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风水术理论的完善

从魏晋到唐宋，中国风水术进入了一个理论整理与理论完善期。魏晋时，出了一位天下闻名的阴阳家，即晋人郭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名气很大。于是便大约在宋代，有位不甚著名而熟谙风水之术的风水先生写了一部重要的风水术著作《葬书》，且托名郭璞以刊布于天下，且被后世风水术土推为经典。此书的出现，实际上揭示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国风水术偏重于阴宅理论建构的历史倾向。但阴、阳宅本自相类，故该书对阴宅的论述，对整个风水术具有普遍的理论与实际操作意义。

《葬书》的理论要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1.“气”说——“葬者，乘生气也。”乘生气是选择葬地的大纲，其余的一切都围绕着怎样乘得生气而展开。何谓生气？后世的一些风水家对此有进一步解释：“经着春风吹拂后的花木，自不期然而然的有欣欣向荣之概，——这便是所谓生气。那么生气的定义，就是这样说：凡宇宙间的大自然的现象，新兴而生茁，与萧杀相对的叫做生气。”（高星权、高视明《葬经注疏》，第5页）其实就是追求自然界的生机勃勃，这导致了风水阳宅理论的以“气”为主的宗旨。2.“藏风得水”说——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这是乘生气的首要保证，藏风就是避风，这导致阳宅理论的“水龙”说法。3.“形势”说——“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行止，是为全气。”这也是阳宅形法理论中觅龙的主要方法之一。同时还作为对建筑的远、近景观的尺度标准，其实也是关于自然界的尺度与建筑景观的协调理论，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4.“四灵”说——“故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这也成为阳宅风水关于住屋周围环境述描的理想模式。其他的有关地形、地貌的审理标准皆由此进一步发挥。就目前所知：以四灵比拟地形最早的记载见于《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5.“方位”说——“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遐迩。”

看来，《葬书》是一部既论山川形势又述方位理气的综合性书籍。而且其关于定方位的方法仍用土圭法，说明《葬书》成书时代，罗盘尚未使用。6.提出了关于“风水”的一个“经典”定义，这在本书前文已有论述，此略。

唐宋时代，风水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罗盘的广泛使用，以及宁代《葬书》的流行。并且作为一种理论，风水已经有了一定的体系和流派，这显然与此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分不开，且在东南地区得到较大发展。1.早在晋室东渡之时，中原世族避乱江南，从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东南多山多水，风土温润，有“山泽多藏背，土风清且嘉”之美称，其巍峨的山脉，起伏的丘陵为风水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实验基地，而避乱之民所特有的以安全为第一的心理，使得《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防御性空间成为人们对居住环境的理想追求。至唐宋时代，东南繁荣，于是这种理想便有可能化作人们居住的环境空间模式。表现在风水理论中便是“水口论”“四灵说”的流行。

2.科学发达，在天文学方面，隋末时即有王希明作《步天歌》，隋末至唐时又有李播、李淳风父子作《天文大象赋》、《大衍历》，李淳风还负责编纂了《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诸多的天文书籍皆对天上各大星座作了非常详细的描写，使风水将天与地相对应时更加便捷；地理学上则兴起一股对山川地形进行野外考察的热忱，从而促进了风水对山川地形的踏勘。所有这一切最有意义的是唐代高僧一行在公元710年对磁偏角的叙述。李淳风、一行也因此被后世风水术士尊为一代宗师。

3.“图宅术”式微。唐朝吕才（600-650）因职务原因，奉命整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算命、看相、测八字、选风水葬地以及住宅风水等方面的书籍，他曾写“五行禄命葬书论”，驳斥了“图宅术”的理论，吕才的行为促使汉代起盛行的“图宅术”迅速式微，吕才也因此博得“无神论”的桂冠。其实吕才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图宅术”，因为他并没有反对用人之姓的五音来配属住宅方位，只仅仅从音韵学角度就人“姓”的发音到底以什么标准来确定其属五音中的何种而提出质疑。所以尽管“图宅术”从此式微，却并未断绝其理论的根基，反而促使堪舆家寻求新的理论。

4.佛、道二教盛行。两教所宣扬的神秘性与风水合拍并互相渗透，尤其道教之徒所爱谈的“气”说、《易经》、阴阳八卦、太极等正是后期风水理论的核心，一些道士本身就是风水大师。

