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水与中国古代建筑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中西地理思想的差异及中国古代风水地理的特点

据于希贤研究。中国古代有独特的地理学的理论与成就，西方科学家称之为“东方文化生态”。其中，“天人合一”的地理观；天、地、生、人各系统之间的整体、有机观体现了中国古代风水地理学的特点。深入发掘中国古代风水地理学思想，对当今建立开放、复杂的地球巨系统有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具有独立文化系统与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近代世界文化大规模交流融合之前，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包括科学之母的地理学在内，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古代的地理学从理论体系、科学思想和某些研究方法上，与渊源于西方的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般都承认，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也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的风水与建筑选址。

而且，虽说在长达3000多年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中，中华文化同外来文化有着长期的接触，并经历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冲突与调和，但是，中国文化固有的特质和方向，其本的骨架和面目，却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更未出现过毁灭性的中断。这一点，说来像是一个奇迹，正是这一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的特异现象，永远孕含着迷人的魅力，经常拨动着人们的探索心弦。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自东汉以后，直到南宋，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并同中华文化相事例的时期，中间经过了格义、冲突和调和诸阶段，而后有了宋明理学。自元代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文化逐步东来，直至清末和“五四”运动，中华文化又吸收了许多西洋文化，完成了又一次中外文化的融合。但是不管这些外来文化如何精巧博辩，如何新奇窈眇，在中国这方古老大地上的古老文化里，成为骨架的，仍然是固有的纯粹中国式的阴阳和五行。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研究，在世界上有着极其光辉的成就。这表现在6000年前，先民已能确定东西南北的方向，选择环境、规划布局居住区在利用地形、水系、注意安全等方面已很合理。至4000多年前，先哲根据鸟、火、虚、昴四宿星的观察，确定了一年为366天和四季。当时的人们用气候引起生物活动的规律来确定自然历法。用生物生长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气候季节，并进而安排农业生产。《夏小正》一书即对当时物候知识的总结。此后，《山海经》、《禹贡》、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是中国古代地球研究的杰作。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是2100多年前绘制的有比例、有与现代等高线相似的山形闭合线，既准确又有立体投影感的独特地图。公元724年僧一行等人主持了世界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公元17世纪徐霞客（弘祖）集中国古代地理研究之大成，开近代地理研究之先河，只可惜由于历史悲剧，这一创新的萌芽一时后继无人。

本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及地理学传入中国。此后，对中国古代地球成就大都借助西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凡与西方传统学术概念相抵牾的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地球思想在内，往往被轻蔑，甚至被嗤之为“迷信”。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环境生态学”等出现，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获得了变革与重大发展。在这一形势之下探讨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的地球研究方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古代东、西方的地理学思想是有明显差异的。这正如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津（I.Prigogine）总结的那样：“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主任怀博（KepteenE.Webb）和北京大学地球系教授杨吾扬合著的《古代中西地球学思想源流新论》一文认为：“希腊、罗马的地球学在哲学上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影响很大，归纳法和演绎法得到广泛应用。”又说：“中国先秦及以后历代地理学也吸收了《易经》、《内经》等自然哲学……使地球现象增加了条理性和关联性，效果良好，可惜近代已不复应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津《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撰写前言“科学和变化”时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西方的地理学从分析的角度，用抽象为各部门、各地区的办法来研究地表的状况。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司马迁为代表，则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有机性来认识天、地、生、人的关系。

东、西方地理科学思想的这一基本差异为世界上不少学者所共识。19世纪英国的伊特尔（Ernest J.Eitel）比较了东、西方的科学思想之后认为，中国的传统科学思想是“一种精神生命的金带，运动于所有存在的物体之中，并把它们联结为一体。”于希贤1991年3月在莫斯科大学讲学期间，课余讨论时，莫斯科大学汉学家拉平娜教授等称中国传统的科学（包括科学之母的地球学在内）是“活的科学”，用以区别渊源于古希腊抽象与分析的西方科学。她认为东、西方的地球学早先分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东方古代的地理科学很少被介绍到国际的学术界，可以说是鲜为西方世人所知。这是迫切需要补救的。原苏联欧洲科学院院士、东方民族研究所的克留克夫教授也说：“只有东、西方科学的结合，才是当代全面的科学。”他对笔者说：“您在演讲中，用中国古代地球思想关于山、水结构图式，展示出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依山畔水的城址选择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其间必然符合客观规律的奥秘。当前应当大力发掘中国古代传统的地理学原理，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此后该院院长缅列克谢多夫教授建议北京大学校长，就此立项进行国际合作研究。

