的，是以木材来构筑，并且欲使其高耸，以传统之楼阁式为形制，是理所当然的。

所谓楼，《尔雅·释宫》云：“四方而高曰台。狭而修曰楼。”《释名·释宫室》云：“搂，谓牖户之间，有射孔。楼，高然也。”《说文·说楼》云：“楼，重屋也。”

所谓阁，我国传统楼房的一种。其特征与形制是，通常于屋之四周设礻鬲扇或栏杆回廊，可供远眺、游甜心或供佛之用。《淮南鸿烈·主术训》云：“高台层榭，接屋连阁。”

由此可想见楼阁式木塔之形象。

仍以洛阳永宁寺塔为例，它无疑是北魏最宏巨的佛教建筑之一。不少文献均记载，此塔九层，平面为正方形，有四个立面，每面九间制。且每面设三门六窗，门之色彩呈朱红，门扉金环铺首，有金钉五行，全塔所用金钉凡五千四百枚。塔刹有宝瓶、承露金盘，宝瓶下置金盘十一重，称“十一天”，此乃印度佛塔之旧制。塔上四周金铎悬鸣，风吹之时，永夜铿然，全塔共悬金铎一百二十个。该塔建于高大台基之上，这台基称须弥座，塔身自下及上，逐层减小尺度，而各层腰檐上未施建平坐。据估计，该塔塔型有类于现存日本奈良飞鸟时期的楼阁式木塔形制。该塔早于北魏永熙三年（534）被雷火所击而焚毁，传说当时火焚三月而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虽夸饰其辞，亦可想见雷火焚塔之情状。

因为原塔已无存，关于该塔的技术结构，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有云，“根据汉长安礼制建筑遗址，日本飞鸟时期木塔，和文献所载唐洛阳明堂等，塔内可能有贯通上下的中心柱，但如塔身过高，柱材供应困难，也可能采取其它结构方式。”这可作参考。

北魏楼阁式木塔的变体之作，是在其中期所出现的模仿楼阁式木塔的石塔，以石为材料，却做成楼阁式木塔模样，亦颇有趣的。如云冈21窟塔心柱、云冈6窟塔心柱、云冈7窟浮雕以及北魏九层石塔（原藏于崇福寺）等，都是仿楼阁式木塔之作。《魏书·释老志》对此有颇详的记载。这至少能够证明，关于木构楼阁的建造观念，在中华建筑文化史的影响之巨，对唐及唐以后的楼阁式砖石塔的发展具有导源之功。

（二）密檐式砖塔不同凡响

檐者，中华大屋顶超出墙体、立柱的部分，屋顶的边沿。苏轼《新城道中》诗云，“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李白亦有“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的吟唱。密檐式砖塔的密檐之制，檐之密窄是其结构特色，这是由砖这一特殊建筑材料及有关建筑文化观念所决定的。以砖为材的砖塔，较木塔后起，是因为中国古人见木塔易被焚毁，则转而建造砖塔。

魏晋时期的砖塔不绝于世，因为砖塔有防火之优点，但技术上既然以砖为主要材料，则当然难以建成楼阁式，于是密檐式就髦得合“时”了。这当然不是说，砖塔用材全部是砖，有的砖塔之外观以砖堆砌，而内部结构也有木楼板的。

中国古塔史上现存最早的一座塔，即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密檐式砖塔的典范之作，它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该塔平面为十二边形，其造型呈抛物线形，轮廓尺度、线条运用都均衡可人，显示了高度成熟的设计水平与施工技巧。这说明早在北魏时期，我国佛塔建筑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石窟竞相开凿

石窟，石窟寺简称，即开凿于河畔或山崖陡壁的佛教寺庙，它是中国佛教寺庙建筑的一个重要类型，其文化原型自然来自印度佛教，中国的石窟寺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印度的阿育王佛教隆盛之时，已有石窟寺的开凿，当时正值公元前三世纪。但当时的石窟并非佛家之首创。印度现存最古老的石窟群，在巴拉巴尔，史称巴拉巴尔石窟。印度最早的那些非佛教性的石窟之所以被开凿出来，是因为印度地处亚热带，一年之中有相当一段时日暑热难当，石窟有冬暖夏凉的实用性功能，这种建筑空间环境很适于修道之士的静居生活。最早的印度五窟建筑，选址常在人迹罕至、疏远尘俗的僻静山林、崖水之处，有一种雅好自然的文化品格。石窟修造远比以土木、砖瓦建筑寺院费时费工，但也更坚固耐用。

