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汉：千秋伟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然而至公元前207年，秦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烈火中覆灭了。二世而斩，秦代一统天下的历史，只是匆匆一瞬。但是秦代的建筑文化，却迈开了巨大的历史步伐。汉承秦制，汉代的建筑文化深受秦代的影响。汉代历时四百余年，是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

一、巨大而匆匆的历史脚步

秦代，中华文化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封建王朝。秦赢政统一全国之后，就大兴土木，对都城的宫殿与帝王陵寝建筑文化尤为重视。

（一）咸阳宫城甲天下

根《三辅黄图》一书所记，自秦孝公至始皇赢政与秦二世胡亥，均在陕西咸阳建都。咸阳故都在今咸阳东20华里。秦孝公在位时，曾筑城于此。孝公十二年，迁都于咸阳。这在《史记》之《秦始皇本纪》篇中是有记载的。

秦始皇二十六年，赢政令天下十二万户高赀富豪迁徙于咸阳，使这个故都陡增人口，热闹起来。当时，“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彻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三辅黄图》）。

秦始皇二十七年，又筑信宫于渭水之南。此时正值公元前220年。此宫位于咸阳各宫的中心。故秦始皇不久便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征天极。然后由极庙即信宫前开辟一条大道通骊山，建造甘泉宫。“始皇穷极奢华，又极迷信，筑宫室极重其象征性意蕴。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秦都咸阳，以宫殿建筑巍然于天下。一处处宫殿飞檐凌空，雕樑相连，画栋溢彩，给都市平添无尽的辉煌。如萯阳宫，秦文王时已开始建造，地处今鄠县西南23华里。《汉书·室帝纪》云，“甘露二年冬十二月，行幸萯阳宫属玉观。”应劭注：“宫在鄠，秦文王所起。”棫阳宫，始建于秦昭王，在歧州扶风县东北。据《长安志》，棫阳宫为秦阳王所起，在岐山扶风东北15里。西垂宫，秦文公元年所居之西垂宫也，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平阳封宫，史载当年武公元年攻伐彭戏氏，至于华山脚下，曾驻于此。据《陕西通志》卷七二，“平阳封宫在郿县”。橐泉宫，据《庙记》所记：“橐泉宫，秦考公造”。《皇览》云，“秦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曾出土“橐泉宫当”瓦。（据《秦汉瓦当文字》）步高宫，在新丰县，亦名市丘城。古建筑专家陈直注云，《水经注·渭水》：“迳秦步高宫东，世名市邱城。”《长安志》乾祜县云：“秦步高宫在县西南三十里。”《元和郡县志》则作“二十里”，可供参考。步寿宫，在新丰县步高宫西。虢宫，秦室太后所兴造，在岐州虢县界。长杨宫，在周至县东30里，本秦旧宫，至汉曾有修饰，以备行幸。此宫以垂杨名世，植杨数亩，为秦及汉游猎之地。蕲年宫，秦穆公始建。陈直采《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马因集解，认为“蕲年宫在雍”。又说，现凤翔县曾出土“年宫”二字瓦，此应即“蕲年宫”之省文。梁山宫，始皇曾驾幸于此，地处好畤。《正义》引《括地志》云，“俗名望宫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兴乐宫，秦始皇造，周回20余里，规模不可谓不大。汉时曾作修饰，汉太后常居于此。《正义》引《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朝宫，始皇三十五年，因嫌咸阳人众、先王之宫廷狭小。故曰：“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建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之中。这朝宫规模不小，阿房乃朝宫之前殿。“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秦始皇收天下之青铜兵器，聚之咸阳，销熔后重铸为钟鐻，其高三丈，小型的钟鐻也有千万之容纳量。又销熔锋镝以为“金人”十二，立于朝宫之前。这些金人坐高三丈，背后有铭文：“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朝宫门前的“金人”尚且如此高大，朝宫之崔巍，也就可以想见了。关于这秦代宫殿门前的“金人”，传说不一，这里录以备考。《三辅黄图》：“大人来见临洮，其大五丈，足迹六尺。铭李斯篆，豪恬书。”陈直引述《汉书·五行志》：“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前。”《长安志》引《关中记》：“长乐宫殿前铜人，其胸前铭，李斯篆，蒙恬书也。”这些“金人”，无疑是中华建筑史上体型最为巨硕的青铜铸像。传说后世董卓曾毁铜人而铸小钱，致“天下大乱，卓身灭”。阿房宫，最是赫赫有名。始造于惠文王，宫未造成而惠文王亡。秦始皇在旧宫基础上扩其规模。称其周长三百余里，这当然指的是此宫苑的范围而并非指其四墙周长。陈直先生引《长安志》云，“秦阿房宫一名阿城，在长安县西二十里。西北三面有墙，南面无墙，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崇八尺，上阔四尺五寸，下阔一丈五尺，今悉为民田。”陈直注：“阿房宫遗址，现今在西安三桥镇南，阿房村、古城村、陶家庄一带。”这阿房宫装饰极美，以木兰为梁，磁石为门。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征太极阁道抵营室也。兰池宫，造于始皇三十一年。《史记·正文》引《括地志》云，“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在咸阳县界。”李善注《文选》引《三辅黄图》云，“兰池观在城外。”《长安志》云，“周氏曲在咸阳县东南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周一里，汉有兰池宫。”这说明汉代曾有兰池宫。陈直《秦汉瓦当文字》云，曾出土汉制“兰池宫当”瓦，可见兰池宫在汉代曾作修造。“钟宫”，《三辅黄图》云，“在鄠县东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销为钟，此或其处也。”诸多古籍对此不敢肯定，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太平寰宇记》卷二六等都以为“钟宫”乃“钟官”之误。此乃水衡都尉钟官令铸钱之地、为上林铸钱三官之一。虽然如此，这里所言秦代诸多宫殿，包括秦二世后来所兴建的林光宫等，皆显示出秦都咸阳的洋洋大观。