近几年来，原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大力提介“建立现代地球科学系统”，号召要研究“天、地、生、人的相互关系”，提出“地理科学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些精辟的见解，揭示了现代地理科学应走把握整体，从细致分科到在更高层次上向综合化回归的研究道路。这是当前地球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更高阶段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

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以拆零为技巧，微观分析的定量的研究，这种研究必须把宇宙分割成互不相关的各种科学领域，它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肢解了宇宙的整体性而在一些方面显示不足。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Ｆ·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中说：“东方哲学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它们最近在西方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西方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的世界观。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看成是我们社会广为扩散的不满的根本原因。有许多人转向东方式的解放道路……而向《易经》求教。”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力学的奠基人玻尔则发现物质的原子结构和太极八卦非常相似，从而对《易经》表示赞赏。所以《易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为了获得解释《易经》的科学基础，我们还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条分理析的精确的自然科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谈艺录》第1页）。宇宙和人类本是一个整体，它是不可分割的。

第二节    易 经 概 说

《易经》相传为伏牺、文王和孔子所作，它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卦，象征世界的结构，代表天、地、雪、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并根据这八种自然现象顺序的变化，用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互相消长和互相作用来说明万物的形成和变化。

据西安周易研究会高银鹤先生研究，《易》为群经之首，是灿烂东方文化的源泉，其道至大，无所不包；冯友兰先生称其为“宇宙代数学”并不过分。《易经》是占筮之书，离开这个根本就无从言《易》。

从易经的观点看，“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其定数”。用现代的话来说：“任何事物都是按一定的相似规律在运行。”哈肯教授在研究协同理论时已经明确地得出这种结论。自然科学的规律比较直观，通过实验就可摸清来龙去脉。社会科学也有其普遍的规律，没有规律就不称其为科学。这种规律的各种制约因素较多。现代的信息论、控制论、未来学、预测学等边缘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但研究方法仍然按传统的模式，要在大量的资料占有基础上去推断事物的发展动向，而对突发性的变化则无能为力。

例如预测一次合作项目的成功率，从现有资料看各个因素都有把握；但由于出现了突发性的战争而使这次合作没有成功。现代预测学无法判断这种意外因素。易经占筮的本能，是测定过去和未来的信息动向，但一些人就是在事实面前不承认其存在，反过来倒说这是“迷信”，还要加“封建”二字，殊不知人类应用占筮的时候还没有封建社会呢！

凡是能建立数理模型的知识，它一定是科学的。占筮本身就是一种极为严密的数理模型。《易经》理论用于指导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古、今、中、外尽人皆知，从天文、地理、历法、医药、营造、舟车、武术、兵法，直到罗经、地动仪、圆周率、相统对论、电子计算机各个方面到处都闪烁着易理的光辉。

总之，古人认为《周易》关于乾坤、阴阳的理论，不但适用于自然界，而且适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古人把《周易》的阴阳五行学说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运用《周易》的阴阳五行思想，来指导和安排社会政治生活；运用《周易》的阴阳五行思想来指导和推动社会生产。《周易》的阴阳五行学说，一方面，作为一种无道运行规律的反映，有其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合理的因素和成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世界图式，具有东方科学的思维方式。

《易经》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思想的精神支柱。《易经》里的卜传，经后人考订，实出于孔子之后。但上下二篇的《周易》本文则不失为孔子以前的一部古书。这本来是上古占卜人事吉凶用的书，但中国后代的人生哲学欲由此渊源。要占卜人事凶吉，就要包容人生万事的实际。《易经》的卦象欲用几个极简单、抽象、空灵的符号，来代表着天地人生间，从自然界到人事活动的种种复杂情形。而且就在这几个极简单、极抽象、极空灵的符号上面，我国的先人即把握到宇宙人生之内秘的中心，而用来指示人类各方面避凶趋吉的条理。这可以说，《易经》博大精深，充分显示出古人概括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无穷智慧与艺术天才。因此，《易经》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深入人生事理的哲学书，同时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易经》所代表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艺术既注重实际，同时又超脱一切束缚，用抽象和空灵渊微的方法直入深处。它体现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征。