5.宋代理学兴起渐占主导地位。这种新儒学虽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其哲学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其表，以释道为其里。因而宋代理学与风水的新理论颇有一种亲和关系，虽然尚无确切依据说明其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说、朱熹的理说以及诸多代表人物对天文地理及事物的讨论均与风水的新理论并行不悖。特别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使得阴阳八卦、太极等理论成为后期中国思想的主要内容，其太极图说来源于道家，但倘若没有其他儒家代表人物如朱熹等人的发挥与强调从而引起关于太极八卦理论的激烈讨论，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影响深远。而在此之前，风水理论是以“五行之气说”作为核心的。不过从历史的整体看，唐宋时期，“五行说”在风水中的核心地位已开始动摇，代之的却是阴阳之气说以及八卦学说。这显然与此时的宋代理学大谈特谈阴阳八卦有紧密关系。

客观上，宋代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以及出于礼制目的而倡导的葬说，也都促进了风水的盛行和发展。如朱熹、二程等均有文章强调要研究葬法，尤其是二程的“葬说”中所提到的“葬法五患”，更是被后来的风水术土推崇备至，并模仿派生出各种各样的“葬患”说。

新的风水理论杂乱纷呈，主要在东南地区发展，以江西、福建为中心。这些地区一方面文化发达，一方面又却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呈现出十分有趣的局面，风水由此获得良好的生存气候。《古今图书集成》所收集的自唐宋以后的堪舆名流也以此两地人土居多，足见风水在这两地的盛况。《青岩丛录》、《陔余丛考》两书均对江西、福建两地的风水活动有相类似的描述，并称作两大流派。

其一，江西派，又称为形势派、峦体派。

清赵翼《陔余丛考》云：“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

由此，杨筠松一直被视为风水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此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筠松不见于史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窦州人，掌灵台地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后往来于虔州。无稽之谈，盖不足信也。”

纵观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风水历史渊源关系的书籍，术家所传说的江西派发展的传递关系可简化成下表：

分析该表可见一明显的矛盾，作为始祖的杨筠松为僖宗时人，而其徒丘延翰却是高宗时人。看来我们已无法把握江西派传承的具体脉络，只能了解一个大概。

不管怎样，后来标榜为江西派的术士皆奉托名为杨的风水理论为至宝，主要论说有《疑龙经》、《撼龙经》、《葬法十二杖》、《青囊奥语》等。如《风水祛惑》中关于杨、曾的书引《文山集》云：“黄景文焕甫乃祖赣风水名术也，大概焕甫之术以为崇冈复岭则伤于急，宽平旷野则病于散，观其变化，审其融结，意则取其静，势则取其和，地在是矣。”此处“祖赣风水”指的便是以杨、曾之法为祖。从此也可看出杨、曾之法以“形法”为主。《永乐大典》记载：“世传黄巢之乱，杨筠松窃秘府之书，避地江南，传其术者如万伯韶、范越风辈是也。今考万、范所传之术与此书相表里，信或然矣。”（《永乐大典》卷一四二一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主要三本书的理论要点作了简明归纳：“《撼龙经》专言山龙脉络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典、廉贞、武曲、破军、左输、右弼九星，各为之说。《疑龙经》上篇言干中寻杖，以关局水口为主；中篇论寻龙到头，看面背朝迎之法；下篇论结穴形势，附以疑龙十问，以阐明其义。葬法（揩《葬法十二杖》）则专论点穴，有倚盖撞沾诸说，倒杖分十二条……。”

这些理论奠定了形法理论的主干，其中“九星”说正是后来《八宅周书》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风水祛感》“杨曾书”条中认为这种“九星”说法来源于道教：“其所谓九星者，特取譬之假象耳，《汉书・翼奉传》有贪狼、廉贞之交而非星名。王逸注《楚辞》中有九魁，谓北斗九星之语，而不详其名。惟道书所有北斗九星之名与此俱同，盖龙经所本也。”

上述以杨筠松为代表的江西派形法理论皆以阴宅为主，阳宅则多借用阴宅之说。

其二，福建派，又称宗庙法、屋宅法。

《陔余丛考》云：“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入卦，以定生克之理。”由此知福建派讲究的是宅法原理。

