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风水与古都选址布局

第一节 中国古都的传统文化透视

一、城市是文化的载体

城与文化如影之随形，城是文化的集中体现。

城市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的集中点，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最强烈、最敏感的地区。从外观上看，城市是高大建筑集中、街道集中的文化景观，是运转不息的经济、文化空间。城市一般来说较周围农村集中了较多的科学、艺术、文化机构和人才；集中了较多的生产设施与生活设施；集聚着较多的公用设施，其中包括供排水、供电、供能、交通、消防、电信邮传、教育、治安警卫、商业网点、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城市和周围郊野农村比较起来，其第二产业—手工业和工业，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也较为集中。总之，城是人类作用于地理环境的相对集中的“点”，而它周围的农村则是一个辽阔的“面”。这个点和面，也即城市和农村郊野是一对阴、阳互补的统一体。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有联系也有区别。因此，每一个城市对它所在的那个地区，在一定的范围内都会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现代化交通、电讯设施出现和普及之后，这种吸引力会达到较为遥远的空间。城市向这些地区吸引人口、吸引技术、吸引文化知识和财富。同时，又不断地向此城影响的地区，以至遥远的范围输出深加工的更为有特色的物质、文化、技术和精神产品。

城市是个密度高、能量大、活动频繁、成分构造复杂的物质体系。它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基本空间；是人们进行经济、科学、文化、艺术、商业、金融活动的集中地。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的诞生和发展，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它周围的环境，每天每时都在川流不息地与周围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与文化的交换。城，像人一样，有大脑、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城的指挥、决策、规划中心是它的大脑系统。邮传电讯系统是它的神经；交通运输网络，是它的循环系统……。城和它周围的环境不断地进行着吐故纳新的新陈代谢作用。

城市既然是一个有机的活体，它就会有自己的个性、有其灵魂。城的灵魂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

“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其核心部分是精神的内容，即精神、宗教、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生活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如风俗、衣饰、饮食、节日、礼仪等的方式与形态。第三个层次即城市的外部形态，如城的平面布局、主体建筑、街道的文化风貌等。城的这三个文化层次互相制约形成一个文化整体。

城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荟粹点。文化以城市为载体。一个城市的诞生与发展，往往与它所在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血肉相联。一个城市的兴衰又往往是它所在地区文化历史发展的缩影。国都城市往往是其国家、民族的时代文化风貌和最高水平的体现。

不同大小等级的城市之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许多原因，往往形成一定的城市体系。通过交通联系，形成城市网络。在一个城市系统之中，总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为首的大城市，它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水平最高，信息最灵通，新消息、新花样、新时尚往往首先在它那里出现和流行。然后才向其他次一级的城市或农村流行开来。这样为首的大城市也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习俗和方言中心。它的规划建筑形式，影响波及到其文化圈辐射范围的圈层之内。

总之，各时代、各地区的文化潮流都有其代表的中心城市。社会文化的变革必然会引起城市的变革。城市的规模结构是社会文化发展阶段最为集中的鉴证。

中国城市的发展，经历了独特而漫长的道路，形成东方文化及城市景观独异的特色，为世界所瞩目。城的文化表现在各个阶段上城的历史发展当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一部城市的发展史，往往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史。

二、城邑的萌芽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出现过许多有关城的象形字。城的出现是与早期粮食富余、国家诞生、等级划分、金属工具使用等分不开的。在世传的古文献中，“黄帝画野，始分都邑。”汉代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轩辕黄帝时期已出现了城邑萌芽。轩辕黄帝约当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史记》里说：“黄帝者姓公孙，名轩辕”，那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吕征不亭，诸侯咸来宾服”。他们先与“炎帝战于板泉（今河北涿鹿县）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后“黄帝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邑于涿鹿之阿”。这一最早的城邑萌芽，就在今河北省涿鹿县。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

自黄帝被尊为天子之后，兵师、官制、太监、都邑等国家雏形的职能业已粗备。黄帝曾巡视天下，东至渤海登泰山；南至长江，西至甘肃省崆峒山；北逐荤粥（后来的匈奴）。在泰山举行了象征着承上天意志来统治人间国家的封禅大典。