《易经》六十四卦都由两卦相迭成。在时间上象征前后两个阶段，在空间上象征高下两个地位。“时”和“位”是《易经》里极重要的两个基本概念，几乎如分别男女一样重要。这是说，在某一时候的某一地位，宜乎采取男性的姿态，以风强、进取的精神，进行活动。而在另一时段的某一地位，则又宜乎采取女性的姿态，以阴柔或静处、退让的方式处理事物。易经的每一卦，都由三划形成，这无论在时间上或地位上都表现着上、中、下或者前、中、后三个境界。大体上在最先的阶段或最下的地位，其时则机缘未成熟，事势未成，当此之时，则应该采取谨慎和退守的姿态。只在正中的一个地位和阶段，最宜我们积极与进取。

若把重卦六爻合并起来看，则第二、第五两爻居中之一坚，占最主要的地位。为吉利可以进取。第三、第四爻则可上可下，其变动性很大。其行事则须有成功与并不成功的两种思想准备。最下一又和最上一爻则永远指示人们宜谨慎、渐进、小心、警惕、保守。像这样，再配上全卦六爻所象征的具体事物及整个形势则每一时间、每一地位应采取的刚柔态度和可能出现的凶吉感召，便不难辨认了。

总之，人类自身内部即有男女、刚柔的天性。人类在外面所遭逢的环境，在时间上会有不同的机遇，发迹有先有后。在地点位置上有高有下以及四周围的人物与事变所形成不同的形势。占卦所得到的结果，某一爻即表示其时、其他的性质。其余五爻则指出其外围的人物与事态。所以，易经已考虑到自身的命运与周围事理兴败的环境。用自身的刚柔姿性与外部的天时地利环境命势相结合，选择决定箕动静、进退的态度，以希望避凶、趋吉。这就是道。因此，《易经》是卜筮之书，宗旨在于教人避凶趋吉。实际的根据则绝不在鬼神的意志上，而只在于从人生复杂的环境和自己深微的内性上，找出一个恰当无迕的道路或条理来。最先此种占卜应该是宗教性的，而终于把它全部伦理化了。而这种伦理性的启示和教训不只仅在于私人生活，还包括种种政治、社会、人类群体的重大事件。用一种伦理性的启示，渡人化劫、指导前程，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周易》虽始于卜问吉凶祸福，但对卦的释义，目的却主要是在于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说卦传》说：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是“仁”与“义”呢”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将仁和义结合起来。这是儒家的创造。二者的关系像阴阳刚柔一样是相辅相成的，“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礼记·礼运》），仁是指人的善良博爱，义是指人的正直信用。儒家认为，只有博爱、信用、向善、明辨是非，才能达到一种以“礼仪”秩序治国的崇高境界。

《易经》不仅对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学、史学、伦理、民俗、文教、天文、历法、数学、乐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传播到国外，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

第三节  风水与阴阳学说

自远古以来，阴阳概念就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中国人的这种世界观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医学、哲学、政治思想、法学思想、占卜、宗教、音乐及风水等等。

阴阳学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用以认识自然和阐释自然现象。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中，看到日来月往、昼夜更替、寒暖晴雨、男女老幼等种种两极现象及其变化，便很自然地产生了阴和阳这两个观念。西周时代，阴阳观念发展成为包含朴素辩证法的阴阳学说，它的集中表现就是《周易》（指《周易》经文。下同）一书。《周易》全书是以阴、阳两种符号构成的。《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完全符合《周易》的实际。他们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雨、温凉、水火等运动变化，都是由构成世界万物的气在运动过程中合二为一的结果，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阴阳两个方面，并由于阴阳的结合变化，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由此可见，阴阳论成了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之一，所以《素问·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该理论的基本原理极其简单：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阴阳两气的产物（气：能量、力、本原、元气）。宋代著名的非儒家学者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一书中曾以最精练的文字对此加以概括和总结：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基根，分阴阳，两仪立焉。

阴阳谐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气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由此可知，阴阳五气化生万事万物，万事万物按性质分属阴阳及木、火、土、金、火五行之一。这就是阴阳理论的核心。

