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第一节　上古：“孩提”稚朴

中国建筑文化曾经经历过稚朴而灿烂的“孩提”时代。

这时代现在让人回溯起来，似乎是一个富于而悠远的梦境。

据考，距今三百五十万年前，地球上开始诞生了人类，当时他们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茂密的森林之中。原始人类，从已能制造工具的南方古猿的进步类型开始，直到此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尽管他们已经适应了地面生活，但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仍然住在树上。“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考古学上把人类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学把原始人类的发展划分为猿人、古人和新人三个历史阶段。早在猿人阶段，由于他们已能粗制石器，已能引用天然火，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突破了森林的局限，向温带地区开拓他们的生活领域。考古发现，在温带地区有他们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在中国，根据目前所知的材料，处于这一阶段的遗迹最早是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文化”；已发现最早的人类住所是距今约五十万年的北京西南周口店岩洞。按照恩格斯关于人类史前史的论述，此时应属于“采用鱼类作为食物和用火开始”的“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十余处自然洞窟，归纳其选择条件和使用情况，可有以下几点。

（1）近水，生活用水及渔猎方便——大部分住于湖滨或河谷。

（2）洞口较高，避免水淹——洞口高出水面10至100米不等，多数在20至60米处。

（3）洞内较为干燥，以利生存——一般为钟乳石较少的喀斯特溶洞。

（4）洞口背寒风——极少有朝向东北或北方的。

（5）居住使用接近洞口的部分——生活遗迹多发现于洞口内一带可证。深入洞内，则过分潮湿而且空气稀薄，不利生存。处于新人阶段的“山顶洞人”的洞窟，前部为集体生活起居使用，内部低凹部分埋葬死者。

原始人在栖居自然洞窟的同时，在气温较高的沼泽地带，仍然依靠树木为栖居的处所。正如劳动所创造的人类原是脱胎于动物界一样，劳动所创造的建筑也是脱胎于自然界的。当时人类借以栖身的树木和岩洞只是自然界，但是当生活的经验使他们懂得去掉一些枝杈以及采用一些枝干、叶、茎之类填补栖身权杈周围的空档以改善栖息条件，或者在居住自然洞窟的经验基础上，对于过敞的洞口略事遮掩以及对洞内有碍的乱石略事修整，即已萌发了营造观念。

他们营造活动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岁月悠悠，今天我们只能从考古发掘中来捕捉古老的信息，倾听其悠远的回声了。

一、史前建筑的考古发现

经考古发现，可以说全国各个地域，几乎都有史前建筑文化遗址的存在。其类型可分完整的原始聚落与零散的建筑遗址两种。1949年之前，已有不少发现与发掘，1949年之后更有大规模的发掘。其中收获最大的地区，是五十至六十年代所发掘的黄河流域的一些遗址。七十年代，在华东、华南、西南、东北、西北、新疆、西藏等地区，也有重要发现。现将史前建筑遗址述要如下。

在北京，有1961年所发掘的昌平县雪山村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于发现许多彩陶的同时，出土有圆形灰坑，考古学者认为可能是窖穴或房屋基址。至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居住遗址，更为人们所熟知。

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于1958年，发掘于1960至1961年。遗址的内涵包含三层文化。除上层相当于西周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文化遗存之外，中层是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群；下层为典型的马家浜文化遗存。“中层基地的墓葬及其随葬器物，具有鲜明的特点。其埋葬方式，都不用墓坑，普遍地在平地上堆土掩埋；葬式多用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以东南为主。”（《文物考古三十年》）1974年至1976年，考古学家对青浦崧泽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在中层文化遗址中，又清理出四十六座墓葬，这些墓葬分别处于黄土、灰黄土、灰褐土等不同土层，有些构成上下叠压关系，随葬品均极少。又，上海县马桥与奉贤县柘林遗址，位置处于竹冈之上，根据地层剖面，这二址的下层遗存均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说明早在四千年前，大海已东撤于竹冈一线，这里成了地形高爽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华先民的居住之处。