中华民族自黄帝始建立多民簇国家。这是几千年来正统的上古史观念。世传的金文之中，每有“轩辕”的庙号出现。地下的出土文物也证实了此古史观念必有坚实的依据。

粮食的大量富余、人口的集中是城邑和国家出现的基础。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距今7300多年。这里已发现“一个遗址中就有300多个长方形的窖穴”，其中的80个窖穴“均有大量朽炭，经分析为粟，估计有10万斤以上”。南方的河姆渡文化遗存，距今约六七千年间，也发现“至少在10万斤以上”的稻谷遗存。

金属的冶炼、金属工具的使用也是城邑和国家出现的标志。距今六七千年前陕西姜寨遗址；山西榆次遗址都发现铜器的冶铸遗存。距今5000年前后的甘肃东方林家窑、马家窑等遗址中也发现冶铸遗存。出土了单范铸的铜刀，并有铁金属锈物。

当时已有阶级出现，墓葬中有殉人。河南濮阳西水村仰韶遗址的最底一层，大约6000年前的45号大墓，男主人公左青龙、右白虎，已殉4人。这都是国家出现等级观念的基础。

仰韶文化时期居民区遗址的规模有的已非常之大，达几万平方米。大型公共建筑物，如神庙、祭祀堂等是城诞生与萌芽的重要标志。

在辽宁西部山区牛河梁、东山嘴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墓葬的大小与布局反映出等级分化相当严格，已具“礼”的雏形。在神女庙附近有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平台，其基址是一道道的石墙，其间有堆满筒形彩陶碎片的穴坑。考古学家还发现在近30个山巅、高坡上有大型积石冢，最大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冢内有数十人列“棺”而葬，覆盖以打制巨石，规模宏伟、制度严明。积石冢立于山巅，象征着墓主人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对太阳的崇拜。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城邑文化诞生与萌芽的佐证。

考古发现的种种实物证实了中国古史记载的传统历史观念是有事实依据的。远在五六千年前，中国已出现萌芽时期的国家和城邑。这带来了东方文明的曙光。

三、城郭沟洫出现父子相传的王位继承

城墙是“城”最直观的标志物，它也象征着中国的“城”的传统特征。中国最早的城郭出现是与夏文化相关联的。

中国古代文献记录说：“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禹是公元前21世纪之前的历史人物。恰当此时中国最早的城墙被考古学家发现。

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村首先发现一座周长约2公里用泥土夯筑的城墙。它略成矩形，城墙厚约9米，高约6米，长450米，宽390米。在考古学上它属龙山文化时期。

此后在河南淮阳东南4公里平粮台发现一座边弧形城方形的城墙。它长宽各185米，城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城墙残高3米多，顶宽约10米，底宽约17米。经碳十四测定距今4355±175年。城内有三组各长15米，宽5米的建筑台基。城墙南北两面的中段有城门，门道东、西两侧有门卫房。通过城门的道路之下铺设陶质排水管道。

考古学家又发现在河南嵩山之南有一古城——阳城。这可能就是夏代的国都。《孟子·万章》说：“有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就是嵩山。阳城所在之地北靠嵩山，南临颍水，西有五渡河，东有石淙河。阳城古堡隔河与箕山相望，深得古城风水依山傍水选址之妙。王城岗城堡为东、西两城并列，东城已残断，西城长92米，宽82.4米，经碳十四测定为4000±65年。平粮台与王城岗古城都是采用小板筑墙法。夯窝规整而坚实。城内铺设陶制的排水管道。王城岗古城内发现几处大面积夯土区，这是宫殿墓址的残存。城内没有发现手工业区与商业区，反映此时的“城”仅有城堡性质。

“城郭沟洫以为固”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占有者的物质、生命安全，维护他们的利益与地位而建造的。建城郭、营都邑在古代是国之大事。在公元前21世纪之前夏朝初年城郭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已由先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陆。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状态，急剧地进入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王位继承关系也由原先的“任贤举能”变为父子相传的私有制取代了。