据英国李约瑟和台湾陈立夫先生研究，从文字学的观点看来，“阴阳”二字定然各自与黑暗和光明有关。“阴”这个字可图解为山（之影）和云；而“阳”，如果它不是像征着一个人手中端着中央有孔的玉盘——此种玉盘乃是天的象征，众光之源，而且很可能原是最古老的天文仪器——那么，它就是表示斜斜的日光线，或是日光下飞扬之旗帜。

“阴”令人联想起寒、云、雨、女性以及里面和黑暗（譬如贮冰以度暑之冰室。）“阳”令人联想起日光、炽热、春夏两季、男性，也许还会联想起祭典上踊舞者之雄姿。一般同意：“阴”意为山或谷有阴影的一面（山之北，谷之南）；“阳”意为有日光的一面（山之南，谷之北）。

研究“阴阳”初次使用为哲学术语的学者，在《易经·系辞传》上篇第五章中找出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句子，即“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宇宙内只有两种原动力或作用，有时此占优势，有时彼占优势，成波浪式的交替。《易系辞》当著成于战国时代的末期，约当公元前三世纪初年。其他提到阴阳的古籍，还有《墨子》、《庄子》和《道德经》。在《墨子》一书里，将“阴阳”当做术语者有两处：“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辞过篇）；“（圣王）节四时调阴阳而露也。”（天志中）。在《庄子》里“阴阳”二字用得相当普遍，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有20处将它们当做术语用。在《道德经》里它们也出现过一次：“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于老子卒年的问题，译注家对于该处之“阴”与“阳”，是否具有完全的术语意义，感到犹豫不决，但我们相信它们是有的。

阳代表那些与男性、父亲、正面、强壮、坚硬、明亮、建设有关的事物；阴则代表与大地、女性、母亲、反面、虚弱、柔软、黑暗、湿润、破坏有关的事物，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力量互相作用而生成五气，五气再转化合成阴阳。《素问·金匮真言论》举一昼夜的时间为例进行划，则就更加具体了。“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这种阴中有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阳，阳中有明的现象，阴说明天地万物的阴阳，并不是绝对割裂的，而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在古人眼里，阴阳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譬如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心神化无穷。”（《朱子语类·卷九十八》）阴阳互含，说明阴阳是互相的，阴阳作为事物对立面的关系不是绝对的，阴极阳生，阳尽阴至，在对立中达到平衡，且两者是可心转化的，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就是这个意思（如下图）。阳代表着积极、进取、刚强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则代表有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一般说来，凡是活动的、外在的、上升的、温热的、亢进的等，统属于阳的范畴；

凡是沉静的、内在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衰减的等，统属于阴的范畴（下表）。

《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可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世间万物的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一个，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规律。

由于阴阳两种力量的对垒和相互渗透，因此它们彼此之间互相牵制消长。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就是这种盛衰消长的对垒，构成客观的世界的动态平衡。如以一年四季的天时变化为例，从冬至夏白昼一天天的长起来，气温也一天天地升高起来，说明这段时期正处在一个阳长阴消的过程之中。反之，从夏至至冬至，黑夜开始一天天的长起来，温也变得一天天地降了下去。这又说明，这一时期正处在阴长阳消的阶段。古人所谓：“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就是这一阴阳交互消长，你来我往规律的具体体现。

阴阳变化规律不尽体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消长，你来我往上，还在极大程度上体现在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上。阳根于阴，阴根于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任何一方如果失掉对另一方的依存，就没有什么阴阳可言。比如没有明就无所谓暗，没有热所无所谓冷，没有上就无所谓下，没有右就无所谓左，等等。又如从体和用来说，物体是阴，作用是阳。阴是阳的物质基础，阳是阴的作用体现。这种关系，也可用质和能的关系来加以阐明，没有阴的质量，就无所谓阳的能量。“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这就是阴阳互根，对立统一的道理。

说到阴阳的转化，这也是一种自然界物极必反的规律。任何事物，当它发展到尽头的时候，就会走向反面，比如白天发展到中午的顶峰，就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终至被黑夜所吞噬；而黑夜发展至子夜的极限，也势必不可抗拒地要开始发生转化，直至最终被白天所代替。一天如此，一年也同样如此，冬去春来，夏去秋来，循环往复，如环无端，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新生，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生生死死，变变化化，自然界的阴阳变幻转化就是这样不可抗拒。

