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初奏凯歌

中国文化史上的所谓先秦时期，指夏、商、周三代。这整个先秦时期大约度过了漫长的一千九百年光景，其间建筑文化现象的丰富与复杂，自当一言难尽，这里择其要者，简述如次。

一、营国制度

中国文化史已经证明，城市的起源与阶级、国家的起源是同步的。先秦将都城称为“国”，《周礼·考工记》所记“营国”制度的“国”，就指的是都城。国（國）表示四周围合的那一个区域，那便是都城。

城市是统治者盘桓的据点，统治者统治着城及其四外的土地、人民，这便是阶级与国家的形成。

从考古发现看，中华古国自夏代这奴隶主国家、社会开始营建城邑。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以及安阳小屯商都等都城遗址，显示了商代城市建设的实绩。而发展到周代，中华古代城市建设获得了初步的繁荣。周代及之前的中华营国制度，被理论地总结在《周礼·考工记》之中。

（一）安阳殷都的建设与考古发掘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这是郭沫若对古都安阳的赞美诗句。安阳曾是中华七个朝代的帝都。远在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此，史称殷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及文物可考的古都。殷都安阳位于河南最北部，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域。西依太行山，与山西省接壤，北临漳水，与河北省隔河相望，东邻濮阳而南接新乡、鹤壁两市。安阳居于中州，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栖息繁衍。在安阳县小南海，有原始初民的洞穴遗址被发现，距今约二万五千年，出土了七千余件石器，兼有动物化石及人类活动行迹的灰烬。据史料记载，约在四千年前，上古时代传说中的“五帝”之颛顼与帝喾两位帝王，曾于帝丘私亳（今安阳市内黄县东南部）建都。现内黄县南三杨庄村西!公里许，有纪念颛顼、帝喾的二帝陵在。

商代，约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中宗太戊在亳这个地方建都，亳，即现安阳内黄亳城。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商王河亶甲，自“嚣”迁都于“相”，相，亦即现内黄亳城。其子祖乙继位，仍建都于此。后因水患及迷信风水观念，再迁都于“耿”。太戊、河亶甲和祖乙三帝均曾在亳立都城，历时近一个世纪。故现河南安阳内黄亳城东2华里处的次范村建有商中宗陵。商王盘庚十四年（约前十四世纪之间），又自“奄”迁都于“殷”。殷即现安阳市小屯的古地名。从盘庚迁殷到商纣覆灭，凡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二百七十三年，使殷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古都，一是历时长久，二是所统辖的疆域相对稳定，曾经出现过殷商文化的繁荣时期。

现在考古学上所称的殷墟，即为殷都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曾为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是当时殷天子号令天下的中心。

殷墟的考古发掘经历了五十余年漫长岁月。出土的殷都遗址比较完整。城址中心为殷王宫殿区，在洹水之南和小屯一带。其北部与东部以洹水为屏，在小屯之西与南，又挖掘一条壕堑，宽7至12米，深5至10米，其两端与洹河接通，这样，整个宫殿区成为以一个长方形河水、沟堑围合的区域，在实用性功能上具有防卫作用。整个“城”区南北长度为1000多米，东西宽度为600余米，呈南北纵向发展态势。

据考古报告，在城区四周，有较多的墓葬区、居民点与手工业作坊遗址。无论是宫城还是平民居所附近，发现了水井、道路、窖穴（库房）等遗存。其道路修造颇讲究，以鹅卵石或掺杂碎陶片铺成，边沿夯实，这种情况，多见于洹水南、北岸的孝民屯、四盘磨、王裕口、后岗和大司空村。

迄今为止，殷墟共出土甲骨十六万余片，有些甲骨上镌刻十数代殷王的名号及活动纪录。关于城廓的文字记录，亦在甲骨文中表现出来。

据《古都安阳》一书介绍，殷都共建宫殿建筑五十三座，可分为甲、乙、丙三组，位于小屯之北，分布在南北长约280米、东西宽约150米的区域之内。（如下图）这些建筑，都建有高高的夯土台基。地面上建屋，屋由夯土台基、夯土墙、木质梁柱、门户廊檐、草秸屋顶等部分构筑。甲骨文中有一个“享”字象形，表明宫殿屋顶为四坡形制。甲骨文“高”字，是高大宫殿重檐。《周礼·考工记》云，“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一寻为古制八尺，七寻之堂，五十六尺之长，在当时也算了不起了，宫之形象相当宏伟。其基础高出地面三尺，已具高台基之雏形。其屋顶四面呈斜坡形，且为重檐，这是出于适应土木材料之性能与雨天溜水之需要。宫殿柱脚旁已初见装饰，其作品为大理石立体石雕，题材与文化主题有饕餮、石鸮、石兽等，大都不离辟邪之精神意义。该宫殿之地面建筑，自然都已荡然无存，只有屋基之遗存。其平面为方形、长方形与凹形，以方形、长方形为主，凹形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变形。方形屋基为黄土敷筑，每一端的边长为12米，厚度为1米。两座方形建筑中间，还有四行呈横排，用以支架屋顶的柱基。凹形宫殿基址长28米，两端各有一座类似方形的夯土建筑，中间以一道狭长的夯土台连接，构成平面之凹形。最多见的是长方形宫殿基址平面，一律为夯筑，十分坚实。殷都中较大的宫殿建筑，其基址平面已达长85米、宽约14.5米；中等规模的宫殿基址平面，长约30米，宽约10米。从基址看，宫殿的朝向有南北向、东西向两种，基址有的排列成行，有的互相连接，并且出土了南北对屋，中为广庭的处于雏形的四合院平面形制。