（二）秦长城雄姿壮伟，始皇陵举世无双

长城始建于先秦时代的战国，当时燕、赵、魏、齐、韩、楚、秦七雄纷争，战事不断，曾各筑长城以自卫，而地处北部中华的秦、赵、燕等为抵御匈奴异族骚扰，又在北部边境修造长城。长城是中华古代所发明的军事防御工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大规模建造长城，将中华北部的战国长城连成一个整体，秦长城3000余公里，东起于辽东，西迄于甘肃。

秦长城的用材特点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它穿越广阔的黄土高原、沙漠地带及其无数崇山峻岭、河流溪谷。在黄土地带一般采用版筑或土墼法，从现存临洮秦长城遗址看，是版筑而建成的。山岩溪谷之际又杂以木石、泥土所建，甚至有的地方以沙砾石与红柳、芦苇层层叠压而成。

虽然秦长城的遗存目前已不大显眼了，然而在当时却是十分雄伟的。修造秦长城之艰苦卓绝、劳民伤财可想而知，当时又没有什么先进的建筑工具，几乎完全依靠人工（也用畜力）在漫漫大荒中修造，其难度难以想象，否则就不会有诸如孟姜女哭倒长城之类民间传说的广泛流传了。长城在当时是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象征，也是老百姓诅咒的对象。它的文化性格远较现在为复杂。它一般不会是审美对象而只是求其实用，它是一种在中华“冷武器”时代的军事防御工程。秦王朝之所以如此短暂就倾覆了，除了秦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严刑酷赋之外，也与倾天下之力修筑长城，弄得天怒人怨不无关系。

秦始皇陵，位于现陕西临潼县城东5公里处，离西安市约35公里，南距骊山，北临渭河。其范围，在全国甚至世界，都堪称第一。

这座陵寝，在秦始皇生前已开始兴建。秦赢十三岁（前246）即帝位。即位不久，就择骊山风水宝地开始为自己营建帝陵。统一天下后，更从全国征70万众进行修建。《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直到这位中华第一帝五十岁死葬时（前210）尚未全部竣工，秦二世时又建造了两年，前后花去了40年时间。这陵墓，据三国时魏人所述，“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合现制120余米，底边周长约为2167米。墓顶植树种草，崇高非凡，现残高64.97米，这是两千多年风雨侵蚀的结果。