中国古代的石窟寺文化观念虽源于印度，但早在汉代已有崖墓的开凿，所不同者，崖墓为封闭性空间的墓穴，而石窟寺则兼具陈列佛像之功用，且供僧众宗教修持生活之用。应当说，中国古代石窟寺的建造，同时从中国传统崖墓建筑上获得了灵感与建筑文化养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石窟寺建筑文化的起始期与初步繁荣期，尤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后期，凿崖造寺之风，遍及中华。据《魏书·释老志》，如云冈西部五大窟与龙门三窟为北魏帝王祈功德而建；据《续高僧传》所述，北响堂山石窟寺乃北齐高欢之灵庙。许多封建帝王由于佞怫，曾经狂热地主持凿崖壁为寺院的建筑活动。因而，在西起新疆，东至山东，南到浙江、北及辽宁这样广大的中华大地上，都有这一历史时期所凿而现存的石窟之作。

这一历史时期现存最重要的石窟建筑，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以及河北响堂山石窟等为最著名。

（一）中国最早的石窟

中国最早的石窟寺——克孜尔石窟，建于新疆而不是在中原地区。这是有其原因的。印度佛教之东渐，始于通西域的古代丝绸之路。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佛教随贵霜王朝的骆驼商队首先进入了西域地区。印度贵霜王国的经商者，是从两条路线来到西域的。其一，越过葱岭，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东来，沿途经过莎车、于阗（和田）、尼雅（民丰）、且末、鄯善（若羌）和楼兰，再经玉门关进入敦煌。其二，越过葱岭之后，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侧东渐，主要路经疏勒（喀什），姑墨（阿克苏）、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和伊吾（哈密），最后到达敦煌。由此可见，现新疆地区，是印度佛教文化东渐的必经地区。在那时，贵霜王朝的佛教建筑艺术，也随骆驼商队进入新疆，再转至中原。

据丁明夷、邢军《佛教艺术百问》一书所言，由于印度责霜王朝佛教建筑艺术之东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条路线上都发现过早期佛教建筑艺术之遗存。1959年，在民丰县发掘了一座公元二世纪的墓葬，在出土的一件棉织品上，印有蜡染的供养菩萨像和残破的佛像。二十世纪初，英人斯坦因曾去敦煌莫高窟，在若羌的磨朗遗址发掘了一座古代佛寺遗址，在这佛寺遗存中出现了塔这一佛教建筑型式，其壁面绘制壁画，主要表现释迦说法、佛陀本生和佛传故事情节。佛像与人像都是睁大着双眼，其服饰与人物表情都具有中亚风格。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寺院遗存中出土有所谓“有翼天人”形象，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之特征，在构思上同希腊宗教文化中的“天使”形象具有一定联系。根据寺址中出土的佉卢文题记，可知此佛寺的建造年代，不晚于公元三世纪后期。这正是魏晋之始。

古龟兹的克孜尔千佛洞，开凿于公元三世纪后期。《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有佛塔、庙千所。”《出三藏记集》说：“拘夷国（即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这里所述的“塔、庙”与“寺”，就包括石窟寺在内。

中国古代魏晋时期的一些重要石窟，都建造于古代丝绸之路上，如龟兹石窟、凉州石窟、敦煌石窟等。克孜尔石窟处于丝绸古道北侧要冲地带，现有洞窟二百三十六个，其中保存较完整者为七十六个，存有较多的洞窟佛画。其建筑形制以中心塔柱窟为主，壁圆题材与主题，常表现小乘佛教的本生理想与佛传故事。在南北朝之后期，克孜尔石窟凿事更盛，致使洞窟数量剧增，规模扩大，渐渐形成三种窟型：其一，具有佛教造像和壁画的龟兹型窟；其二，具有壁画的方形窟；其三，仅供居住的僧房。龟兹型窟主室正壁设大型塑像，有47窟残存，测得当时塑佛之像可高16米，左右侧壁亦设佛塑数排，规制恢宏。

（二）北魏、西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与西魏，都是建于北朝时代的封建王朝。其具体年代，北魏：386年至534年；西魏：535年至557年。根据考证，学术界认为，莫高窟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风雨侵蚀与人为的破坏，早期石窟寺建筑已所存无几。1951年，敦煌窟檐修建委员会曾经详密勘察，最早的窟寺可能建于现存275窟附近，为乐傅与法良所开凿，时代约在北魏、乐傅大德首开凿窟之举，不久又有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在乐博所凿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石窟，从此，敦煌石窟寺便渐渐多起来。