王伋即王赵卿，作有针法诗曰“虚危之间针路明，南方张度上三乘”，依王振铎先生考证，该诗中所据之历法，不能早于公元1199年，可见王伋当为南宋时代之人，说明福建派在南宋时大行。

《宋史・艺文志》中所录的研究宅法原理的书很多，如《二宅赋》、《行年起造九星》、《宅心鉴式》等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中归于五行类的《相宅经》一卷即是盛传的《黄帝宅经》，亦即《四库全书》所录的《宅经》二卷，可谓福建派理论的重点。对此，纪昀亦曾有论述：“旧本题曰：黄帝宅经……然《隋志》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旧唐志》有《五姓宅经》两卷，皆不云出黄帝，是书盖依托也……其法分二十四路，考寻休咎，以八卦之位向，乾、坎、艮、震及辰为阳，巽、离、坤、兑及成为阴，阳以亥为首，已为尾，阴以巳为首，亥为尾。而主于阴阳相得，颇有义理，文辞亦皆雅训，《宋史・艺术志》五行类，有《相宅经》一卷，疑即此书，在术数之中，犹最为近古者矣。”

今天我们在《道藏》里尚能寻得该书，考其理论，的确源远流长，其图表的表达方式与汉代司南及六壬盘颇相似，所用的十二神正是钱大昕所说的六壬家的十二神，其二十四位则与司南的二十四山相合。

特别令人惊叹的是其天门、地户、鬼门、人门的提法，竟可追溯到《山海经》里的传说：“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之后又有《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户无下。”《易乾凿度》曰：“乾为天门，巽为地户。”《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曰：“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是古以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西南为人门，东北为鬼门。”

“天门”、“地户”在后世风水中特别用来比喻水口，极有意味，而东北方为“鬼门”的概念也日益深入，特别影响了福建一带城市的城墙形状。

虽然唐代大天文家高僧一行早在约公元710年就作出了磁偏角的叙述，却未能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得到文献的进一步记载，但我们却能在风水中看到许许多多有关磁偏角的描述。

已经证明为晚唐时期的《管氏地理指蒙》曰：“磁者母之道，针者铁之戕。母子之性以是感，以是通。受戕之性以是复，以是完。体轻而径所指，必端应一气之所召。土曷中，而方曷偏。较轩辕之纪，尚在星虚，丁癸之躔，惟岁差之治，随黄道，而占为见成象之昭然。”（《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五五）

比《管氏地理指蒙》稍晚些的《九天玄女青囊海角经》记：“浮针方气图说”中则谈到了罗盘的型制，以及因磁偏角而带来的“缝针”、“正针”之别。“玄女昼以太阳出没而定方所，夜以子宿分野而定方气，因蚩尤而作指南，是以得分方定位之精微。始有天干方所，地支方气，后作铜盘合局二十四向，天干辅而为天盘，地支分而为地盘，立向纳水从乎天，格龙收砂从乎地。分之象占，以正针天盘格龙，以缝针地盘立占，圆者从天，方则从地，以明地经。”（同前，卷六五一）

这些记载表明：

（1）晚唐时期罗盘已发明出来，并有所应用，而且盘为铜制，这与王振铎先生考察的结果比较一致。（参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第148页）

（2）磁偏角的发现、磁罗盘的发明与堪舆家有密切关系，罗盘用于堪舆远早于航海上的应用。

不过，更多的有关磁偏角的叙说却出现在北宋之后，而且北宋时期李诫1097年奉敕重修的《营造法式》中，仍以传统的圭表法测向或依照极星测向方法衍生的景表板、望简、水池景表来测向，却并不用罗盘。这些现象又说明罗盘用于测向当是北宋之后才盛行起来。

第四节 中国风水术及其理论发展的极点

历史发展到明清，中国风水术及其理论也发展到了极点，风水活动遍及皇家与民间。

明清风水术仍可以“东南地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阳宅理论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理论总则——乘气、聚气、顺气、界气。