秦始皇陵的平面为一个“回”字形，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南北长约2170余米，东西宽约970余米，周长约为6000余米。陵冢坐落在陵区之西南隅，正当东、南、西三面两重城六座门之交会点。现存陵园北半部瓦砾遍地，夯土痕迹历历在目，石阶裸露，证明这里是当年献殿及其附属建筑之所在处。其建筑遗址上，都有残存瓦片、红烧土、灰烬发现，有门砧、柱础、瓦脊、大型瓦当、石水道、陶权等出土，都是秦时旧物。该墓之地宫未经发掘，尚不能推见其藏物之何等丰富，然目前已出土的兵马俑坑之规模的宏大，实属罕见。

地下兵马俑军阵，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秦始皇陵的冥府仪仗队。其分为弓卒、步卒、骑兵与战车兵四兵种，且另设将军俑。分门别类埋于地下。其中最大一坑面积约为14000余平方米，排列军俑六千四百余件，全部俑坑的军俑约在八千件左右。俑体为陶质，与真人真马等大。军俑所持兵器，是实战实物，是“真家伙”，其材料为铜锡合金。这兵马俑陈埋于陵东约1.5公里处，朝向东方，有恢宏、浩荡之势，且雕塑水平很高。

秦始皇陵的建造很讲究风水。陵体之所以建在整个陵区的西南一隅，这是符合《调易》八卦方位之风水观念的。《周易》后天八卦方位即文王八卦方位中，以西南为坤。坤者，地也。入葬即入土，葬于西南一隅，正应了《周易》生命回归于大地的易理思想。又，在中华古代建筑内部空间区划中，西南为奥，尊者之所处也，故始皇葬于陵园之西南方，也是合乎易理与风水的。

关于长城与始皇陵，后文还将详细论及。

二、博大而豪迈的时代身影

在中华文化史上，汉代是一个伟大而多采的时代。开国之君刘邦打平天下，还故乡沛地，酒酣之际，这位汉高祖自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土兮守四方。”（《大风歌》）又，刘邦作《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而西楚霸王项羽也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咏叹。

这反映了汉代的雄浑气象，无论在文化氛围、时代精神与艺术领域中，都表现出汉代是一个尺度感巨大的时代。汉代的建筑文化，也奏响了雄壮的音调，树立了博阔而豪迈的身影。

（一）从地下发掘看汉代的建筑文化风貌

由于中华建筑以土木为材，虽然汉代离现在不算十分遥远，但完整的地面建筑，可以说已难觅踪影。不过，从全国各地的地下发掘中，仍可领略汉代建筑文化的伟大风貌。

比如在河北，继秦之后，汉代的建筑遗址仍大量发现。有宣化罗家洼古城、西阳城、怀来沙城、崇礼县西湾子古城、丰润县银城铺古城、磁县讲武城、唐县灌城与易县东古城等。如讲武城平面方形，南北长约1150米，东西宽1100米，城址内出土大量尺度较大的砖瓦。有汉墓多集中分布城址四近，有数百座之多。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定县三盘山中山王墓、八角廊中山孝王刘兴墓等，都有丰富的地下发掘。以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妻窦绾墓为最著名。该墓由墓道、中室、主室和南北耳室几部分构成，墓中出土文物四千余件。其中震惊世界的是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的出土，另有长信宫灯与镶玉漆棺亦为罕见，这都证明汉代盛厚葬之风。三盘山汉墓、八角廊汉墓早在北魏都道元《水经注》中已有记载。三盘山汉墓为三座土坑木椁墓，东西并列。墓中出土车九辆、马三十五匹、铜钟、铜印及大量车马模型。其中以第三号车最为精妙。一件错金银伞盖柄铜饰错云山花木，有各类鸟兽一百二十五个，雕镂精细，呈现大汉气象。