在天津，七十年代的考古发现，“在宝坻县和北郊等地陆续发现的一批石器，是天津地区目前年代最早的历史遗物。其中有石磨棒、石斧、石耜等，均出土于距地表深4至6米的灰色地层中，同出的有麋鹿角等。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有人类活动的遗址，但根据出土情况也能确定这些石器并非被水从远方冲来”。有石器存在，说明此处必有人类活动，有人类活动，必有居所，这方面正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在河北，仅据1949年之后三十年间统计，已有考古发现古代遗址一千一百余处，发掘墓葬一千二百多座，出土和征集文物九千余件，其中有一些属于史前文化时期。在河北全省，经过调查的新石器遗址达七十余个，它们分属于细石器文化、磁石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四个系统。如在承德附近，有一属于磁山文化的新石器遗址，据碳十四测定，年代约距今七千三百年，与陕西老官台、河南裴李岗等遗址同期。1973年在这里发掘，清理灰坑四百七十余个，其中一些大型灰坑可能是半地穴式居所。又如河北南部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陶窑、水井、埋葬坑等。在一眼水井中发现五层人骨架，死者身首分离，可能是被杀死后埋葬的。在附近的一所房基内，也有殉葬的四颗人头骨。

在山西，经调查，全省范围内有旧石器文化遗址十余处，二百多个地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达三百多个。1961年所发掘的西侯度遗址，属于更新世初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有匼河遗址位于西侯度附近，1960至1978年，经过多次发掘，证明其年代与“北京猿人”相仿。丁村遗址、许家窑遗址，都属旧石器时代，峙峪遗址比“许家窑”稍后，也属旧石器时代。在三百余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有仰韶文化遗址一百四十余个，大体上分为三类，即半坡早期类型二十八处；庙底沟类型七十五处；以芮城西王村中层为代表的半坡晚期类型三十七处。属于龙山文化系统的，在晋南地区有遗址一百七十余处，亦可大致分为三类，即以芮城西王村为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系统的龙山早期遗存；以芮城南礼教为代表的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存；以曲沃方城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迄今诸多发掘，多有木构建筑遗存出土，其出土的主要地区为：芮城、解州、万荣、稷山、晋城、高平、沁水、丁村、临汾、洪洞、长子、平顺、平遥、汾阳、文水、文城、河曲等。

在辽宁、喀左鸽子洞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洞穴遗址，位于大凌河西岸，洞穴有过道与洞室，洞口高于大凌河床30多米，洞内积灰烬层近2米厚，为中华先民长期用火的遗存，这一遗址距今约十五万年。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以凌源县西八间房为较典型，在这里出土了一批具有细石器文化特征的古文物以及古动物化石。当然，在这旧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址之前，在辽宁还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以营口金牛山和本溪庙后山为代表。在这旧石器三期的文化遗存中，以喀左鸽子洞的过道与洞室，更可明显地见出经过人工改造的文化遗迹。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土珠子上层有房屋遗物出土，房屋平面为圆形，其墙体是木骨草拌泥土结构。同类建筑遗存，有郭家村上层、上马石三区上层、四平山与老铁山积石墓等。属于红山文化类型者，以辽西敖汉旗四棱山遗址为典型，该遗址位于高出老哈河约200米的山坡上，在其西南部出土六座陶窑。属于小河沿文化类型的，有辽西敖汉旗小河沿白斯朗营子村的南台地以及翁牛特旗解放管子石棚山墓地。在这里出土墓葬七十余座。

在黑龙江，1975年，在呼玛县十八站，发现了中国最北陲的一处旧石器遗址，出土石器一千零七十余件。同时，在呼伦贝尔盟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旗等处，发现八十余个原始文化遗址，有墓葬坑出土，墓葬形制简单，均为土坑墓，以单人屈肢葬为主，少数为直肢葬，随葬品极少，仅在胸部放置少许河蚌壳。在嫩江流域的昂昂溪遗址，梁思成曾于三十年代在此发掘，以著名学术论文《昂昂溪史前遗址》闻世。白金宝遗址发掘于1974年。该遗址位于肇源县之嫩江下游左岸二级台地上，发掘出一处窑场，一处半地穴式房址。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的莺歌岭遗址，位于镜泊湖南端湖岸的山坡上，曾发掘出土四处房址与一处窖穴。

在吉林，所谓“安图人”的栖身之所，是1978年出土的布尔哈通河边的明月为洞穴，据碳十四测定，距今约二万六千年。大安东山头和汉书下层文化，发现墓葬，时代较晚，而在当地仍属于史前文化范畴。大安汉书遗址有房址出土，说明此时的中华先民开始定居生活。大六道沟遗址位于临水的小山顶部，出土的房址平面多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四角分布有排列均匀的柱洞，无明显的门道，室内不设固定灶址。