风水家深暗阴阳论，将其用之于风水学，把山称为阳，水称为阴，山南称为阳，山北称为阴，水北称阳，水南称阴。于是地形要“负阴而抱阳”。背山而面水；把温度高，日照多、地势高等统称为阳，而温度低、日照少、地势低等统称为阴。从生活的经验中人们体会到“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而风水师选择必“相其阴阳”，寻找“阴阳合和，风雨所会”，阴阳平衡的风水宝地，只有这些地方才能“阴阳序次，风雨时至，春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国语·周语》），才具备人们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的环境物质条件。可见，风水学中的阴阳相地，是一种直观体验的总结和一个整体思辨的结果，它包含了选择的地形、地质水文、气候、植被、生态、景观等诸要素，并以传统哲学的“气”、“生气”、“阴阳”等概念来阐释其好坏吉凶，确定是否适合人类居住生息，如此而已。

欲知汉儒对于阴阳之看法，我们可以参阅仲舒《春秋繁露》（约公元前135年）五十七卷同类相动篇。他说：

“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阴，而阴益阴，阳阴之气固可以类相益损也。”

风水家主张，阴龙必得阳水来含，阳龙必得阴水来交。阳龙左行而阴水右来，阴龙右行而阳水左来，到堂合襟。冲阳和阴，万物化生（《平砂玉尺经》。山、水虽二，但表示一阴一阳，须臾不可分离。山无水不变，水无山不合。一动一静，一阴一阳。山主人丁，水主财禄（《青囊序》）。这是风水家对山、水的一种迷信观念。其实，只有山水配合，环境才美，环境生态才好，人类居住起来才觉得舒适。

据李约瑟（英籍）和陈立夫研究：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而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

对董仲舒来说，阴阳仅是宇宙内所有对立或“相关”的最高典型，在《基义篇》里他以“合”这个术语来称呼此种成对的关系。

虽然将卦象的问题，放在以后讨论《易经》时来探讨比较合适，但在此处先略为叙说一些也是必要的。所谓卦象，是由六条或全或断的横线，排列而成的符号；它的全或断，对应于阳或阴。因此，每一卦象主要的是阳或是阴。用适当的排列，可以得出六十四卦，且阴阳互相间隔，从胡渭的《易图明辨》（公元1706年）一书中可找出一个图表。在该图里，原始的阳分裂为二，一为阳，一为阴；然后每一阳或阴又各自分裂为二，一为阳，一为阴。这程序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产出六十四卦；当然，它还可以继续分裂下去，以至于无穷。虽然阴与阳不会完全地分离，但在其演变的每一个阶段里，则仅有其中之一显现出来。这样的理论，不能不使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感到兴趣，因为这些研究《易经》的学者所使用的思维方法，正是我们熟悉的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之一，曰“析离原理”（Principle of segregation）。同时，它也类似于我们现今在遗传学里，所知道的隐性因子与显性因子；只不过显性因子具有“表型”的特征，可以看得出来。更广泛地说，阴阳的演变程序，也会令人联想起许多动物（如棘皮动物、鱼类、两栖类）在形态发展时的现象。为探讨此种现象，乃有形态发生学观念的发展。由此看来，阴阳学说跟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五行交互关系一样，它也能引导人类的思想，到了今日，达到了可以说是对大自然的有效的应用。因此，这个学说不但类似于遗传学与胚胎学，而且还可能类似于化学，因为不断地实施净化作用，便会逐渐地把物质析离。再者，《易经》的学者们直觉地感到，物质的净化作用无论进行到怎么样的程度，那些经过析离的物质，虽然在表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他们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虽则甚少人能够有意识地指出一第磁铁无论被分割成几小段，每小段的磁铁仍旧具有南北两极。总之，我的意思是：现代科学所探讨出的世界结构的某些成分，已见诸阴阳学家的思考中。固然这些思考不是研究大自然的完整科学方法（诸如实验或数学公式化的假说），但它们绝对是不合理的。