又如在陕西，1957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西汉长安城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该城周长25.1，均为版筑。四周廓城由于受地势影响，不甚规则。其中东墙较为平直，其余三面墙体走向有曲折之状。每边设城门三座，这是颇合《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古制的。从所发掘的东城墙之室平门、霸城门、南城墙之西安门及西城墙之宜城门看，每座城门均有门道三个，每个门道宽6米，合其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共宽8米。在门道与门道的间距最狭为4米，最宽达14米。每个门道可同时容车轨为1.5米的四辆车通行，三个门道共容纳十二条车轨，这也是合乎古制的。从墓葬情况看，西汉墓的特点是土室深广，仿地上之宅第修造了宏大的墓室。在1957年至1967年这十年间，所发掘的尺度最大的墓葬，是咸阳杨家港四号墓。该墓墓道及内室已遭焚毁。从遗存看，墓之结构类如贵族宅第楼阁建筑。墓道呈曲尺形，从南端入口，经过曲折而向北，其间有屋架而无楼层，相当于宅第“过道”。转而西向直达墓门，似于屋架下设三个楼层，此为“中庭”。而墓主残骸之所葬处，相当于宅第之主屋。这整个墓葬的设置，象征“事死如事生”。该墓筑也设陪葬坑。在墓址南70米处发现陪葬陶俑坑十一个，已出土骑兵俑五百八十三件，其余文官、武士、舞乐、杂役等各色人物俑一千九百六十五件，以及盾牌模型、鎏金车马饰物之类数量不少。虽然在尺度上，这兵马俑阵不能与秦始皇陵兵马俑阵相比，但其兵、骑齐备，列队整肃、披坚执锐，也有一派威武雄壮的大汉风范。

又如在甘肃，1969年在武威雷台出土一座东汉晚期“张姓将军墓”，发掘一套属于二千石大官出行仪仗的铜车马俑。其中有铜俑四十五件，铜马二十九件，铜牛一件，铜车十四辆。其中一铜奔马昂首腾蹄，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其造型极富想象力，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这种陪葬铜俑的出现，是对“地下建筑世界”即冥府的装饰，从一个侧面说明汉代建筑文化的尚巨硕、尚华饰的风气。

又如在江苏，迄今所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近二百处，分布于大江南北，以苏北为最。这些遗址有城镇、村落，面积一般在10000至20000平方米，较大者达20万平方米。盱眙东阳城始建于秦，续建于汉，总面积达1.5平方公里。城垣为版筑，现大部保存完整。有刻始是二十六年诏书之铜权出土，权扁圆形，重达30.4公斤。有汉代花纹方砖、半瓦当、圆瓦当以及大型素面板瓦等出土，表现出封建官署建筑的宏丽与伟华。有冶铜、冶铁作坊与铸钱作坊等出土。如铸钱作坊遗址在六he李岗，“干栏式”建筑，以大量质地优良的楠木坚插为桩，其上构筑居室平面与空间，面积约221平方米，发现大型的板瓦与筒瓦等遗存。

又如在河南，1975年考古学家对郑州古荥镇（大荥阳）汉代冶铁作坊遗址进行了发掘。其范围，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发掘面积约为1700平方米。有两座冶铁炉基出土，其中之一的炉容量估计为50立方米。炉基四近有大体积铁块、矿石堆、炉渣及水井、船形坑、四角柱坑、窑坑、耐火砖、陶模等遗存出土。其中之大体积铁块估计重达20余吨。炉基以炉灰土加小卵石夯筑，厚达4米，凸形。这是迄今所发现汉代炼炉工场建筑之最大者，说明了汉代生产类建筑的巨大形制。

再如在湖南，最著名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公元前二世纪，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传五代。汉景帝又封其子刘发为长沙定王，均治辖长沙（古称临湘）。马王堆汉墓在长沙郊外。有一、二、三号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近三千件，其中一号汉墓出土保存完好的女尸一件，轰动考古界。从出土资料看，马王堆汉墓为第一代噡侯，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之墓地。一号墓与二号墓并列，死者为噡候及其妻。三号墓的墓主当为利苍之子。其三号墓中出土纪事本牍，推定该墓下葬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一号墓建成于利苍死年——吕后二年（前186）之后二十年。墓中出土了大量帛书与“遗策”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又出土珍贵的绘画资料及丝织物，这些丝织物几乎包括目前所知汉代丝织品的全部品种。还有各类漆器与乐器，使这座汉墓成了名符其实的汉代“历史博物馆”。