自从托名郭璞的《葬经》中提出“生气”之说以后，“气”的理论便成为风水理论的中心与总则：

“凡看地……总以气为主。”（张凤藻《穿透真传》卮言）

“凡地气，从下荫人，力深而缓，天气煦育人身，力浮而速。故阳宅下乘地之吉气，尤欲上乘天之旺气也。”（《相宅经纂》卷四）

“居处据坤灵之正位，脉络穴情，乘地气也，顺阴阳以开辟，水局门向，纳天气也。”（《宅谱指要》）

“顺阴阳之气以尊民居。”（《阴阳二宅全书》）

“人之居处犹游乎二气之间，有所顺逆则寿。”（《阳宅觉》弁言）

“四正四隅，八方之中，各有其气，气之阳者，从风而行，气之阴者，从水而行。理寓于气，气囿于形。”（《相宅经纂》原序）

总之，风水理论与活动皆以“气”为中心。正是“盈两间皆气也，天地所以絪缊者此气，生气所以荫育者亦此气”（《阳宅辟谬》）。

“气”是中国古人思想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从云气、水气、烟气以及人的呼吸之气概括而来的，与生命有很大的关系：人身内之气保持生机和力量，使身心得以持续稳定，大地之气维持万物生长和代谢。风水对“气”给予特别重视，并引出“天气”、“地气”、“阴气”、“阳气”、“风气”、“水气”等成对范畴，实质就是追求人身的小宇宙之“气”与周围环境的大自然宇宙之“气”相协调、统一，以保证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平和，从而有能力获得“滚滚财源”，故风水特别忌讳“死气”、“煞气”、“泄气”、“漏气”。这一点可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得到佐证，如《黄帝内经》中即把“邪气”的入侵作为人致病的外因之一。

风水的对“气”的这种高度关注实际是中国古老哲学命题“天人合一”精神的实际体现和应用，但风水却把“气”说得玄之又玄，认为生气只可言传，不可目识。无怪有人认为风水是一门寻找生气的艺术。

其二，理论流派及其主要见解。

有关风水的理论十分驳杂，究其要者，不外乎两大类：形法与理法。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形法。

形法，又称峦头。此派承袭江西派之说，认为：“气者，形之微；形者，气之著。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经曰：地有吉气，上随而起，化形之著于外者也。气吉，形必秀润、特达、端庄；气凶，形必粗顽、欹斜、破碎。”（《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七〇）这就在抽象的“气”与自然环境具体形态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只要认真深入观察自然形态便可知“气”之吉凶顺逆，从而推导宅之祸福，选出佳地。

形法的理论又分山川形式与宅形格式两类。前者指住宅外部视线所及甚至不能及的总的山川地势的配属，比如何方有山，何方有水、道路、坑凹等。其理论要点可归纳为所谓的“地理五诀”——龙、穴、砂、水、向。因此“地理五诀”常被风水术师视为风水理论的入门，其实就是把自然环境要素归纳为龙、穴、砂、水四大类，根据这四大类本身的条件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决定建筑基址及位向的布置。所以对这四大类要素的考察和踏勘构成了风水形法活动的第一步也是最主要的内容，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

1．觅龙

“龙者何？山之脉也……土乃龙之肉、石乃龙之骨，草乃龙之毛。”（《地理大成・山法全书》）

如何觅得好“龙”？

（1）首寻祖宗父母，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

这里，祖宗指山脉的出处，亦即群山的起源之处，父母山即山脉的入首处，山脊的起伏轮廓线为脉的外形，审脉时先粗观是否曲屈起伏，再细察山的分脊、合脊处是否有轮有晕，起伏有晕者则脉有生气，吉；否则为死气，凶。分阴阳即是考察山的向背。阴阳是风水里一对极重要的范畴，可表征各种各样相对立的概念，不同的条件下说法相异，在此，形象将之简单化，对于一座山而言，以南有阳光照射的山面为阳，朝北的山面为阴。对于住宅而言，以阳宅的正面（多为南面）为阳，背面为阴。而对于山和住宅而言，山为阴，住宅为阳。为了能“负阴抱阳”，房屋（阳）的阴面与山（阴）的阳面相对。虽是推衍之说，带有浓厚的附会硬凑成分，却决定了房屋基址的位置以“山阳”为理想，从而使建筑获得良好的朝向与通风条件。

（2）观势喝形，定吉凶衰旺。

对于“势”的说法颇多，最著名的有“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居乎粗，形在乎细”、“左右前后兮谓之四势，山水应案兮谓之三形”。（《管氏地理指蒙》）可见势指的是群峰的起伏形状，一种远观的写意效果，报则指单座山的具体形状，近观写实景象。所谓“有势然后有形”，故“欲认三形，先观四势”（同前）。正反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察问题的特点是由大到小、由粗到细。怎样观势？方法同样多而杂，有“寻龙先分九势说”（同前），即：