殷都宫殿之柱础，多数为石础，直径约在10至30厘米之间。这些石础以天然砾石为材料，厚度一般为3厘米左右，上部平滑稍凸，下面中央微凹，很易放乎，显然经过精心加工。也有以铜础为柱基的，在铜础下面又垫天然大卵石。殷都中有一座尺度较大的宫殿，有三行三十个柱础，其中设置铜础十个。

从发掘出来的遗存推断，及甲骨文中的记载，殷都在建造时，举行过许多巫术、祭祀仪式，以求得上天、祖宗的佑助。打地基前，先进行奠基仪式，在屋基下方埋奴隶与大量牲畜，是谓“血祭”。考古学家在殷都一座面积较大的宫殿基址遗存中，发现埋有“血祭”的遗骸，计有奴隶一，牛三十，羊一百一，狗七十八。在另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基址下，发现理有奴隶一，牛十，羊五，狗二十一。殷都宫殿建造时，对安装门尤为虔诚，人们唯恐触犯了神灵，进行隆重、庄严的“血祭”。从发掘着，有的门户左右两侧和前面，分别埋有跪着的武装侍从，有的还持矛或盾，多至五、六人。有的在屋内左右两旁，各埋二至三个女奴。在宫殿落成时，还以大批奴隶和马车埋祭。有一个建筑群遗址的北首，出土了五辆马车，在其西首，出土了一匹马的残骸，还有大批被砍了头的奴隶的残骸，这些，分别埋在十排土坑之中。

（二）周代都城建筑及其制度

在周代，由于奴隶主国家的文化、经济之繁荣以及发展到春秋、战国之交奴隶主国家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制的初步酝酿，这为周代都城建筑及其制度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契机。

西周初年，武王克殷，百废俱兴，其中包括在当时说来是大规模的都城建设。这次都城建设的文化起因，是由于周代是一个宗法制社会，实行诸侯分封，以周公营建洛邑为代表，各受封诸侯国均开始在自己的封地营建都城，形成了一个古代城市建设的高潮，它标志着奴隶主国家“黄金季节”的到来。无论在王城规划、宫城建筑以及社庙营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就。

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述营国制度，周代的营造规划为三级城邑制度，此即王城、诸侯城与都。

王城品位最高，其形制平面取方形。城域中干道呈九经九纬系统，全城平面为规整的几何形。

这种几何形源自井田观念。井田制是奴隶主对全国土地的一种占有方式与制度。它有利于对属下土地的“贡税”的收缴，将土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方形单位，有利于分封政体下对食禄制度的管理。除此经济上的原因外，还有文化观念上的原因。即大批土地平面划为井田形，实际是八卦方位观念在土地制度上的表现。（如下图）

早在殷代，已有井田划分的雏形，即将大批土地努力划分为面积大约相等的小块土地，以便于分配之。这表现在甲骨文中，便有一个“井”字。这个字，实际上是八卦的八个方位及中宫。

周代的井田制是对殷代初期井田制的发展与完善。从《周礼·考工记》看，在周代，推行过两种类型的井田制。贺业钜说，“《周礼》有两种井田，一为《遂人》十进制井田，一为《小司徒》‘九夫为井’的田制。‘夫’原意指农夫（即农业奴隶——“甿”）。周制一农夫授田一百亩，占地方百步，这块地的面积便称‘夫’，即周金文之一‘田’。周代赐田多以‘田’为土地计量单位，金文史料中这种记载是屡见不鲜的。可见‘夫’（或“田”）当是周代井田制的土地计量单位，周代井田都是聚若干‘夫’为一‘井’的。由此可知，周代井田制的土地计量应是按亩、夫、井这样的进位来计算土地面积的、百亩为‘夫’，十‘夫’或九‘夫’为‘井’。其中‘夫’为田制的基本单位，‘井’为基本组合单位”（《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第40页）这里所说的是“九夫为井”的井田制。

这种井田制的平面，已为城邑的平面布局规定了格局。土地划分为大块方形，四周围以篱棘、界石或其他什么标志，或以植树筑路为界，“井”内布置纵横的直道，区分为面积相等的小方块形，这种井田的思维模式，实际就是后来城邑平面的思维模式。