（二）大汉风范

从如前的记述来看，无论是地下出土的遗存还是从文字记载，都能说明汉代建筑文化的特色。

恢宏壮观的宇宙模式

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经济文化未及全面复苏，仅修筑兴乐宫、未央宫、长乐宫与北宫，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才大兴宫苑。虽然如此，修建离宫别馆，其意在象征“天下重威”。如汉高祖在长安所修之未央宫，为长安之主要宫殿。其位于长安西南隅，这风水位置正好处于八卦方位之“坤”位上，在当时人看来是大吉大利的。基地利用龙首山岗地，削为高台，筑宫址。它以前殿为其主要建筑，这是沿袭秦制，类于“前殿阿房”。未央宫前殿面阔广大而进深略浅，平面呈东西狭长形。整座未央宫周长8900米，除前殿外，另有十数组宫室及武库、藏书楼之类，其规模不可谓不大。长乐宫是在原秦之咸阳兴乐宫基础上修建的，供太后所居，位于长安东南隅。这在八卦方位上处于“巽”位，也是吉利之地。其北与明光宫连属，内构长信、长秋、永寿、永宁四组宫殿，是一种大宫中套建小宫的形制，宫之周长为10000米，具有庄严的平面布局和宏伟的气魄。长安之西有建章宫，武帝时建。该宫设诸多门阙、殿阁与楼台，并于宫区中堆山开池，模拟自然，有“千门万户”之奇现。

我们可以从一些古籍记载进一步加深对这些汉代著名宫殿的认识。

《三辅旧事》、《宫殿疏》：“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

《三辅黄图》：“长乐宫，本秦之共乐宫也。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

《长安志》引《关中记》云，“长乐宫，本素之兴乐宫也，周回二十余里，有殿十四。汉太后常居之。”

《三辅黄图》：长乐宫“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长乐宫有鸿台，有临华殿，有温室殿。有长信、长秋、永寿、永宁四殿”。

至于未央宫，《汉书》云，“高祖七年，萧何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上见其壮丽太甚，怒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对曰：‘以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悦，自木乐阳徙居焉。”

《三辅黄图》：“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华榱璧王当，雕楹玉墄，重轩接槛，青琐丹墀，左土戚、右平。黄金为璧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也。未央宫有宣室，麒麟、金华、承明、武台、钩弋等殿。又有殿阁三十二，有寿成、万岁、广明、椒房、清凉、永延、玉堂、寿安、平就、宣德、东明、飞雨、凤凰、通光、曲台、白虎等殿。”

至于建章宫，《三辅黄图》云，“武帝大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压之’”。可见，建此它还有消灾的巫术意味。“帝于是作建章宫，变为千门万户，宫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

《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宫。”

《郊祀志》：“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并于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又，《三辅黄图》云，“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辇道为阁道，可以乘辇而行。”又说，“宫之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丈，亦曰壁门。左凤阙，高二十五丈。右神明台，门内北起别风阙高五十丈，对峙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连阁皆有罘罳。前殿下视未央，其西则唐中殿，受万人。”

《汉书》：“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门三层，台高三十丈，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玉为之。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门。”

汉代的城市也大有发展。

先秦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民生凋衰，经济力量有限，各诸侯国的首都规模都不大。当然，在战国中后期，由于封建制的日益登上历史舞台，生产力得到解放，手工业与商业有所发展，城市建设也曾繁荣。如周之成周、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鄢郢、魏之大梁、韩之宜阳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展。到了秦代，咸阳城的规模急剧扩大。而项羽西屠咸阳，使这一秦之大都几遭灭顶。到了汉初，由于需要休养生息，高祖时代未曾大兴土木，也无力营造。而时至武帝盛世，国力日盛，手工业、商业有峰起之势，这刺激了汉代城市的建造与发展。当时首都长安成了商、周以降最大的城市。