在内蒙古，所谓“河套人文化”历史古远。1973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附近，发现了两处大规模的石器制造工场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海拉尔西沙岗遗址、乌尔吉木伦河遗址，富河沟门遗址，被统命名为“富河文化”。包头市转龙藏遗址，属于龙山文化；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出土一批墓葬。在小榆树林子遗址内，发现的房基为圆形，系用土坯与石块堆砌而成，室内没有灶基。在宁城南山根发现两座石椁基。

陕西，是上古建筑遗址集中而丰富的地区。除半被遗址外，所谓“蓝田中国猿人文化”很是著名。它与同归于旧石器时代的山西匼河文化、丁村文化具有密切关系。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李家村文化发现于1959年，又两次发掘于1960至1961年，遗址位于西乡汉水支流牧马河南岸李家村西第一台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2米，出土文物最多的是陶器。从出土的数量最多的泥质内黑外红陶圈足碗与泥质灰陶平底钵看，这里是原始人群的集中居所。仰韶文化除了半坡遗址，还有庙底沟遗址。庙底沟遗址位于陕县，出土的房屋内部四个柱洞下部，以扁平的砾石为基础。陕西龙山文化建筑遗址以关中为最，有些遗址叠压于仰韶文化层之上，或叠压在周文化层之下。聚落面积一般小于仰韶文化层，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聚落缩小，趋于分散的标志。这种建筑文化以华县泉护村、华阴横阵村遗址为代表，出土的建筑平面形制为圆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客省庄、米家寨、横阵村遗址的建筑形制，也都是半地穴式，有单室、双室两类。双室建筑之平面，有的两室均为方形，有的内室作圆形、外室作方形，是“内圆外方”式，象征“天圆地方”观念。而窖穴以小口直颈为其特色。

在甘肃，属于旧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者，有楼房子、姜家湾、巨家源与寺沟口遗址以及刘家岔、黑土梁两处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动物化石。具有新石器文化性质的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遗址等，都有房址出土。1978年，在秦安县发掘的邵店遗址中，发现半坡类型的和庙底沟类型的房舍五十六座及墓葬六座。马家窑居室平面为方形或圆形，多为半地穴式，但出现了挖基打墙的地面建筑。有窖穴呈袋形，作为原始储存食物的仓房，从中出土了已经炭化的粟粒和穗。居址中多有制陶窑场，呈集中式，公共墓地安排在居址旁边。葬式为仰身直肢式，随葬品以彩陶为多见。半山类型的房基，皆为方形平面，已清理墓穴一百余个。在马厂类型中，建筑平面出现多间制，室内较普遍地设有藏物的窖穴。制陶窑场常以二、三个集中安排。清理出墓地穴三百多个，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俯身与二次葬。小孩多以成人仪式下葬，多以彩陶为随葬品。从墓葬个体面积之大小，反映出贫富观念。有大墓占地较广，以人为殉。在齐家文化类型的建筑遗址中，极多“白灰面”的住房形制，有多种窖穴密布于周沿。公共墓地设于居室附近，呈规则排列，甘肃已清理齐家文化墓葬四百至五百座。其葬式多样，表现出重男轻女、男主女从的文化观念。有的一男为主仰卧直肢、一女侧卧屈肢面向一男；有的一男二女合葬，男体仰卧居中，二女左右侧卧屈肢面向一男；还有的一男为主居中，其余多人为殉葬者，分布于两旁，齐家坪发现有八人与十三人合葬的墓例。这种文化距今约四千年，已与传说中的夏代同期。说明齐家文化的一足已开始跨入初期夏文化的历史范畴。

在宁夏，灵武县水洞沟遗址是发现较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阿拉善左旗的阿拉坦敖包附近的一个遗址，在文化属性也属于旧石器时代。齐家文化类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在宁夏北部有个别发现，较多地发现于宁夏南部的固原、海原、隆德、西吉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居室遗址，窖穴与窑场遗址。在固原店河、苟堡等地所发掘的房址，“有的是方形圆角单间，室中央挖一个浅穴圆形火塘，地面有坚硬的‘白发面’。也有分前后室、中间用过道相连的双室房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店河遗址房址下部涂抹白灰的墙壁上，发现用红色线条描绘的简单装饰图案，这是壁画起始于原始社会的不可多见的实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55页）。