在“井田”区域内，为便于就近耕作，自然是居住着农夫的。这农夫，就是周代农业奴隶，称为“甿”。奴隶主授田于，甿“甿”为便于就近耕作，必在“井田”中建立居民点，这便是“宅”，宅之组合便是邑、里。邑、里的建立，意味着农夫的定居，也是奴隶附着于土地的象征。

邑、里在最初仅是周代附着于土地的居民点及其组合，由于生产力的渐趋发展，在这邑、里中产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因素，这便是以物易物的交换的产生及其繁荣。这样，在这邑、里中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便是“市”，这种“市”，是若干“里”的组合，“市”是从“井”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后代有“市井”的说法。

《考工记·匠人》的王城规划，就是在这井田制中诞生的。《匠人》所言王城制度的几何方格，是井田制的城市化。

在平面布置的区域范围上，周代王城的规模的理论上的规定，是“方九里”。《周礼·考工记》云，王城须“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整个王城，是一个“井”字形，平均分为九份（或可能居中的一份面积较大）。宫城是其中一份，位置在“井”制的中位，其余八份，布置于宫城的东南西北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八个方位，围绕着宫城展开。这种平面布置，有几个好处：其一，在经济与文化生活上，宫城居中，最方便；其二，在品位上，中位是象征王者至尊的位置，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象征；其三，最安全，宫城居中而其余“八分”围绕于外，对宫城而言，形成了一个屏护系统，有利于军士保卫把守。我们看到，周代金文有关于“成周八”的记载，这“”，就是“师”的意思。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王城制度。

同量，“井田”式的王城制度，亦颇符当时已盛形的礼制。《周易》重“九”，将阳爻通称“九”。“九”是帝王的美善之象征。这象征观念早在周初已经形成。王城“方九里”，为九个区域而王者所居之富城居于中位，已是崇“九”的表现。

在礼制上，王城至尊而诸侯城及都在其次。王城方九里，则公之城方七里，侯伯之城万五里而子男之城方三里，渐次递减。诸侯城的规模与品位，确是如此。据《左传·隐公元年》所载祭仲说“先王之制”来推算，郑国都城应为方五里。郑是伯爵，可见侯伯之城为方五里，颇合周代营国制度。（参见《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第46页）

至于“都”，为卿大夫之采邑，有“大都”、“中都”、“小都”之区分。其规模尺度，理论上的规定是，以国都为标准，形成了象征礼制的比例：“大都”为“国”的三分之一；“中都”者，五分之一；“小都”者，九分之一。这种理论规定，在具体贯彻执行时，由于建筑都城是一伯很实际的事情，它受地形、地貌以及经济、技术因素的制约颇严，所以有时也会有所松动。

《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记述，已是表达了“国”即都城的基本形制。这是城，经，指南北向的道路；纬，指东西向的道路；轨，车辙，指车轮的辙印。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为周制八尺，九轨是周制七十二尺；祖，宗庙；社，社稷台；朝，指宫城的外朝；夫，田一百亩称一“夫”，面积为周制一百步见方，亦即周代金文所言一“田”。这是说，都城的平面形制，为九里见方，四边各设三门。都城区域有纵横道路各为九条，每条道路宽七十二尺。都城的左边立宗庙，右边建社稷台。宫城的南部为外朝（为前朝后寝制），宫城的后边是“市”。市与朝的单位面积为“夫”，“一夫”即占地方百步的那个区域。

二、宗庙建筑

在先秦，周代建筑曾经灿烂于天下，其中又以西周宗庙建筑为代表。这类建筑的典型实物遗存，为西周宗庙文化揭示出一个概貌。

（一）西周宗庙遗址探考

周原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级宗庙建筑基址和扶风召陈宗庙建筑遗址是迄今已发现的西周宗庙建筑最典型的遗存。

1．凤雏村西周甲组宗庙的平面布局

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计1，469平方米，整组建筑约呈南北方向，偏西北10度。以门道、前堂和过廊居中，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而已整齐有序。（见下图）

（1）影壁：位于门前4米处，正对门道，东西长4.8米，厚1.2米，残高0.2米。影壁残基的南北两面均抹有细砂、白灰和黄土搅拌的三合土墙皮（以下简称“三合土”），影壁的东端有南北排列的柱础石二块，西端虽无础石，但仍存有木炭痕迹，想见当时的影壁盖有护顶。在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台基南边，布有七个擎檐柱洞，内填红烧土块，底有灰土。在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台基相连接的角交处，有两个相对称的斜坡关残台阶。

（2）门厅：由正门、东门房和西门房三部分组成。正门居中，其门道南北长6米、宽3米，面积18平方米。地面中间稍高，南北两头有缓坡，地面和墙壁都用三台土涂抹，光滑坚硬。门坎在门道中间偏北，门道两侧贴近墙壁各有南北排列、东西对称的柱洞、柱石四个，底置础石，东列南端有一柱洞残存。