该城平面由于受地形影响，呈不规则形，但基本上是有中轴线的。城内设主要道路八条，四条南北向，四条东西向，道路均为直线型，均与城门直通，道路之间以十字形或丁字形相交接。其中贯通全城南北的安门内大街长约11华里，宽约50米，是全城中轴线之所在。其中央为皇帝御道，宽20米，两侧设沟渠，沟渠外侧又设备宽13米的大路，路旁植树。

《三辅黄图》云，“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庙记》曰：“霸城门，亦曰青绮门。”“长安城东出第二门曰清明门，一曰藉田门，以门内有籍田仓，一日凯门。”“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长安城南出东头第一门曰覆盎门，一号杜门。”“长安城南出第二门曰安门，亦日鼎路门，北对武库。”“长安城南出第三门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一曰便门。”“长安城西出南头第一门曰章城门。”“长安城西出第二门曰直城门，《汉宫殿疏》曰：‘西出南头第二门也。”“长安城西出北头第一门曰雍门。本名西城门。”“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曰洛城门，又曰高门。”“长安城北出第二门曰厨城门。长安厨在门内，因为门名。”“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综观长安城四周，每边三门，四边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颇合《考工记》古制。

洛阳为东汉帝都。早在东周，此为都城“成周”之所在，秦与西汉时都曾于洛阳建造离宫。刘秀为东汉第一帝，认为长安残破，故建都于此。洛阳南临洛水，北依邙山，有穀水之支脉自西向东流贯城中，依山傍水，气脉贯通，在古人看来可谓上乘之风水。而在城之纵轴线上，又依西汉旧宫形制建造南北二宫，以复道三条相构连。东汉中叶以降，在北宫之北增建苑林，其规模甚于南宫，这在城市建设上，进一步发展了以宫城为主的城规文化观念。

汉代的住宅文化也颇发达。虽然迄今出土的住宅遗存颇为少见。然而，在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明器陶屋以及文献记载中仍留下了历史的足迹。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曾将汉代住宅文化分为平民型与贵族型两种。平民型住宅规模较小，也颇简朴。平面常为方形或长方形。该建筑大多为木构架，墙体以夯土筑造，少数采用承重墙结构。屋门南向，偏于一旁或设于屋之主立面中间。窗之形式以方形、横长方形、圆形为多见。屋顶多采用悬山式或囤顶。有的住宅规模稍大，平面呈“一”字形或曲尺形，以墙垣构成院落，偶见三合式或“日”字形者。倘为“日”字形，则形成前后两个院落，空间比较丰富，而中间横向的一排房舍较高大，其余屋宇偏低，给人以主次分明的外观感。而贵族型的大型住宅，威风气派，外建正门，屋顶中央高于两侧，旁设小门以供下人出入。大门内又设中门，可通车马。门旁建门庑，是留居宾客的附属类建筑，院内建主题建筑，称前堂，堂后以墙、门分隔，门内设“寝”即卧室也。也有在前堂之后再建后堂，以供饮宴歌乐之需。另建车房、书房、厨房、库房、马厩等以及供奴婢下人居住的附属性建筑。有贵族豪门将园林美最引入宅第，如文献所载，有茂陵富户袁广汉，在茂陵北麓建一大型宅第，东西宽约1600米，南北长约2000米，其房舍重阁回廓，徘徊连属，遮天蔽日，并构石筑山，引水开池，池中积沙为洲，以象征神山。住宅之林苑中豢异兽珍禽，植千花万树，是园林化了的贵族住宅。

要之，在文化观念上，汉人尚大、尚重拙，以象征天地宇宙也。班固说，汉之“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平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两都赋》）。又云，汉人范囿之建昆明池，亦在象征宇宙，“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天涯”（同前）。张衡亦说：“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东京赋》）汉人相信，自然宇宙犹如建筑，有二十八宿居于天之四方，中天为极。“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史记·天官书》）这种恢宏的宇宙模式，自然要强烈地影响到营造，人们只要客观条件许可，均愿以建筑这土木堆垒的文化象征之。