在青海，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颇为接近。其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大通、湟中、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湟水流域与黄河沿岸。其墓葬一般比较规整，多数为竖穴木框墓。“其构筑方法可能是先掘一近方形土坑，深约1.5米左右，长宽一般在3米以上，再用木板搭成一方框，2米左右见方，高度较坑壁低30至50厘米，然后在框外回填踩实，形成二层台。整个平面呈‘回’字形。待放置尸体（骨架）及随葬品后，再用圆木、树枝和杂草覆盖，填土”（同前，第160页）。柳湾半山类型墓葬多为规整的长方形土炕墓。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的显著特点，三分之一以上者具有长方形或梯形的墓道，墓室多呈不规整的长方形或椭圆形，这种形制是很少见的。并在墓室和墓道之间，都用一排至三排竖插木棍和树枝封门，这也是较罕见的。核桃庄辛店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分为有偏洞和无偏洞两种。上述类型的墓葬形制，主要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或竖穴土坑偏洞，墓室较宽大，折角明显，同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竖穴木棺墓。墓室长度多在3米以上，宽、深度超过2米。

在山东，沂源奥陶纪石灰岩洞穴遗址，属于旧石器文化遗址。具有新石器文化性质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1959年发掘，在山东泰安南部，出土完整墓葬一百三十三座。此后二十余年间，又发现这类遗址一百余处。此外，又发现、发掘邹县野店、日照东海峪、安丘景芝镇、胶县三里河、兖州王因、曲阜西夏侯、临沂大范庄等处，清理出墓葬一千多座。大汶口早期文化之墓葬的形制，常为竖穴小坑，随葬品很少。中期者偶有二层台结构的，有的大墓有木橔葬具，有的以猪头殉葬。晚期者大型墓葬普遍使用了木橔、随葬的器物丰富而又精致；小墓随葬品很少或根本没有随葬品。城子崖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山文化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在平尚在遗址第二、三期文化，其房舍以“白灰面”作居住面，室内发现卜骨。

在江苏，且不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淮安青莲岗遗址是江苏所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存。出土弧刃穿孔石斧、宽檐陶釜、内壁绘彩的陶钵、红陶豆及大量红陶器，具有特色。青莲岗文化遗址，已发掘了八十一处，其中大墩子遗址花厅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屋模型，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先民住屋的真实形象。属于新石器文化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已发现二十二处，铜山高皇庙、丘湾、连云港二涧村、朝阳、新沂三里墩、泗阳宗墩等遗址，其建筑亦有采用“白灰面”者，竖窖穴也作袋形。同样属于新石器文化晚期的良渚文化遗址，已发现五十四处，集中于太湖与宁镇地区。在草鞋山第二层墓葬中，有一组三人合葬墓，一男二女。男为主居中，二女分葬于两侧，并殉葬一狗。

在浙江，除了河姆渡、钱山漾等遗址，属于新石器文化范畴的遗址，已发现百处以上，主要分布于杭嘉湖与宁绍平原。在海宁、嘉兴、平湖、余杭有良渚文化的墓葬，小型化，长方形，均为土坑墓，留下了浅浅的土炕墓壁。吴兴邱城遗址，以三层砂、小砾石、陶片、贝壳和骨渣等混合物构筑居室地面，先民先开凿小型渠道，把水源引入居住环境，在水渠旁有石砌的长条形公共烧火沟。在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后，又发掘桐乡罗家谷遗址，其上层为马家浜文化型，下层接近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其建筑形制与河姆渡同类。在舟山群岛，也发现新石器建筑遗址多座。

在江西，目前发现的新石器建筑遗址有十余处。主要分布于赣中、赣北，距今四千至一万年之间。新石器早期文化，已发现的有万年仙人洞洞穴遗址，距今约为八千年至一万年，遗址内有四具人体化石，为一成年男性，一成年女性，一个八岁儿童与一个一岁幼儿，如果不是臆测，这很像一个家庭。新石器晚期遗址，以清江营盘里筑卫城中下层修水山背遗址下层为代表，从这遗址中出土的房址中的草拌泥中夹有稻草、稻谷壳迹看，说明水稻为当时主要农作物。在修水山背房址的烧坑旁曾发现四颗炭化花生，说明花生不是隋唐时从拉丁美洲传入的，而是早已生长在中华古老的沃土之中。修水山背的两座房基遗址，说明当时人们已学会在平地建造房屋。其中一座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6.5米，东西宽4.5米，面积近30平方米。房基内及四周有柱础13个，柱础间距不一，稍低于居住面，说明当时人们的建造尺度观念尚不十分严格。房内西南角套一小房，西南为“奥”，这小房很可能为长者居住的地方。屋内西部设一烧坑，是煮食之处。