北魏敦煌石窟中的第290窟，其兴造的确凿可考年代，始自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4），早于武周李怀碑所记述之建平公、东阳王的造窟年代。大约始于前奏，终于西魏之世约二百年间，其间兴造了大量石窟，而至今仅存二十三窟。这是指不包括那些已被后代壁画所掩盖，重新修造了的石窟在内的石窟寺数。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一书称，“自然也有原窟虽存，但已经过后代改装，变成了后代的洞窟的，如第261、271等隋窟都剥出魏画，第263号来窟也发现魏画就是一例。这种改装的情形在莫高窟中是常见的，有的一改再改，我们可以发现三四层不同时代的壁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根据表面的一层来定它的时代，二十三个魏窟就是这样得出来的。”

魏窟位于整个莫高窟之南段中心，从立面看，处于崖面中层，所占崖面约为200米长度。魏窟所建形制大体可分两大类：其一，窟外建一人字被顶前室，前室之后设一长方形平面之内窟，内窟近后壁处立一中心往直达窟顶，中心柱方形平面，面积颇大。于柱之四面凿出浅浅佛龛、内置佛像。窟顶的中心柱四周，作平綦方格，稍前即向上方伸展为人字坡顶，有类于无平顶天花板之屋脊。这一类石窟的典型之作，如第254、428窟等，较多见。其二，亦筑前室，而其主室平面为正方形，不设中心柱。为安置佛像，于四壁凿出小型佛龛，排列规整。在佛龛前有的塑作窣堵坡（塔之原型），窟顶为覆斗型四玻顶式，其中心为一斗四藻井天花。可以第246窟为代表，较少见。

在建筑文化观念与形制上，敦煌莫高窟的这两类石窟寺，都源自于印度，却被“中国化”了。

第一类石窟寺，乃印度“支提”窟的“中国化”。

正如前述，印度石窟起源颇早。有一种“支提”（Caita）窟，又称招提、制多、制底等译名。它是马蹄形平面的礼佛之所，前方后圆。后方之半圆形的中心，设置一座舍利塔，塔之周围留有可绕塔和佛的空间甬道。塔前为集会诵经之场所，供佛徒在此举行定期的布萨会，说戒受忏。它是后代寺庙之讲堂的一种雏形。“支提”窟的窟底即窟区空间最里面的区域，常设诸多并列的六角或八角形石柱，经雕饰，很是美观。

第二类石窟寺，是印度“精舍”窟的“中国化”。

印度“精舍”（Vihara），也译作“毗诃罗”、“僧房”、“僧院”、“住处”、“寺”等等。它是供僧众居住的石窟空间。其一般构造，于窟殿中央设方形广堂，在堂之四壁凿出许多小窟，小窟空间仅七、八尺见方，可供一二个人容身，为僧众居处。印度僧人以布施为食，小窟乃每天止息之所。堂之正面后壁，亦安置舍利塔或设讲堂，具有与“支提”窟相同的礼佛功用。最原始的“精舍”设于“支提”窟旁，后来它从“支提”、“精舍”合建之形制分立而建。“精舍”入口处亦设石柱，柱上亦有精美的雕饰。

当这两类印度石窟寺型式经西域东渐于中原时，它们首先被“西域”化，进而被“中国化”。如其舍利塔转化为四方柱式，塔之周围作回旋礼佛的半圆形空间也有改作方形的，这种方形平面，其四边形的“四”可象征印度原始佛教之四圣谛，而“方形”又兼象征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中的“地方”观念。潘絜兹称，“窟顶的人字脊，更浓重地表示着是模仿中国木构建筑的，有的并从屋脊到檐下凿出一根根凸起的椽子，西端用斗栱承托，甚至这个斗栱还是用木制成而嵌入壁画的，如第251号窟就是如此。斗栱四周并无修补痕迹，栱下并绘有坐斗及柱，这是最显著的例子。表现在细部的中国式特征，例如第259、275号窟的中心柱及壁面的佛龛，皆塑成汉代‘阙’的形式。（如下图）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先代的匠师们对于自己建筑传统的尊重，他们虽然处在与外来文化接触的前哨，接传了‘石窟寺’，仍然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处理它。这个宗教建筑的新类型，富有自己民族的特征。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魏窟第267至271号本是一个窟被分开编列为五个号，它的配置，主室和前后四个侧室，与河北望都的汉墓十分相似，从这里也可以想见石窟寺和汉代墓室的血缘关系。古代中国人崇拜祖先和崇拜神佛原是没有显著界限的，墓室和石窟寺建筑上的类似，正是非常自然之事。”所言甚是。中华古人对祖宗之法、对传统文化一贯十分尊重，这一点使得任何外来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会被“中国化”，改造为本民族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能力，中华民族文化包括它的建筑文化之所以数千年长存不衰，靠的就是这种能够“化解”异文化之精华、自创新制的伟力。敦煌魏晋莫高窟文化就是一个明证。