回龙——形势蟠迎朝宗顾祖屋如舐之龙回头之虎，第一龙；

出洋龙——形势特达发迹蜿延如出林之兽过海之船；

降龙——形势耸秀峭峻高危如入朝大座勒马开旗；

生龙——形势拱辅支节楞层如蜈蚣槎爪玉带瓜藤；

飞龙——形势翔集奋迅悠扬如雁腾鹰举两翼开张凤舞驾翔双翅拱抱；

卧龙——形势蹲踞安稳停蓄如虎屯象驻牛眠犀伏；

隐龙——形势磅礴脉理淹延如浮排仙掌展诰铺毡；

腾龙——形势高远峻险特宽如仰天壶井盛露金盘；

领群龙——形势依随稠众环合如走鹿驱羊游鱼飞鸽。

观势还有五势说：

“辨五势，龙北发朝南来为正势；龙西发北作穴南作朝为侧势；龙逆水上朝顺水下此乃逆势；龙顺水下朝逆水上此乃顺势；龙身回顾祖山作朝此乃回势。”（《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六六）

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是希望来龙要山势奔驰远赴，因为“势远形深者，气之府也”。而山之入首处则要山碧水环，左右盘旋以形成曲折的入口，显然是出于山区居地要避风的生存需要，同时也满足人的安全防御心理以及审美趣味。

所谓“喝形”就是凭直觉观测将山比作某种生肖动物，如狮、象、龟、蛇、风等，并将生肖动物所隐喻的吉凶与人的吉凶衰旺相联系。实际上，这种隐喻并非真的把山川比作动物，而是借助动物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比拟关系，由此确定人在自然界的居住位置。这种隐喻手法比较直接，既方便又合乎中国人特有的对特定动物的崇拜心理，因而流传极广，在江西、皖南等地所见的任何一本族谱的村基图上，都可发现“喝形”的痕迹。

对山形的吉凶判断还有许多方法，如赋予山形以特定的象征——五行说、九星说等。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金头圆而足阔，木头圆而身直，水头平而生浪平行则如生蛇过水，火头尖而足阔，土头平而体秀；九星者，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也。此外还有三台、华盖说等等。（如下图）

观察山形时，还好作拟人化的比喻，所谓“柏山如相人”，就是将山的各部分与人体的部位分别对应进行考察：“因龙首尾以辨肢足瓜鬣，因臂腕以辨腰脐液乳，因浅深以辨腹肠，因藏露以辨胃腑，因高下以辨颡角……盖有坐龙腕、镇龙脚，避龙爪……。”《管氏地理指蒙》）还把山的轮廓线与“三才”（天、地、人）对应：“额为天，欲阔而圆；鼻为人，欲旺而齐；颏为地，欲方而阔。”（同前）自然与人的尺度相类，于是大自然成为一种通人性的有灵机体，有首有尾，有耳有手，并且按人的比例组合，这种比拟极为天真幼稚，却使一切都洋溢着生机。这种环境空间的有机观念与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以天地为庐”的宇宙观察密切相关。

（2）察分合向背，分主客正从，主龙四周要有帐幕。

帐幕指主龙山之前后左右的小山，形法认为无帐幕则主龙孤单，所谓“真龙”应居中。“后有托的有送的，旁有护的有缠的，托多护多缠多，龙神大贵。”（黄妙应《博山篇》）

2．察砂

黄妙应《博山篇》根据其前后的位置将砂分为侍砂、卫砂、迎砂、朝砂等。足知砂与龙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仆”关系，并且这种“主仆关系”与中国的宗法制度颇相吻合。

通常，着砂时先认星体，即根据砂山的形体来判断吉凶，以尖圆方正呈珍贵之物类状者为吉，歪斜破碎似凶恶之器品者为凶。

对于阳宅来说，形家在观砂时还特别地注重左右护砂，且根据风的来向分为上砂、下砂。若风从右边来则右边之砂为上砂，反之为下砂。《阳宅会心集》卷上“阳宅总论”根据东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认为该地区最应注意上砂，要长、高、大。“盖收气挡风落头结构全赖乎此。”至于下砂在一里之内虽不可全无，但要低平，忌高大湾环，一里之外则便无所顾忌。这里同样出于避风、通风和回风等方面的考虑。（如下图）