艺术与技术的“对话”

任何建筑都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且以技术为主。汉代建筑文化的长足进步，首先表现为艺术与技术的进步。

直观的，是汉代建筑的艺术形象。它是这种时代建筑最富于情趣的方面，建筑的艺术形象具有葱郁的象征性。如汉代宫殿、祠庙、墓门外两侧多立双阙，或木构、或石制。木阙固然现已无存，石阙实物却颇多。阙之造型，上部复以檐顶，有类于碑而形体略厚，富于象征、纪念意蕴。有的阙附有子阙，子阙较主阙为小，另具檐瓦，为主阙之胁侍。檐下刻出斗栱枋额，模仿木构模样。有的子阙，如147年所建之武氏祠阙及118年所构之河南嵩山太室、少室、启母三庙阙，均设子阙而无斗栱形象刻出，实乃更类于碑。这类石阙如武氏祠石阙，其主要雕饰为四神及力神，形象丰富而动感强劲，为浮雕装饰之佳作。湖南、四川境内，汉代盛行崖墓，以四川为更多见。崖墓大者堂奥相构，雕饰华巧。据梁思成、刘敦桢勘察，四川乐山白崖、宜宾黄沙溪之崖墓，多凿祭堂于前，自堂内凿进二墓道，其墓道之侧辟为墓室。其祭堂前凿石柱分为两间面阔或三间面阔，凿出外檐形象，而堂之内壁又隐凿枋柱形象，上刻檐瓦、瓦下又刻出禽兽雕饰形象，与祭堂门外壁上之雕出的石兽形象相呼应，表现出汉代精湛的刻石艺术水平（如下图）。汉代画像石是又一种石艺作品。所绘建筑形象丰富，厅堂、楼阁、凉亭、门阙、小桥之类，一应俱全。其中大半为程式化之图案，但阶基、柱、枋、栏杆、斗木共、扶梯、门窗、瓦饰等，均描绘有致。如函谷关东门之画像石，现被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画有四层木构建筑两座，为楼阁式。楼下双扇门上以斗栱承檐、二三层壁上均开小方窗，描画走廊及以斗栱承檐之形象。第四层无廊，也以斗栱承接屋檐，脊上饰以凤凰之形状，由此可窥汉代木构楼阁艺术之一斑。

就瓦当艺术而言，已发现战国燕下都的瓦当具有二十多种纹饰，战国楚墓出土的雕花板，其花纹也秀丽多姿。这种纹饰发展到汉代，更趋丰富。其中人物纹样在瓦当艺术中占重要地位，所表现的题材包托神话中的人物、历史中的人物与现实世俗生活中的人物；动物纹样也是四灵唱主角，又增凤、蟠螭之类；植物纹样以卷草、莲花为主，前者来源于犍陀罗艺术之传布，后者取自印度佛教艺术；几何纹样有绳纹、齿纹、波纹、菱纹等，继承了中华传统的纹饰。关于阙与瓦当，本书后文尚有详论，这里不作赘述。

汉代建筑中的雕塑艺术因素大为增强，如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反映了汉艺术的雄浑风格。西汉有著名的霍去病墓，其石马、石虎等是先雕出浑朴的圆雕轮廓，再以浅浮雕手法表现其神韵，可以“马踏匈奴”为典型之作。在绘画用色方面，因为汉代的色彩观念已与阴阳五行、四方观念结合在一起，所以色彩的象征意蕴已很多富、深刻。如宫殿立柱以丹色为之，这一点承传至明清，它与黄琉璃瓦与红墙成为皇家宫殿色彩的主调。官署喜用黄色，以明“官”之身份地位。斗栱、梁架、天花施以彩绘，墙体上又以青紫或壁画装饰。雕花地砖及屋顶饰件也因材、因伦理观念的象征意蕴不同而施以不同的色彩。