在私有制为主体的文化观念里，用坚固的城郭沟洫来保护私产和财富；用“以正君臣”来维护王者尊严；用“以笃父子”将特权传宗接代。这些关系反映在古城建设中“择国之正坛，置以宗庙”。明堂之制起于远古，夏代称之为“世堂”。王城岗的古城中那夯土平台与此有关。与之同时代的遗址里，考古学家又发现“二里头宫殿基址”。它有正南北的方向和“前朝后寝”的布局格调。城内的高台建筑层叠巍峨，处其上则可居高临下便于俯视了望。高台又通风防水，并体现王者的地位与身份。

总之，夏代城郭的出现，宫殿建筑的高台化就是这一时代文化的结晶与夏文化的集中体现。

四、“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都城规模

商朝存在于我国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中叶。这时的文化观念以“尊天命，敬祖宗”为本。国家的都城建在黄河中游。它以都城为中心统治着东西南北的众多方国，真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这时的商国是一个万邦共主的鼎盛强国。商王朝的统治建立在当时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中，已无孔不入又强而有力的神权信仰之文化基础上。

商朝已奠定了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基础。好以华夏族为骨干，纳入了周围众多的方国。国家的壮大，民族的融合，祭天、祭祖、车马、礼乐、宗庙、社稷、城郭、宫室……都空前发展。它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城邦历史与文明。

商灭夏之后，都城曾多次迁移。商都经考古发现并初步发掘揭示其面貌的有以下三城。

汤都西毫即今河南偃师西南，今尸乡沟一带。在面积370 多平方米的遗址里，发现大型宫殿遗址两座和几十座中小型夯土平台。宫殿都由殿堂、庭院、廊庞、大门四部分组成。两座进深达百米以上的殿堂，一是宫殿，另一是宗庙。距此不远又有偃师商城。它的规模十分宏大，南北长1700多米，东西最宽处1215米，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墙由夯土筑成，墙厚16~25米。城门已挖掘出7座。城内有纵横交错的大道，其主干道宽达8米。城内又有小城，共三座，它们从东北至西南排列。中间一座略大，是封闭的宫殿建筑。南、北各有一座小城是军队的营房。这反映了贵族和奴隶之间的尖锐对立。

仲丁所迁的都是郑州市东的郑州商城。此城周长6960米，北城墙长1690米；东南两面各长1700米；西城墙长1870米。有11个城门，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的近似正方形的城。这反映了当时天圆地方的文化观念及高超的测量技术。

这个古城比今天的郑州城还大三分之一左右。城墙高10米，顶宽5米，夯土量达87至100万立方米以上。这样巨大的工程量，每天1万人夯筑，也得4至5年方能完工。城内断断续续分布着许多作坊、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室等。在城的东北部有几十座夯土基址，最大的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宫殿是多间式、两重屋檐，四周有回廊。经碳十四测定为3570±130年。

以上两座高城，规模都十分宏大，反映了当时已具备宏伟的帝都气象。城内出土产于热带的象牙；产于祖国西北的绿松石。冶炼青铜的锡出产于华南或西南。铜矿石、玉石、金、海贝、海蚌、鲟鱼甲等也都来自祖国各地及国外极其遥远的地区。

另一惹人注目的商代城市群在河南安阳。史载盘庚迁殷（公元前1401年）开始在此建都，共历273年。考古学家曾对此城进行过大规模发掘，发现沿洹河南岸10余公里的宽度内，断断续续地分布着宫室、庙宇、房屋、窖穴和地牢等。《史记 , 殷本纪》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离宫别馆。”此范围长达100多公里，可见当年这一宫殿群的规模极其宏大。

殷这个都城，过社洹水进入黄河，形成中国当时内河航远网络的中心。经陆转又连长江、淮河诸水系，可以通过全国。殷墟发掘出鲸鱼骨、碱水贝和多达1.7万块的龟甲片，都来自海边及热带地方。“司毋戌”大铜鼎，重875公斤，四周饰有夔龙纹和饕餮纹，高1.33米，它象征着商都的青铜文化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以上商都的考古发现与世传古文献相印证，都证实了商代都城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它们都以宫室殿宇为主体，极其富丽奢华。都城的辐射力、影响力相当遥远，真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朝国都鼎盛的气势是文化繁荣的象征。