此外，对主龙之前的砂（山），则根据距离的远近分为朝向（远）、案山（近）。对它们的形状要求是“三台、玉几、横琴”。

3．观水

“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管氏地理指蒙》），水与山不可分离，故观水往往比觅龙更为关键。

何以观水？

“入山首观水口。”

水口理论在明代已十分盛行，清代的《地理大全》、《地理五诀》、《入地眼图说》、《阴阳宅》等书也都明确提出水口概念及其作用意义。如《入山眼图说》卷七“水口”一节曰：“托长者曰：入山寻水口，……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不竭。”由此知水口本有两种：一为水流入之处，一为水流出之所。对这两种水口的要求也不一样，前者要开敝，后者当封闭。即“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地理大书・山法全书》卷首上）。

接着便是观察水城，所谓水城指的是水的形局。先粗观大致：“凡到一乡之中，先看水城归哪一边，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堪舆泄秘》卷三）即是说村落要定在水环抱的一边，亦即水的限曲的一边，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汭位”。

再接着便是审理水的具体形态。若方圆平正有澄凝团聚之形，无歪斜倾泄之患，则水法便是七八分好了。

至于水的流向则以由西向东流为最妙，显然又是从中国的西北高东南低的大的地形地貌特点推衍而出的。

4．点穴

点穴——阳穴的穴指的是住穴所立之基，称作阳基，点穴便是确定阳基的范围。

阳基与阴宅之穴迥然不同。总的说，阳基“喜地势宽平，局面阔大，前不破碎，坐得方正，枕山襟水，或左山右水”（《阳宅会心集》卷上）。通常阳基又与明堂合而论之：“阳宅之穴场，宜铺毡展席，明堂宜宽畅大聚，案山宜远，分合宜宽，盖铺展则穴场阔大，宽聚则容纳百川，案山远则土牛唇厚，分合宽则界水不缠身。”（同前）这里的明堂即阳宅大门之前方的范围。《地理五诀》卷一“地理总论”中说明堂“乃众砂聚会之所，后枕靠，前朝对，左龙砂，右虎砂，正中曰明堂”。

这种对阳基的要求实际是出于一种“环境容量”的考虑，却限定了阳基的基址形状——扁矩形，而忌纵深方向长的狭长形。此外对于穴位还要“龙首当镇，龙尾当避”，故中国山地村落的建筑群多布置于半山腰或近山脚处的中心部位。

有趣的是形法理论还附会礼制观念，对上述几大要素设立“三纲五常”的审理标准，所谓三纲即“一曰气脉为富贵贫贱之纲；二曰明堂为砂水美恶之纲；三曰水口为生旺死绝之纲”。五常即“一曰龙，龙要真；二曰穴，穴要的，三曰砂，砂要秀；四曰水，水要抱；五曰向，向要吉”（《地理五诀》卷一）。其实不过是对形法理论的提要式总结。

伴随上述四大内容往往还有望气、尝水、辨土石等程序。

风水认为太祖山之上，于夏秋之交、雨霁之后、丑寅之时，必有上升之气，宜于此时望之。“气之发从山巅，直起冲上，下小上大如伞，此为真气，若横于山腰者，乃云雾之气，非真气之发也。气清奇者责，肥浊者富，端正者出文，偏斜者出武。”（《地理大成・山法全书）善望气者还能辨出气的色彩，以赤黄色为上，青白黑色次之。

风水的作法是：平阳平冈地区尝其洞水以及井泉，高山地区则尝其溪涧水。水的味以香为贵，若带酸苦则为不吉之地。另外，还对水的色、温有所考察，喜清忌浊，冬宜温夏宜冷。

风水术认为：凡石要细腻可凿，土要坚实难锄。石若刚燥，土若松散则不吉。土石的颜色以红黄白为上，青次之，黑为下。

宅形格式则考虑住宅附近的细节问题，如宅基地形、宅旁树木、池塘、宅本身之平面布置等等。这部分的做法多遵循一定的格式，如《阳宅十书》、《鲁班经》等书就列有大量的准则。

总之，形法注重观察自然、了解自然，而且许多理论本身就是出于实际考察的结果，含有丰富的合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