汉代建筑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的汉代建筑，其后期大量出现多层楼阁式。据文献与出土建筑遗址，中华先秦颇热衷于高台建筑的建造，商纣有鹿台之建造。春秋时重屋及高台这类建筑形式已颇多见。如《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说文》：“台观，四方而高也。”先秦之台，传说体量高巨，《新序·刺奢》说，“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战国时之高台建筑亦颇盛行。《韩非子》云：“（齐）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直至西汉，建造高台之风仍未衰减。然而到了东汉，高台建筑锐减而多层楼阁式建筑陡增，东汉之楼阁建筑，每层都有独立的结构单元。这是木构架技术的进步使然，也是建筑文化观念的转变，建筑技术“语汇”变得更丰富多彩了。汉代木构的结构技术日臻完善，台梁式，穿斗式这两种基本的结构方式已发展成熟，尤其穿斗式，往往在柱枋之间使用斜撑，构成三角形构架，这增加了木构架的稳固性与科学性，这是多层木构楼阁能够大量屹立起来的先决的技术条件。

其二，木构之屋顶的基本形制成熟。庑殿顶（四阿顶）、九脊顶（歇山）、不厦两头（悬山）顶、硬山顶与攒尖顶这五种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的屋顶型式，汉代均已齐备。梁思成指出，四阿、不厦两头、硬山顶见于汉画像石及明器者甚多。九脊顶现存实物颇少见，唯见于纽约博物院藏明器之一例。攒尖顶则多见于望楼之顶型式。反宇飞檐之制亦见于汉代。汉代现存建筑遗物中，虽大多屋顶坡面及檐口均为直线，然屋坡反宇者，明器之中亦偶见之。班固《两都赋》所谓“上反字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因是汉代所通用的屋顶结构型式。（参见《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39页）当然，正如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之歇山顶是由中央之悬山和周围之单庑顶组合而成，其结构在两者之间构成一个阶台，成为上下两叠型式。同时，汉代出现了由庑殿顶和庇檐组合发展而来的重檐式屋顶形制。

这种木构屋顶形制的发展成熟及前述多层楼阁式结构技术的发展，得力于汉代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早在战国时代，铁器已经使用，这导致了全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而到了汉代，铁器工具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其高超的冶铁技术使工具的刃口大为锋利，工具品种大为增加，这使人们对木材的加工尤其是精巧的加工变得容易起来，比如汉代精巧的榫卯技术随处可见。

其三，正因为铁器工具对建筑技术的有力馈赠，同样导致斗栱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从西周到东周晚期的若干铜器文饰图案见出，当时建筑立柱之上已备栌斗，汉代的斗栱随见于有关历史文献，也多见于出土的建筑文物，在东汉石阙、崖墓、明器与画像砖上均有生动表现。此时头栱既用以承重以拓屋檐，也用来承托平坐。它的结构功能不仅是技术的、而且是艺术的。柱头上之栌斗，即大斗，其上安栱，两头各施散斗一；栱心之上，出一小方块，为枋头。川康地区汉代石阙所刻之斗栱形象，均在栌斗下立短柱，施于额枋之上。明器中的头栱形象，每每从墙体出栱或梁以挑承栌斗，在其上面再施以栱，有的在柱上施栌斗。颇为常见的是“一斗三升”制。此时，还出现后世所谓重栱，即在散斗之上，更施较长之栱者，是谓创制。

其四，与木构技术相呼应、媲美者，是砖瓦之技术在汉代的发展。早在先秦战国年间，建筑物上已颇为普遍地使用青瓦、板瓦、筒瓦，战国晚期开始采用陶制排水管与栏杆砖。汉代瓦当质地较前细密，其坚固程度反映了汉代陶制技术的进步。同时，汉代的砖技之巧，表现为按不同使用功能，造出了多种型式的砖，空心条砖、削去一角的墓门空心砖、楔形砖和企口砖、铺地方砖等各呈其态，功能丰富了，艺术之象征意义也深化了。由此，促进了汉代陵墓之墓穴的建筑技术的发展。各种墓穴方式出现了，如板梁式、斜撑板梁式、拆线楔形式、折线楔形企口式、半圆弧形式以及穹隆式等都登上历史舞台。这些墓穴结构方式中虽有一些起自战国，但到了汉代，其样式更见丰富、成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墓穴易塌陷、不耐重压的技术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