东门房台基东西长8米，南北宽6米，高出南壁檐坡地面0.48米，高出中院南边地面0.6米，原来地面已被破坏，上压扰乱土。有柱洞、柱石十一个。

西门房和东门房相对称，其台基大小、高度与东门房相同。有柱洞、柱石十一个，有的柱洞底无础石，有的础石已露出地面，分布很有规律。《尔雅·释宫》曰：“门侧之堂谓之塾。”这里的门房与此记载大体一致。

西门房内有窖藏二个。

（3）中院：是一个东西宽18.5米，南北进深12米，计有212平方米的大院子。周围略高，低于房屋台基0.61米，中间最低处于低于房屋舍基1米，而整个地面略向东南倾斜，接近四周房屋台基均有檐坡，坡面抹有灰浆。有东、西厢走廊和堂南的擎檐柱洞十二个。

院子东西两边各有台阶二个，约三层，分别通往东、西厢走廊。

（4）前堂：为该建筑群的主体建筑，它的地面因破坏，有的柱础已暴露，从现存的堂基略高于保存原来地面的西厢房和堂后的过廊，而过廊比后室台基高出25厘米及其柱洞的深度推测，它的台基应是最高的，约比周围房屋台基高出0.3至0.4米，柱洞排列整齐，东西四行，南北七列，共32个。础石一般较大，面较平，为自然石块，东西间距各为3米左右。南北柱距各约2米，通面宽17.5米，六间，进深三间，6米。整座建筑面积约计105平方米，四周有外檐墙。前堂第1、3、5室正对台阶，均应有门。在后檐墙中多三个柱洞，当与安置后门有关。

堂的前廊虽无廊柱，但有擎檐柱，廊基宽为1.1米，后檐廊略宽1.2米，台基的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一个底部有础石。

台基北壁用土坯砌成，上涂三合土，用以加固保护堂基。堂的西半部有四个窖藏，内有鸡骨、猪骨、残陶片等遗物。

（5）东、西小院和过廊：东小院和西小院低于周围房屋台基0.59-0.61米，东小院长7.85米、宽8.1米。略呈正方形。过廊位于两小院的正中间。南北长7.85米、宽3米。过廊两侧各有廊柱柱洞三个，间距均为3.8米。

东、西小院内为周围倒塌房屋的红烧土块堆积，四周略高，整个地面向东南倾斜，院边有一定坡度。

东小院北侧偏东、西小院北侧偏西，各有一个对称的台阶，通向后室。两小院南壁和西小院西壁台阶用草泥土坯砌成。西小院有窖藏二个。

（6）后室：西东排列，面朝南，共五间。通面宽23米，进深3.1米。带有走廊，廊宽1.6米，长20.5米，共有柱洞8个，柱距约2.3至2.7米左右。地面为三合土灰浆面，走廊西段有窖藏。

后室的后檐墙和东、西厢北面山墙连为一体。墙外有约1米宽的后檐，长32.5米，上有片断三台土残迹。

（7）东、西厢房，南北排列，左右对称均齐，很有规律，每厢各八间，前檐均有走廊。

东厢：通长43.4米、进深3.2米，除室西墙、室北墙外，其余各室的墙均厚0.58米，为夯土墙基。廊宽1.5米，廊柱柱洞九个，间距约为2.5米，由南往北数，第一间最大，面宽6.4米，南墙有柱洞三个。第二间面宽5.2米，有八个柱洞，其中砂粒柱洞四个。第三间面宽5.4米，室内西南角有长方形火烧坑一个，坑长0.92米，宽0.52米，深0.5米。第四间，面宽5.2米，室内东南角有一砂粒柱洞。第五间，面宽5.8米，西墙较厚为0.9米。第六间，面宽4.3米。第七间面宽5.5米，室内南边有块长1.4米、宽0.5米、厚0.15米的夯实砂粒地面，特别坚硬，在它的北边有一个长0.7米、宽0.6米，深0.4米的火烧坑，四壁被火烤红。西墙偏南有门，门宽1.1米。第八间，面宽5.4米，门开在西墙偏南，门宽1.1米。其北墙为0.6米，东厢共有夹壁砂粒柱础十三个。

西厢：也是八间，前带走廊，其通长、廊宽、廊柱、间距、各室大小，基本与东厢一致。西墙中有柱洞二十个，第六间，室内和走廊地面最为完整，全为三合土灰浆饰面，西墙和隔墙的墙基清楚，有明显的夯层。有半圆形的夯窝。墙的西壁面抹有三合土墙皮。第七间，四周墙基残高0.15-1.25米，夯层薄厚不一，室内三合土灰浆地面除极少部分被破坏外，其余保存完好。东墙南段朝东开有门，第八间大部下陷，都有窖藏，其中窖藏出土有大批西周甲骨。

（8）排水设施：东门房台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道，水道南口距门道5.6米，北口西距门道5.04米，向南排水。