四、乱世中的营造

梁思成云，“自魏受汉禅，三国鼎立，晋室南迁，五代迭起，南北分立，以迄隋之统一中国，三百六十余年间，朝代更迭，干戈不绝，民不聊生，土木之功；难与两汉比拟。然值丧乱易朝之际，民生虽艰苦，而乱臣权贵，先而僭移，继而篡夺，府第宫室，不时营建，穷极巧丽。且以政潮汹涌，干戈无定；佛教因之兴盛，以应精神需求。中国艺术与建筑遂又得宗教上之一大动力，佛教艺术乃其自然之产品。”（《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41页）此论不谬。综观这一时期的建筑文化，首先因佛教之发展而刺激寺塔与石窟的畸形发展。这类佛教建筑自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功能，然而它们的建造，多半由于精神的渴幕。这当然不是说，魏晋南北朝时人，无论朝野，都“沉浸”于一种佛教的精神氛围之中，不是。他们也需起码的衣食住行条件，而居住文化则首先起始于实用。

按理说，这一历史时期战乱不休，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建筑作为一种基于财力、物力基础上的“艺术”，其受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的制约很是直接，但由于封建政治之需求，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类建筑，虽然不能与两汉的相比拟，却也曾辉煌一时。

（一）为政治装点门面的都城、宫苑

汉末魏初，曹操居于邺城，于战事匆忙之际治都城、筑三台，在“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铜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复其上。金凤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有冰室三与凉殿。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与法殿皆阁道相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公元220年，魏文帝始受汉禅，即营造洛阳宫，以壮魏之威仪。魏明帝也“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规”，其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其林园中起陂池”。它“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三国志·魏志》），兼治许昌宫，筑福景之承光殿，大兴土木，为三国之首。

孙权居建业，有节俭不尚宫室繁华之美名，然至孙皓，即筑昭明宫，大为开筑园苑，起土山楼观，《三国志·魏志》称其“缀施珠玉，穷极技巧”，实不为过。

刘备偏居于蜀，国力少弱，营建较少，但亦“起传舍，筑亭障，自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殆尽力于军事国防之建筑也”（《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41页）。

晋初武帝即位，第一大事就是起营太庙。《晋书·本纪》：“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尔后，太庙因地陷而废，“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建筑队伍既然如此庞大，可想建筑规模之大。

又，乐晋对建造宗庙社稷亦颇热衷，晋元帝即位后，始殊节俭，晋明帝亦从简尚俭，而到晋成帝之时，建平园为宫，第二年又造筑新的宫殿，建苑城。孝武帝又营筑新宫，有太极殿高8丈，长27丈，广（深）10丈。

至于晋室南迁，五代偏据于南地，也热衷于营造。后赵石勒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县），“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立桑梓苑”，“起明堂，辟雍灵台于城西”（《晋书·石勒载记》），并亲自督造。石虎接位，亦步石勒后尘，以绵薄之财力，又在邺城筑台现四十余所，建长安宫、洛阳宫，征集劳工四十余万人。有宫之凤阳门，高25丈，上建六层，反宇飞檐，邺城之外七、八里可遥视之。又筑太武殿，台基高28尺，名副其实的高台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卫于其中，其形象珠光宝气，漆瓦金铛，雕楹金柱，珠帘玉壁，伎巧奢极。又拟秦之阿房与鲁之灵光殿，以其窗户宛转，画作云气，悬大绶于梁柱，系玉壁于绶。其“金华殿后虎皇后浴室，三门，徘徊反宇”，“雕采刻缕，雕文粲丽”（《邺中记》）。石虎筑三台亦颇有名，起崇饰三台胜过魏初之铜雀台。于铜雀之上再起楼阁五层，全高370尺。仅铜爵楼颠，亦高15尺。三台各有正殿，殿屋百余间，三台皆以砖甃为材。又驱男女十六万众筑邺城华林范，苑区周长数十里，有围墙数十里。石虎执政期间，其宫室之侈，冠绝当时。