在安徽，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凡三百余处，是否都属于新石器文化范畴，不能断定。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一文化范畴的。从淮北亳县、临泉、阜南、灵璧、太和，江南当涂，绩溪、宣城，江淮之际的肥东等建筑遗址分析，可将其文化遗址，归入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范畴。安徽寿县等处的龙山文化建筑遗址多为圆形平面，直径4米左右，室内地面稍低于室外地面，在草泥土上涂白灰面，中央一个圆形的灶，供举炊之用，亦为取暖。有的在南面伸出一段白灰面，显然是进门的过道。

在河南，1960年在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出土七千零七十八件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片。在开封、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发现三十余处新石器建筑文化遗址。如洛阳王湾遗址的墙基结构，先挖出沟槽，将红烧土碎块填入，或是铺上一层平铺的大块砾石，夯实，再在其上筑墙，室内在草泥之上以石灰质做成坚硬光滑的居住面（即“白灰面”）。1977至1978年间，密县莪沟北岗遗址得到发掘，发掘面积竟达2747平方米，出土六座半地穴式房基，其中平面，五座为圆形，一座为方形，灰坑四十四座，墓葬六十八座。出土经烧烤的泥塑老人头像，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泥塑艺术品，距今近五千四百年。1972年，郑州大河村遗址得到发掘，出土一排东西横列又互相连接的房址，属于仰韶文化期。虽然被其上的龙山文化层所损残，但其墙体大部分保存完整，高度有的达1米左右。可通过遭损的墙壁的断面清楚看出它的筑法与结构，为其它同类文化遗迹所未见。尤其有趣的是房基内地坪上安放着一些陶器、砺石、石球，成为上古先民生活的遗影。这个建筑遗址距今约五千一百年。1976年，又在汤阴白营出土河南龙山文化建筑遗址，有房基四十余座，排列规整、分布密集、趋于小型，这可能与当时趋于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相对应。居室构造有的精致、有的简陋，出现了贫富差异。

在湖北，属于旧石器遗址的，有郧县梅铺龙骨洞穴、郧西神雾岭白龙洞穴，其年代晚于“元谋人”，早于或相当于“蓝田人”。1971年在大冶石龙洞穴发现远古人类八十八件旧石器，其年代晚于北京猿人而早于丁村人。1956年在鄂西清江流域长阳县赵家堰龙洞发现了“长阳人”洞穴遗址。湖北有新石器遗址四百余处。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之中期者，房舍平面呈长方形，房基以粘土、红烧土夯实。房基北部，筑有高约0.5米的烧土台，为南方建筑的防潮形制。在青龙泉建筑遗址中，出现单间与双间并存的建筑，室内有灶台或灶坑，外边有井。其晚期遗存以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下层为代表。房县七里河遗址下层有直径为2至3米的圆形浅穴式和长方形房基，长方形者台基高出地面，四周有烧土斜坡。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高台基建筑的缘起。

在湖南，已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凡八十余处。1974年发掘的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之早、中期，是湖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汤家岗遗址，其年代约同于梦溪三元宫遗址之早、中期，另有平江献冲舵上坪遗址，长河鹿艺岭月亮山遗址、湘乡石坝岱子坪遗址下层、浏阳樟树塘遗址下层，多有建筑遗存出土。

在广东，属于新石器遗存者凡三、四百处，包括洞穴、岗丘、贝丘、沙丘、台地等。早期以洞穴遗址为主，分布于粤北始兴、英德、连山和粤西罗定、怀集等地，洞穴是稍事修饰的原始居所。南海西樵山遗址中有一打石场，范围较大。金兰寺遗址中层，出土了陶祖与四座墓葬。多山岗遗址在粤北地区，已出土墓葬一百二十九座。