当我们研究卦象的时候，还会引起一种想法，即如果阴与阳也各自隐含着恶与善，那么它与摩尼教的理论便非常相似了。摩尼（Mani）在波斯的后继者相信：做人的责任，就是要在这一善恶混淆的世界里去恶求善；不过，这恐怕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前面我们提到过一种主张，认为中国的阴阳学说曾受到波斯人的二元宗教论影响。这种主张要令人相信的最大困难是，中国的阴阳学说事实并没有善恶的观念。反之，他们认为唯有阴阳调和保持真的平衡时，才能达到幸福、健康及良好的秩序。虽然如此，现仍有人继续地想从波斯人的二元论（如袄教）导出中国的阴阳学说。除非我们对于伊朗和印度之二元论的神话和宇宙论，及其与米索不达米亚的来源之可能的关系知道得更多，要评估这观点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如我们就同意Rey氏的结论，说中国的宇宙观在中国之外未有任何影响，则似乎仍嫌太早。目前反而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的阴阳学说可能引致伊朗的二元论。这种倾向，大部分是由de Saussure的努力引起的，戴氏的工作在其他方面很有价值，但在此处，他将中国的古籍的古老性，估得过高。无论如何，如Bodde所说的，阴阳学说在中国的极大成就，显示出中国人是要在宇宙万物中，寻出基本的一统与和谐，而非混乱与斗争。

对于那些简单的，可由各文明自身发展出来的观念，我们似亦宜加以讨论。Granet以为阴阳学说与两性差异在中国初民社会里的表现有关，此说颇有见地。当时每逢季节性的仪礼，年轻人便在那里挑选自己的配偶并跳舞，以象征大自然永恒而奥妙的二元性。另外，还有不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在欧洲思想史中，随处也可以找出类此的二元观念，虽然它与中国的比较起来，是较粗简的形式。freeman将毕打哥拉士学派的二元宇宙论（公元前第五世纪），表现在一张十对相反性的表格。在该表里，一边是有限、奇数、一、右、雄性、好、动、光明、正方形及直线；另一边是无限、偶数、多左、雌性、歹、静、黑暗、长方形及曲线。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中国的阴阳学说，但是除非我们设想两极说的某些基本理论是导源于巴比仑，然后由巴比仑传到中国及欧洲，否则它们之间的来源并无任何关系。

欧洲思想史上另有一些受到传统犹太教神秘哲学影响的17世纪思想家，如Robert Fludd(1574-1637)。他的思想曾被；Pagel仔细地分析过。Fludd氏的Medicina Catholica 把上帝(God)描写成一个化学家，而不是数学家，世界是他的“实验室”。他认为在这世界里，有一系列的极端对立存在着：一方面是热、动、光明、扩散、稀薄；另一方面是冷、静、黑暗、收缩、浓厚。另外，太阳、父亲、心脏、右眼和血液，也与月亮、母亲、子宫、左眼和粘液对应着。特别饶有趣味的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他主张有收缩和扩散这一种古老的对立，虽则此一对立来自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比较来自中国为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承认，Fludd对于炼金术的兴趣并非出于偶然的，因为在当时两极对立（通常是金和水银）的理论，已经弥漫了整个中世纪末期与17世纪的炼金界。如果中国的炼金术确实曾经由回教徒传到欧洲（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种看法），那么阴阳学说也会一同传过去的。这样说来，Fludd便不可避免地曾受到邹衍与老子的影响，虽然他永不会知道这件事实。再者，也许这些古代的两极说，已深埋于化学科学的基础里面；因为对炼金家来说，物质之化学反应性须依凭于它们对两极性的位置，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所谓化学反应者，仅不过是组成物质宇宙之正负。

据史箴先生研究，风水也称为阴阳，在元代以后才更为流行，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依儒学、医学之例，于诸路置阴阳学，于路、府、州设教授，凡阴阳人皆管辖之，其中也包括风水家。至明代因之，《明史·职官志》载，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置阴阳学官，府、州、县各设一人，凡天文、占候、星卜、相宅、择日之流悉归管理。清承明制而袭此。自是，风水家一如天文、占候诸流，俗称阴阳生。