2．扶风召除西周宗庙建筑遗址

召陈遗址已发掘6375平方米，共发现西周建筑基址十五处，其中有下层基址二处，上层基址十三处。（如下图）

（1）下层西周建筑基址，居东北与西南。两者被一条小排水沟分离开，面向不一致，前者面东，后者面南，相互关系尚不能确定。

面东者有东西、南北各五排柱础，以础中距计算，东西间距4至4.5米。南北残存的五排柱础，间距在3.7至4米之间。柱础均为石础。保存下来的部分室内地面被火烧成红色或青灰色。

以东30米处有一条大壕沟，南北走向，但应当是一条自然冲成的原始水沟。

西边有一条排水的小阳沟，自北向南，西南角拐弯后，折向东南通入大壕沟内。

面南者夯土台基西边的沙粒，粘土接合面和散水保存较好。台基散水为小型卵石铺筑而成，宽60至65厘米，南北残长9.6米。南北进深四排柱础均为夯筑，础径65至65厘米，东西保存四排柱础，础距2.5米。

（2）上层的西周建筑基址。已发掘了十三处。分甲、乙两区。

甲区有基址十处，东西分为三排，间距8米左右。

乙区已发掘三处基址（F12、F4、F14），其中F12居前，是门。F4、F14在一条东西轴线上。

甲区的F2在遗址西边的断崖外，由于近几十年来挖壕取土，仅仅保存东边一小段，包括F2和F1两座建筑。F2规模较大，在前；F1是一座小型房子，居后。它们南北紧靠，间距3米。F1东边残存有南北长8米、宽43厘米的散水。F1以散水计算，东西残存1.2米，南北进深约5米。

F2东南角的散水保存较好，南北残长8米，宽60厘米。

F5位于甲区中部，包括F5、F8、F11、F15、F6、F10、F13七座房屋基址。

F5的台基系夯土筑成。台基侧面抹2厘米厚的沙泥，有70至80厘米宽，微向外倾斜的台檐，台檐外有宽70厘米左右的散水沟。散水沟之外是庭院面，东北角有夯土台阶，阶侧面抹有2厘米厚的沙泥。西台檐中部有一台阶，与台基相连，也是夯土筑成，侧面被火烧成红色或青灰色。

F3在甲区的最东边，有一路土面，红火烧成青灰色，很坚硬。路土面高于其南边斜坡下的庭院面45米。台基用夯土筑成。东西两侧中间凹进一段，略成工字形。室内有柱础四十一个，布局规整，分为东西和中间三部分。东西两端各有两排柱础，间距3米。每排南北有柱础六个，间距2.5至3米。东西柱础共七排，六间。南北五间。东、西各发现一条墙基，西墙基残存长6米、宽0.8米。墙基夯土呈黑灰色，硬度较大。有擎檐柱础八个，台阶共有九个。南边斜坡下中间有一“八”字形的大台阶，其两侧呈斜坡状。

乙区的F12紧靠F6的东侧偏南，有柱础东西三排，南北两排，均为夯土筑成，础径30厘米左右，墙宽60厘米。东西两间，每间面宽4米，南北残长3米。东西两侧是路土面。东间北面无墙，南面有墙，中设门道。两间西墙中间有门。西间保存了部分火烧地面，东山墙外有墙基护坡，略外倾，上面有零星的小卵石。

（二）西周宗庙建筑群的营造技术

从西周宗庙建筑的典型实物遗存中，我们不难窥见周代先民高超的营造技术。

1．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组宗庙基址的营造技术

像这样布局规整、规模宏大的建筑，是按照周密的设计和一定的工序进行建造的。大约在建屋前，先整治基地面，然后用黄土筑成一个长方形的整座建筑的台基。台基的高度约为1.3米。

堂前台基与台阶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

房屋的夯土墙，大部分是黄土，用圆夯头分层夯筑而成，墙身有一定的收分。说明周人对墙体厚度的选择是按其实际用途决定的，并不像文献所载，一律为“墙厚三尺（周尺）”。

墙的夯层厚度一般为10至16厘米，夯窝径约为3厘米。夯筑时采用五个夯锤绑扎在一起的一次夯打法，这是技术的进步。

东厢东墙北段和西厢西墙部分墙基内有宽0.15米、长与墙厚相等的砂粒条，初步推测它的设置是来填实和加固两堵合缝的夯土墙。西厢东墙基估计是木骨泥墙。还有不少柱洞在墙基上，说明在版筑墙时预先立有木柱，使墙体更为牢固耐用。这也足以说明版筑技术的日益完备。

墙面的整治的饰面。凤雏建筑夯土墙面上的木槽痕迹，是人工刻画的，这样就易于附着饰面用的三合土表层。而在三合土中掺有少量的石灰质材料，为使面层与墙体结合牢固，先将壁面刻画若干条沟槽，使其粗糙，然后抹面厚1厘米左右，再在表面饰垩，即《周礼·考工记》所提到的“白盛”，据郑玄注云：“以蜃（蛤类）灰垩墙。”