用宏丽可怖的繁华国都来壮皇权之威是中国城文化的传统。至周代天子接爱诸侯朝觐，都城“区宇博大，洪威远畅”。元、明、清的北京城，使“斯人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百川之汇东海”，就是对这一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五、“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都城模式

周继商之后，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夏代国都迁徙有10次以上，商代的国都迁徙也“前八后五”，起码有13次之多。自周代建国起，国都从先前的迁徙不定到基本稳定下来，并确立了东、西两京制度。

这时城市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进行了一次大的变革。

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西周自文、武、周公以来即以文立国，致力于学术和文化的进步，把周王礼制作为皇权的典范。在人际关系上，君臣父子宗法制度的确立，反映在都城规划建筑上则是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原则、法规的确立。《周礼》开篇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为民立极。”这一宗旨是西周宗法制度与都城建设思想精神的集中体现。由此，明文确立了天子隆重的威仪，以及“君权神授”、“唯我独尊”、“面南而王”的礼仪和官制。都城、宫殿和房屋的座向就与人的尊卑等级、主客关系联系起来了。几千年来，中国都城之内正南北方向的一条中轴线，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明、清北京城是东方古老文明的一个伟大象征。如果到北京中心地段的城区观光，其间不时点缀着红墙黄瓦或红墙蓝瓦的旧时府第。到天an门前，那庄严、雄伟的城楼映入眼帘。在蓝天白云里，那画栋雕梁、檐牙飞舞，巍巍峨峨，气派非常。登上景山最高处的“万春亭”远眺，会发现城的正中，即中轴线上矗立着一系列高大的建筑物。正南由远及近有永定门、箭楼、前门、天an门、端门、午门和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景山之后的正北方向还有钟楼和鼓楼。

这条中轴线全长约8公里。旧城之中象征皇权威仪的主体建筑大多集中于此轴之上；或以此轴为对称中心，分布于其东、西两侧。中轴线使得中国的古都庄严肃穆，充满了礼仪的规范和神圣的气氛。

《周礼·考工记》明文规定了古都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模式：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而朝后市。”

国都城市为正方形，长宽各九里，每边三座城门。经纬各九条街道。左边建九庙，右边有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和政府办公的地方，后面是交易的市场。这样一个堂堂正正、四四方方，纵横如棋盘的城市，正是中国古都王权礼制的标准模式。其形态和格调一直沿用到明清。

体现《周礼·考工记》的国都建设实例，经发掘证实了东周时期的王城，是一个四方形的城。每边各三门，共有十二个城门。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各有三条大道，纵横交错。皇城在中央。皇宫的前面南侧为宗庙与社稷坛。天子居国都之中，突出了皇权的中心地位。

在今北京故宫的前面，有左、右对称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这就是明、清两代的宗庙和社稷坛。它的配置和形制完全遵循《周礼》的模式。可见我国于公元前11世纪已形成了世界最早、影响时间最长的城市规划体系。

六、观其泉流、相其阴阳与古都城址选择

中国古代城址的选择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业，它关系到未来的事业是否兴旺发达，关系到族人与国家未来的前途与命运，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古都选址也充满了礼仪规范和天人相应的文化与意识。

记录城址选择过程和原理的文献起源甚早，直可追溯到《诗经》里所记述的先周时期。《大雅·公刘》篇就记述了周文王之前的十二世祖先——公刘，他约在公元前15世纪带领周人迁居邠（bin）地（今陕西旬邑县西南）活动。其选择城址的经过如下。