南朝四代均建都建康。就宋代言，宋武帝建国之初，不得不崇俭守约，而到了文帝手里，则又筑新宫，孝武帝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又在玄武湖立上林苑，筑立蚕观，造大殿一所，为七间制。齐代宫苑之侈，又超过前代。由于火灾，三千余间宫苑尽付之一炬，于是大起诸殿，光是为了潘妃之享乐，就别送神仙、永寿、玉寿三华殿，都用币饰以金壁。各种花窗尽绘神仙图样，有穷极绮丽之特征。梁代时，武帝筑东宫，筑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又筑太极殿，改作十三间制。再筑太庙，台基增为9尺。梁武帝极度佞佛，曾三次舍身于同泰寺，故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于二寺，均极虔信。陈代之武帝又起太极殿，曾感修宫室，584年即后主至德二年，在光熙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凡数十间，阁高数丈。以沉檀香木为窗牖之类，用材精良，又饰金玉、间以珠翠，宝床宝帐，备极繁丽，每至微风，香闻数里。

北朝以魏营建之事日繁。魏道武帝迁都平城（山西大同）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忙得不亦乐乎。这里，且不说魏太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就平城之魏陵而言，亦颇具特征，即以石材建造而取胜。据《魏书》云，孝文帝“起文石筑灵泉殿于方山”，“建永固不室立碑于石室之庭。”其永固堂以文石为材。“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炬，有若锦焉。”（《水经注》）中国古代建筑多以土木为材，这里所举魏陵却以文石为材、为饰，颇值得注意，石乃坚执难摧之物，以石为材，以祈建筑之永固也，在陵墓建筑上雅好石材，有象征灵魂不灭之意，这是佛教观念渐入中土之后，由于建筑观念的一定程度的转变而引起的建筑用材上的变化。

佛教之兴盛普传于中土，大有“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踌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之势，佛寺、佛塔、石窟寺都大为兴建。这里颇可注意的，还有如义慈惠石柱的建造，起于北齐天统五年（569），于复莲柱础之上建八角形柱，其上置石刻三间，小殿一间，为一种少见的纪念类建筑。其上小殿，仿造木构形制，为当时木构之典型模型。

（二）魏晋南北朝建筑技术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的建筑技术较前有了不少进步。如北魏及北齐石窟柱多八角形平面，柱身上小下大，有明显的收分，而无卷杀。当心间之平柱，柱头之上施以栌斗以承阑额及斗栱。柱身并础及栌斗之高度，约为柱之下径的五倍与七倍，这比汉代崖墓中柱清秀。这种柱艺，还呈现出受外来影响的特征。“窟外室外廊柱，下作高座，叠涩如须弥座，座上四角出忍冬草，向上承包柱脚，草中间置飞仙，柱头作大斗形，柱身列多数小龛，每龛雕一小佛像。又有印度式柱，柱脚以忍冬或莲瓣包饰四角，柱头或施斗，如须弥座形，或饰以复莲，柱身中段束以仰复莲花。云冈佛龛柱更有以两卷耳，为柱头之例，无疑为希腊爱奥尼克柱式之东来者。”（《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56页）就斗栱之技术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斗栱多为一斗栱三升，较汉之崖墓石阙为多见，栱心小块已演进为齐心斗。“龙门古阳洞北壁佛殿形小龛，作小殿三间，其斗栱则柱头用泥道单栱承素方，单抄华栱出跳；至角且出角华栱，后世所谓转角铺作，此其最古一例也。补间铺作则有人字形铺作之出现，为汉代所未见。斗栱与柱之关系，则在柱头栌斗上施额，额上施铺作，在柱上遂有栌斗两层相叠之现象，为唐宋以后所不见。”（同前，第57页）此乃为中肯之见解。至于建筑之雕饰，此一历史时期有一大进步。原因在于，佛学东渐，对建筑文化最显著、久远的影响之一，是建筑物的雕饰较前丰富、更显深刻了。如云冈石刻之装饰花纹，种类繁多而奇丽，十之九乃外来之文化母题，其中以佛教圣花莲花饰为最常见，源自印度。从希腊、波斯经犍陀罗输入的雕饰，尤以回折之卷草为根本花饰，此不见于周汉建筑文化。中华后代所惯用的卷草、西番草、西番莲等，来源于希腊。以相背兽头为斗栱之法，传自波斯柱头。狮子像与锯齿纹，亦传自波斯耳，它们都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的装饰“语言”。总之，这一历史时期，主要是佛教文化严重地影响了建筑“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