在广西，“柳江人”是非常有名的，属于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南宁贝丘、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中有居室遗迹与墓地遗存、墓葬多为集体丛葬。卢家桥遗址建于山坡之上，面积3平方公里，保留部分方形夯土房基。扶绥那淋屯遗址，出土大量石铲，器形大，形式多样；还有石祖、石犁、双肩石斧、石锛、石戈等，那些石器大多成堆堆放，排列规整，可以证明那是一个制造石器的工场。

在四川，有代表性的“资阳人”发现于1951年。1973年在资阳鲤鱼桥重新发掘，收获甚丰。此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巫山大溪遗址面积约为15000平方米，出土史前墓葬二百零七座。在西昌礼州遗址中，出土史前墓葬二十一座。

在云南，除了出土著名的“元谋人”化石外，已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和墓葬，共有三十多处。新石器遗址，著名的有维西县戈登村、祥云县清华洞、孟连县老鹰山洞穴遗址。尤其元谋大墩子遗址，由早、晚两期不同建筑遗存构成。发现较完整的房舍十五座，多为柱洞排列密集的长方形木结构，柱与柱间以荆条或树皮编织，涂以草拌泥。从屋顶塌落的遗物判断，顶部似为稍作倾斜的平顶结构，先以木椽紧密铺垫，再以外表涂泥拌草，涂泥为增加粘性，拌草以增强抗力。室内一般设火塘，房基附近多有形状不同的窖穴。宾川县白羊村遗址，其居室形制略同于大墩子，也以排柱加草拌泥为墙体，但木柱比大墩子的要粗壮。白羊村遗址出土竖穴土坑墓二十四座，其中十六座为人体无头葬，在上古殡葬文化中别具一格。

在新疆，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已有多处，主要为乌鲁木齐、奇台、木垒、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喀什、和田、皮山与且末。其中吐鲁番县阿斯塔那、阿克苏县哈拉玉尔袞、疏附县阿克塔拉、哈密县五堡水库以及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阿拉沟等，有比较深入的调查或发掘。吐鲁番的哈拉和卓遗址，曾发现其上层有土坯砌墙的房屋基址，房内有火塘。在伊吾、巴里坤等遗址中，出土了房屋基址、有60厘米厚的块石或土坯墙基。关于墓葬，曾在哈密五堡水库附近发掘二十九座，其形制为竖穴土塘，主要为单人葬、侧身屈肢、随葬品贫乏。在乌鲁木齐南山鱼儿沟及阿拉沟东口，发掘了墓葬七十八座，均为石室坚穴。墓室以鹅卵石砌成，上部盖木，为丛葬式；人骨架从数具、十数具至数十具不等。

在西藏，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发现多处。其中澜沧江流域的昌都卡若遗址，位于昌都县城东南12公里的加卡区卡若村，在澜沧江西岸的第二、三台地上，海拔为3100米，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其文化层达70至100厘米，发现房基五座，分三个类型：其一，半地穴长方形建筑。居住面平整、坚硬，有一薄层路土，保留0.3至0.5厘米的炭灰和白灰烬，灶坑设于室内中部，呈锅底形，木骨泥墙；其二，地面方形圆角建筑。屋内居住面坚硬，上有一薄层炭灰，地表中部低、四周高，呈圆坡状。灶由三块卵石组成，呈三角形，墙以木柱为架，内、外抹草拌泥；其三，半地穴式石砌长方形圆角建筑。室内居住面规整坚硬，中间低、四周高，呈圆坡状，居住面上保留一层木炭灰。房内规整分布十个柱洞，洞底以一层细沙为础，墙以自然卵石依穴壁由下而上垒砌而成。这三种建筑形制，早期的半地穴木骨泥墙房舍与内地半坡的半穴居方形居舍相似。（以上史前建筑遗址概述，参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从已发掘的情况看，在黄河中游地区——关中、晋南、豫西一带，相对丰富，说明其为中华先民重要的原始聚居地之一。

黄河中游建筑遗址，属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系统。已经发掘的主要有：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邠县下孟村、长安客省庄等；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孙旗屯及王湾、郑州林山砦及大河村、广武青台、镇平县赵湾、偃师汤泉沟及灰嘴、汤阴白营、安阳后岗等及山西东下冯及芮城东庄等处。

根据对史前建筑遗址的发掘研究，特别是河姆渡、半坡等遗址提供的古老信息，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史前建筑、对华夏先民的“孩提”稚朴作一番初步的探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