杨鸿勋《西周岐邑遗址初步考察》一文谈到凤雏甲组宫室遗址的版筑墙时说：“二里头商初遗址及盘龙城商中期遗址均为木骨泥墙，版筑墙于商代早期已见使用，保存最好的实例是河北藁城商中期遗址。周原甲组遗址也发现版筑墙体。《诗·大雅·绵》描写周原当时建筑即有版筑墙施工的情况，正与遗址相符。诗曰：‘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薧薧。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真实地记录了版筑工艺过程：墙基放线，架立桢、干等模具，用筐篮传送黄土，向模版内填土，用夯杵捣筑，拆模后进行壁面整修加工——削去突棱和填补锤打空洞不实之处。从遗址残存的版筑墙体残段来看，工程质量相当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堂的台基后侧面全用土坯叠砌，用未经焙烧的砖于建筑，为以后发达的砖木结构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当是建筑技术的又一飞跃。

柱洞的作法也不一样，其形状有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大部底置础石，有的础石较大，平面向上。有的用若干小石块，或在较大石块四周填塞小石块作为基石。有的用0.5至1厘米直径的碎石子搅拌白灰注入柱洞深15至20厘米，做成砂粒柱础，相当坚硬。这类柱础，大多数是夹壁柱，有的全夹在墙内，有的只夹三分之二。其径较小，立柱较细，排列比较密。廊柱、檐柱和前堂的柱洞，分布较疏，尤以堂的柱径最大。柱洞的深浅不一，除方形、长方形、砂粒柱洞的口径底径一致外，其它往洞有的是口大底小，有的是口小底大。所有这些可以推测当时用材最小的木柱柱径当在30厘米左右，最大的当在50厘米左右，可见其规模的一般。

上边提到的檐柱柱子在门厅、东西门房（也称东塾、西塾）、厢房和前堂前边都有分布，如门塾南墙外、西厢西墙外的擎檐柱，东西厢房前分布在中院的擎檐柱。而东厢前擎檐柱洞的柱截面为方形，所有这些擎檐柱说明，这组建筑当时还尚未采用斗拱，但这是斗拱的前身。据《诗·小雅·斯干》可推测，西周宫室选由擎檐柱发展为斜撑，从而向插拱转化的阶段约在西周晚期就实现了。

至于前堂的高度，可由倒在前堂西北角西小院内的木柱炭化残迹推测，这根木柱残迹长约2.35米、宽约0.15米，属前堂的后侧回廊檐柱，可见前堂的檐高当在3米上下。

关于屋架和屋顶，从大量倒塌的红烧土堆积和少量的绳纹瓦，也可得到启示，这些堆积物中除墙皮、墙壁外，有覆盖房顶的芦苇和半圆形的木棍、麦秸痕迹的红烧土块，其屋顶的结构似是用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后，在横梁上承檩、列椽，构成屋顶骨架，然后用芦苇铺在椽上，上抹几层秸泥，厚8厘米左右，形成屋面。

为防止雨水冲刷和延长使用年限，可能在屋脊和天沟处用瓦覆盖，这些瓦全为泥条盘筑，背面饰绳纹，带有瓦钉或瓦环，有的穿孔。瓦钉、瓦环形制不一，有的是帽钉，有的是柱钉；瓦环的弧度大小有别，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瓦，但数量较少，说明当时用瓦还不普遍，当与制瓦业初兴有关。杨鸿勋曾对遗址出土的少量屋瓦作了专门研究，他认为：这种“屋瓦制作采用泥条盘筑工艺。无筒、版瓦之分，仅有一种弧度，约为圆的四分之一、凸面或凹面做有环耳或钉柱，这显然是结瓦构造需要，附有环或钉的一面应朝下，则可知瓦有仰、覆两用。环耳的构造匠思反映了结瓦系穿索扎结，针柱型可分为帽钉、齐头柱钉和尖锥钉三式，估计是先有帽钉，进而发展为锥、柱钉。帽钉的意匠和环耳相同，是防止结索脱落，即此式也是扎结的。取消蘑菇形钉帽而形成的柱针和锥钉，便于插入泥背，估计这种瓦的使用已改进为较扎给省工的粘结。