不过，除此而外，风水与阴阳紧密相关，渊薮非同一般，一是卜宅之文的滥觞，即典出阴阳一语，被后世风水家奉为经旨：二是风水理论，无论堪舆家与形法家抑或形势宗与理气宗，都大量汲收了哲学意义上的阴阳概念而论说其相度风水机理。

阳阳一语典出，最早见于《诗经》之《公刘》章，说夏末时公刘率周民族由邰适豳相度山川形势与不土之宜，进而规划营宅，使周之先民得以安居生息之事。这一美丽的史诗，历历如绘地描述了部落的领袖公刘勤勉勘察、规划部落聚居地的种种活动细节，如其“于胥斯原”，“陟则在 山献，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岗，乃觏于京”，“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等等。其中，更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之句，不惟为历代风水家所注重，引为经旨，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史、地理学史、建筑史及哲学史等研究中，也备受重视。在前者，风水称为阴阳，则典出此句。在后者，此句既是古代用木杆即圭表测日曩（“景”），以定方向及时令之方法的最早记载，也是涉及古代阴阳这一哲学概念的最早出处。

就诗句本义言，此句是说公刘立表于山冈上，测日影以定向计时，并考察山川阴阳向背及寒暖等。立表测日影以定向，即后世《定之方中》诗中“揆之以日”，《考工记》、《淮南子·天文训》、《周髀算经》及至宋《营造法式》中各种“端朝夕”、“取正之制”。这一辨方正位的职业活动为历代风水家传承，衍出风水术中的所谓“倒杖”之法，也直接引出了指南针的伟大发明及磁偏角的发现。这一史实，有另文详说，此不烦述。而山川阴阳向背之理，也为后世风水家在其职业活动中不断探究，形成了丰富理论。在这阴阳典出之处，尚无玄学色彩，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段玉裁注谓“山南曰阳。”刘熙《释名》又谓：“阴者，萌也，气在内而奥阴也，阳者，扬也，气在外而发扬也。”释明阴阳向背的小气候。

“相其阴阳”被风水家所宗，观其全诗，也可见风水内涵的理性要素，不外详细审视和测量山川地形、地质水文、小气候、植被、生态、景观等等，然后择其佳处辨方正位，确定建筑规划事宜。关于此，后世沿用阴阳一语，也常出于这一典故本义。如《周礼·地官司徒第三》谓：“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地之法，辨十有二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后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又如《汉书·晃错传》之说：“相其阴阳之。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风水经典之一，郭璞传《古本葬经》更言简意赅，说风水之选择标准：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等等。

先民们考察天地与人世万物，终至发现，事物皆有相反相成，即对立统一的两面，恰如阴阳之理，于是，阴阳衍为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最重要范畴之一，被哲人们用以探究世界本原及其变化机理，阴阳学说由是而生。典型如《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谓之神”，“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国语·周语》：“阴阳分布，震雷出滞”；“阴阳序次，风雨时至，春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管子·四时篇》：“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这种理论思维，在古代第一哲人老子那里，更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等。由“观变阴阳而立卦”，八卦理论发展起来。由“一阴一阳之谓道”、“冲气以为和”，元气说也产生发展起来对后世哲人的理论思维奠定了基本框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体系。

这种哲学上的理论思维，归复于“相其阴阳”的风水家，风水理论也因此充满了哲学思辨的成分，虽有玄学乃至迷信成分，同时也不乏富涵辨证法的中肯哲理，而且，其理论思维又直接导致以山川自然为审美对象的山水美学日趋发展臻于成熟。如风水家论山水，以山主静而属阴，水本动而属阳，则讲究山水交会，动静相乘，阴阳相济，乃有情之所钟处，故山有“指山为龙兮，像形势之腾伏”的种种寻龙之法。而左水，则求其静而臻于善，故“左水为美，要详四喜，一喜环弯，二喜归聚，三喜明净，四喜平和”，而山水植被阳光空气以及建筑形式空间布局，也莫不讲究“动静阴阳，移步换形，相生为用”，“如画工丹青妙手，须是几外浓，几外淡，彼此掩映，方成佳景”，等等。而可以指出的是，正是基于这种艺术哲学的臻于完善及其丰富实践，才促成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风格，达到极高艺术境界。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评述说：“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虽然在其他一些方面，当然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及中国的田园、住宅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由此得到说明。”这对于传承数千年的风水术，无疑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