原诗的大意为：温良忠厚的公刘先登上巘山察看地形，只见山岗之南有百泉流过，广原可居。于是他进一步设立圭表、景尺进行测量、察看日影。“相其阴阳，观其泉流”。之后他又下到平地选择水源丰富、地形宽敞的地方。这里“逝披百泉，瞻彼溥原”，百泉在此涌出，小河弯曲流淌。北有商大的巘山阻挡北风的侵袭，南面远处朝山、向山分明。东、西两侧耳山蜿蜒起伏。这里山环水绕南面开阔，两侧泉流潆绕。此地可以避水灾、御干旱、防战乱。内可开垦种植，外可凭险扼守，是营立都邑的良好地方。于是公刘进一步作了规划，何处以作为居民区，何处辟为良田，何处建立码头，用以渡涉谓河运取矿石，铸制工具。良好的地址选择和环境布局，源源不绝地吸引居民，不久在皇溪两岸，在过溪之源迁居归附的百姓越来越多，为子孙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西周初公元前1125年政治家姬旦选择洛邑城址时，先由召公到现场作初步地理勘察，随后又由周公选定城址。周公先卜黄河黎水之上，今河南浚县东北，没有结果。又卜洞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结果城址应在洛河边上，由使臣将此占卜的结果和地图一起献给成王。于是筑了两个城，居于瀍水之东的叫做城周，位于润水之东、瀍水之西的叫做王城。

此洛阳最初城址的选择，北依邙山，即以邙山为镇山；前方有嵩山为案山；左成皋、右渑池为青龙、白虎的耳山；后界大河。这时以关中平原为根据地的周王朝，以渭水和黄河为交通要道，进一步向黄河下游、华北平原发展。

洛邑在黄河支流洛河之畔。这里位于“天下之中”。伊、洛、瀍、涧四水绕流其间，是山河拱载的形胜之地。建东都洛邑、王城，是黄河文化东迁的关键步聚。此后，洛阳作为“九朝古都”，建都前后达1295年。

春秋战国之时，迎来了周代城市发展的第二次大高潮。此时改变了“先王之制”中关于筑城的规定。城的兴起，在中国大地上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即“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于二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于千余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这时，城址的选择、城市的规划布局理论也更加完善、充实了起来。

《管子》一书中的若干篇记录了春秋时期国都选址、建筑的一些原理、方法。

“昔者，桓公问管件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吾夷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圣人也。故圣人处国者，必于不倾这地，而择地之肥饶者。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此所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廓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

国都选址，要在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之上。背有大山，左右有河流、泉水或湖泊。城内有通畅的排水系统。选择城址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产品来保障城内人口的衣食所需和繁殖六畜、发展经济吸引更多的人口集中。选择这些地利，内筑城，外立廓，廓外挖城壕；低地筑堤防，高地挖沟渠，这样的城命名它为金城。

《管子·乘马篇》也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城址选择藏风得水。城内布局也不必有中轴线，只要因地制宜就可以了。城内的居民，也不必按照《周礼》制度，而“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以职业来划分居住区。这一城市发展的趋向，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法分封的文化体制逐渐没落的状况。但其城都选择的地理形局要求，城与经济、人口的关系，其中的科学道理更加明确了。

七、“法天象地”的都城规划布局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里，自然与人是相互感应并相通的。天、地、人这三大系统叫做“三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都城与国家是这个机体的反映。所以城市的选址与规划布局与天文、气象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景观生态系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

明堂是古都不可缺少的建筑。与此一脉相承，汉代《白虎通》也记载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因达法四进，九室法九洲，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认为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城与明堂是个小宇宙的观念。

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录当时都城中的明堂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仰象天状，画北辰列宿象，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这一“法天象地”的古都规划思想形成东方文化的城的特征。

程建军研究又说，始皇自以为功为三皇五帝，德高齐天，于是在原咸阳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秦帝都的设计指导思想便取法于天象。《史记·天官书》说：“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有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这种天人相应的观念在秦都设计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官廷小，……乃作朝官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三辅黄图》记载：