“少量屋瓦，结合古籍和民居材料推测，首先是在屋脊和天沟等容易漏雨的部分使用，带环耳和帽钉的瓦约为建筑初期所用，它反映屋面仍为茅茨，脊瓦即扎结在茅茨之上，这种草顶上的瓦脊即古文所谓‘甍’。用于天沟的瓦先扎结在苇束缘上，茅茨屋面再搭接在瓦面上。据考古学断代，这组建筑约使用到西周晚期。在这样长的使用过程中，屋面由茅茨逐步革新为泥背、抹沙子灰防水面层，结瓦技术也相应地由扎结改为粘结。带锥钉、柱钉的瓦，应即灰被顶所用。另有一种瓦两侧有小孔，似为相邻排列时用绳联系。相邻排列的瓦应是用于檐部的，目前尚可看到茅茨或灰被顶民居檐部用瓦的做法，这是由于茅茨顶的檐部易朽、灰被顶的檐口不能避免回水以致连檐和椽头受潮腐烂而促成的改进。”杨鸿勋还指出：“小屯殷墟还没有发现屋瓦，看来屋瓦是周人发明的。这或可澄清‘夏时昆吾氏作瓦’的谬论。”地面做法：室内、走廊和大门过道的地面以及台基、台阶和散水表面与墙面略同，都是用砂（地面用粗砂）、黄土与石灰质材料加水混合的灰浆涂抹，厚约3厘米，其表面相当坚硬。

同时如上文所述，该组建筑的排水设施是很合理的。

2．扶风召陈西周宗庙基址的营造技术    

召陈下层建筑基址保存状况及其建筑技术在很多方面尚不清楚。有的台基下四周铺筑有卵石散水。庭院内发现几处瓦砾堆积推测屋顶是施瓦的。根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这处建筑的营造技术也相当有特色。

其一，台基、墙、台阶的筑法已是相当成熟。

召陈建筑都属于高台建筑。台基由夯土筑成，夯土中多夹杂料姜石。阶分两阶，据考古工作者分析，按每阶升高25至30厘米计算，两阶升高50至60厘米。这个高度应是台沿面以上台基的高度，加上散水和台沿的高度差15厘米，散水面以下台基的高度为65至75厘米，已基本达到“堂崇三尺”的水平。（如下图）

墙分三种。一是夯土墙。有的墙基宽80厘米。二是土坯墙。三是木骨草泥墙。各种墙皮都是先抹一层2厘米厚的细砂、粘土掺合物，再抹一层薄薄的白灰面，所以表面平整、光滑、坚硬。

台基与台阶之间的夯土与凤雏遗址一样也有明显的分界线，可见召陈遗址的台阶是筑成台基后筑的。台阶侧面抹2厘米厚的沙泥皮。台基之下的台阶一般是两阶。有的南回廊下中间有一个“八”字形大台阶，侧面呈斜坡状。

其二，柱础多样、粗大、层深。

一是整块的础石。有的础石直径在50厘米以上，用大块圆形河卵石做成，擎檐柱础石、夹壁柱石为圆形或不规则的方形，一般可立竖25至30厘米直径的木柱。也有擎檐柱础石成方形或圆形，可立直径15至20厘米的柱子。二是大块河卵石分层铺筑的柱础。先挖础坑，在底部夯筑础基，在础基上铺石，空隙间填土夯实，铺一层卵石夯一层，分层夯筑七至八层，最后夯一个础面。础面一般是中间低，四周高。该组建筑除两个附加柱的柱础埋深较浅外，其余柱础埋深均为2.4米左右。有的柱础特别大，直径在1至1.2米，有的柱础直径达1.9米。三是夯土柱础。这种柱础，础径40厘米左右，厚度20厘米左右，夯层0.2至0.4厘米。

为什么在当时会出现如此粗大、层深的柱础呢？古建专家傅熹年认为，召陈三座大型建筑都是在夯土基上挖柱础坑，用卵石和土分层夯实，柱墩直径之大说明承重情况，而埋深则反映了防水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地区的黄土湿陷对建筑物的严重影响。柱墩特别深，超过其它遗址，甚至超过我国现行黄土地区要求的规范，在当时困难的施工条件下，做这样深的柱墩，应当认为是这座建筑承重特别大，或性质特别重要，需要严格防止湿陷而采取的特殊措施。（《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初探》，《文物》1981年第3期）

杨鸿勋在《西周歧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中也指出；“素夯土及掺有大砾石夯筑的柱基础，正是古文所谓的‘磉’。”“召陈所见只在柱位重点处理而形成的磉，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做法是在筑就的台基上，按柱位挖坑，另外着意夯筑磉墩。这样可减少台基夯筑量，节省工、料。”又说：“磉的出现，减小了栽柱的埋深。”

其三，瓦的使用已很普遍。

召陈遗址出土的西周瓦数量大、种类多，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瓦火候低，有红褐色、灰色、黄灰色三种。瓦背及四侧都饰粗绳纹，有的瓦沟面也饰粗绳纹。这时期的瓦钉有两种，一是仰瓦背上带一个极短的锥状钉；另一种是扣瓦的沟面有蘑菇状圆帽的短瓦钉。

中期瓦有板瓦、简瓦，可分为大、中、小三型。板瓦的瓦钉有单钉或双钉，也有不带钉的。瓦钉有的在瓦背上，有的在沟面上。绝大多数是圆锥状或圆柱状长瓦钉，带蘑菇状圆帽的短瓦钉已少见。