（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书中的“天极”、“阁道”、“营室”、“端门”、“紫宫”、“天汉”、“牵牛”均是天象星宿的名称。于是秦都咸阳的布局呈现出一副壮丽而浪漫的景色：沿着北原高亢的地势，营造殿宇，宫门四达，以咸阳城为中心，建造象征“天帝常居”的“紫微宫”；渭水自西向东横穿都城，恰似银河亘空而过；而横桥与“阁道”相映，把渭水南北宫阙林苑连为一体，像“鹊桥”使牛郎织女得以团聚，建阿房以像“离宫”，天下分三十六郡又似群星灿灿，拱卫北极咸阳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结构确实成了天体运行的缩影。每年十月，天象恰与咸阳城的布局完全吻合。此时天上的“银河”与地下的渭水相互重叠，“离宫”与阿房宫同经呼应，“阁道”与经由横桥通达阿房前殿的复道交相辉映，使人置身于一个天地人间一体化的神奇世界。秦朝就是以十月这个天地吻合的吉兆作为岁首的。

代信宫而起象征天极的阿房宫，是一座巍峨宏大的朝官，帝王朝会、庆典、决事都在这里举行。“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施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史记·秦始皇本纪》）前殿遗址在今西安市西三桥镇南，夯土迤丽不绝，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建筑基址至今仍高出地面10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年宫殿的宏伟。不仅宫苑如此，陵墓亦不例外，据文献记载，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天为穹窿，上设星宿，以像天汉银河；下百物阜就，以像地上万物。”这又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缩影。

秦都这与天同构的宏图，充分显示了秦帝国与日月同辉的政治气魄和博大胸怀，是王权集中的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具体反映。当年刘邦人咸阳看到秦都的壮丽情景时，不禁赞叹道：“大丈夫当如此！”

据程建军研究：明堂就是这样按时序季节和空间方位进行祭祀的场所，后来，明堂又成为天子布政施教的地方。因其主要功能是“明政教”、“明诸侯尊卑”、“向明而治”，故有“明堂”之称。帝王对明堂的设置和设计莫不十分重视。

明堂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夏代就有“世室”的记载，世堂即是夏主的明堂。殷人的明堂称为“重屋”。明堂是周代以后的称谓。三代时明堂的形式“有益而无四方”、“茅茨土阶”，大概十分简陋。战国以后，明堂形式在月令图式的指导下，极尽法天象地之能事，愈加复杂而讲究；至两汉时，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

《大戴礼记》载：

明堂九室而有八牖，宫室之肺，圆者像天，方者则地也。明堂者，上圆下方。

东汉蔡邑《明堂论》云：

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楣圆径二百一十六尺，通天屋径九丈，太室方六丈，八达，九室，十二宫，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户皆外设。通天屋记八十一尺，二十八柱布四方，堂高三尺，外广二十四丈，四周以水。

《后汉书·祭祀志》说：明堂的形式是上为圆形以象法天圆，下面平面为方形象法地方。八个窗子通八风，四面通过师法四季，九个堂室象天下九州，十二坐室伤十二个月份……。

北魏时的贾思论明堂制度时讲的更清楚：明堂平面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卦的策数；屋的圆径为二百一十六尺，与乾卦的策数相同。太庙太室平面方六丈，取老阴数，室经九丈，取老阳数。九个堂室象九州大地，屋高八十一尺，取自古黄钟吕的九九之数，周边二十八根柱子象法二十八星宿，外围周长二十四文模仿一年的二十四节气。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明堂首先是向明设置于王城之南郊；其次，明堂的平面布置、立面形式、外观体型和空间分划等均循着“宇宙的图案”而为之。

195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汉代长安城南郊王莽礼制建筑群遗址，其中一处为明堂遗址（见下图）。明堂遗址一层平面有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和太室等金木水火上五室，其中太室土室居中。东南西北四堂均有左右个，即“十二坐法十二月”。

世传文献中将“斗为帝车”的思想应用到古都建设首推《三辅黄图》。其中记录了秦始皇筑咸阳城时的经过，说：“二十七年（前220）作信宫，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当时信宫的形制是象征北极星的。“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

“紫宫”之称，帝王所居，秦汉及唐代皆有之。汉唐并有“紫耀门”的皇宫门名。诗人王维曾有“芙蓉阙下令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