西周中期大型筒瓦的纹饰有两种，一种是背面饰细绳纹，一种背面饰绳纹加双线半菱形的三角划纹，划纹以内的绳纹抹光。中、小型简瓦背面以细绳纹填地，加刻黼黻纹，小头背面有瓦舌，大头沟面有斜口，斜口与瓦舌相衔接，可使瓦垅平整。

晚期的瓦发现很少，其特点是胎薄，坯小，但是比较规格化。瓦背纹已发现两种：一种钢绳纹；另一种饰规整的绳纹，以两道弦纹分隔，瓦头上也加刻弦纹，瓦头侧面刮一条浅槽，这种瓦只见于建筑废弃后的堆积中。

这时的半瓦当可分大、中、小三类：大型瓦当边轮内饰一周重环纹，中心横饰重环纹。中型瓦当边轮内饰三周弦纹，再饰重环纹，中心饰同心圆纹，所附筒瓦背上饰黼黻纹，也有素面的。小型瓦当只发现索面一种，所附筒瓦背上饰黼黻纹，因瓦当是在西周晚期地层中发现的，说明在西周晚期以前我国的大型建筑就出现瓦当了。

西周早、中、晚三期瓦都是用泥条盘筑法手制的，在瓦的沟面可以清楚看出泥条接合处手捏的一道道棱脊。板瓦是一个瓦坯一分为四、简瓦和扣脊瓦是一个瓦坯一分为二，瓦的两侧有绳子和竹片切割的痕迹。

从凤雏和召陈出土的板瓦，说明瓦的发明可能是在西周初期或更早一些。（见下图）

其四，建筑装饰很是精彩。

在召陈遗址也发现了一些蚌饰、蚌泡之类的建筑饰物，但没有歧山凤雏遗址的种类多。在召陈遗址西北壕断崖上暴露的另一组西周中、晚期建筑基址的堆积中，采集到一件汉白玉建筑装饰，呈菱形，四侧磨光，正面刻有雷纹，很精致。我们推测这种菱形饰物是镶嵌在墙壁上的。还有餐餮纹样与几何纹雕饰。（见下图）

（三）周原西周建筑基址考古发掘的价值与意义

周原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的价值与意义相当重大。

首先，它对于探讨西周时期的宫室制度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史书上所没有的珍贵实物资料。关于西周的宫室制度，自周公营建洛邑，“制礼作乐”以后，留下了许多有关天子、诸侯等所享用的城垣、宫室等的篇章，最早见于文献片段记载的有《尚书》、《仪礼》、《周礼》、《礼记》等。后代学者根据这些文献，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各持己见，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有的虽然对西周的明堂、宗庙等宫室建筑作了考证并画出各种各样的图解，标注了各类建筑的“门”、“庭”、“堂”、“阶”、“室”、“前堂后室”等名称和位置，但与周原已发掘的实物遗存出入很大，如清戴震在《考工记图》中画的宗庙国，没有画东西厢房，其所画的东堂、西堂仅在立体建筑两侧，台阶、院子等布局也不一样。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所画的明堂、宗庙图与我们已发掘的“四合院”式的群体建筑差别更大。

因此，周原两处四周建筑基址的发现，对系统地解决西周宫室制度等方面的学术问题无疑是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其次，填补了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空白。由若干单座建筑组成群体建筑，是我国民族建筑的悠久传统，由歧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的布局看，无疑把我国成型的“廊院制”的形成和发展提前了千年之久，标志了我国群体建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更悠久的历史，西周时期就已相当成熟，并得到普遍推广使用，纠正了那种认为我国群体建筑的形成始于秦汉的论点。

西周的大型建筑用材和营造技术，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向来是空白点，周原两处西周建筑群中出土的西周土坯和瓦，突破了“秦砖汉瓦”的框框，为我国砖、瓦发展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其墙体的筑法，由单锤夯变为多锤夯，标明了我国版筑技术的发展过程。说明周人对墙体厚度的选择是根据遮挡风雨和基槽的实际用途来定的，并不像文献所载，一律为“墙厚三尺（周尺）”。墙面和室内地面涂抹的“三合土”，则是研究我国悠久的瓦工工艺的绝好资料。

整个建筑物以院落为单位、以庭院为中心，围绕着中轴线的主要建筑物配置和次要建筑物的左右均齐对称的平面布局，使庭院成为建筑实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既便于利用庭院扩大使用面积，同时便于对外防护并保持居住环境的内部宁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奴隶社会里建筑工程设计的巨大成就。

傅熹年在《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初探》一文中指出：“在建筑的群组关系上，从凤雏遗址看，已经能够做到有明确的中轴对称的、相当规整的布置，召陈遗址从已发掘的部分可以分东西三列”。“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中可以看到，无论建筑体量还是建筑技术的复杂程度，都超出我们过去的估计。……出现在近三千年前，令人惊叹。”

最后，从西周宗庙的有些建筑多采用八间制及有的台阶为“八”字形来看，《周易》八卦的文化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建筑文化思维，由此可以见出周人尚“八”的思想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