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水术的历史概貌

中国风水文化，实质是中国人在居住问题上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死问题以及人的生死与建筑环境的关系问题。人类一旦诞生，就自然地产生了人类的生存活动及其死亡与自然环境和随后发生的人类与其居住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天人关系、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风水观念及其在建筑艺术中的运用，体现出中国人所一向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居住环境以及由活人所联想的死人与自然环境、墓葬形式之间的和谐境界。它经历了诸多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节 中国风水术的萌生

距今约一万八千余年的中国北京“山顶洞人”，住在自然的“山顶洞”里，该洞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从对该洞内部空间功能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见出，当时的北京猿人似乎已有朦胧的“风水”意识。洞内可分为“上室”、“下室”与“下窨”三部分。上室位于洞穴东半部分，面积约为110平方米，比较宽敞，地势较高，是生人居住的地方，这从地面上至今残存的一堆用火灰烬可以见出。下室位于洞穴西半部，地势稍低，这里有人的完整残骸留存，且在人体残骸周围散布象征生命、鲜血之红色的赤铁矿粉末的痕迹。下窨地势比下室更低，南北长3米，东西宽1米，是一条南北向的自然形成的裂沟，这里丢弃着许多完整的动物骨架。从这三个功能性分区来看，“山顶洞人”在居住问题上对生人与死人的“居住”方式处理是有区别的。生人在上而死人在下，生人居东而死人居西，但对死者残骸也并非随意处置，残骸周围象征生命与鲜血之红色的赤铁矿粉末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在处理人的葬所问题上，已经不自觉地遵循了后世中国陵墓风水文化的一条原则，即“事死如事生”。对于“山顶洞人”来说，死是不吉利的，但那时已经萌生了“死乃生之始”的原始文化观念。这里，上室与下室的划分，实际是后世风水术中阳宅与阴宅的文化雏型。而动物残骸理于地位更低的下窨之处，已经体现出人比动物的高贵。

仰韶建筑遗址，也具原始风水术的特点，当时的营造活动已注意到如下几点：1.环境——地质条件好，近水。“选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近旁。”（《新中国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第54页）如西安半坡遗址坐落于渭河的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即使浐河水位暴涨也不致危及聚落。2.方位——朝阳。房屋基址大体朝南或向东，如半坡中间的大房子朝东，围绕大房子的氏族成员住的房子多朝南，这可能是上述中国古代“喜东南厌西北”的自然观的体现。3.分区——遗址四周有防御性壕沟。沟北或南有公共墓地，居住与墓地分开。

这些聚落对居住环境已有所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建立在对地理环境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此外还具备了方位的概念，懂得方位与日照和风寒的关系。这种聚落布局模式实可归纳为四个字——“近水向阳”。这也正是后世风水孜孜以求的基本模式之一。

住地与墓地的区分标明了阴、阳宅思想的萌芽。

殷代卜宅可能是最早成熟的风水术。

幻想、神谕、占卜、预言充斥于初民的生存环境。殷商之际，术数的最高形式是卜筮。“卜”是将龟壳牛骨焙裂而观其纹象，筮是将草策揲折而观其数，通过对象、数的观察判断上天神灵的旨意，推导做某事或去某地的吉凶以便趋吉避凶。三代时期人们笃信卜筮，事无大小皆求决于卜法，建筑活动自不例外，殷商卜辞中即有大量的占卜建筑的记载。人们称这种在建屋之前进行占卜以判明吉凶的活动为“卜宅”。

宅最初多用于聚落和城邑的选址与建造。如卜辞所记：

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五八三）

乙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乙》五七〇）。（转引自《殷墟卜辞研究》第379—380页）

这便是殷帝在修建城邑时，卜问上帝以定吉凶的记录。

这种用占卜方法以决定建筑营造的风水之术，在周代也很盛行。留存至今的详细记录占筮的《周易》，关于居处及家庭生活的占筮达二十余例。风水之术被称为相宅，相是观看，是对象与主体相互“相中”的意思。在《诗经》中，“相宅”被称为“胥宇”。如《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这里所谓“胥”，即“睃”，相看之意。章太炎《新方言》：“今四川谓窃视曰胥，言转如梭，俗作睃，汉中亦如之。”《诗经・大雅・公刘》亦说，“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陟则在巘，复降在原。”这里，原，平地；陟，攀登，是说公刘为看风水，一会儿登上高山，一会儿来到平原，看中了这繁庶，肥沃的平地作为建筑的基址。又，“笃公刘，既浦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是本书前文已经引述过的，“相其阴阳”，就是看风水，意思最清楚不过了。还有，《诗经・大雅・绵》写道：“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周原是周族的发祥之地。这也说明，周族祖先在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时，是看过风水的。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vski）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里强调：原始人的生活中既有神秘的痴狂亦有理智的科学。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古代中国人已发明出“土圭法”（如下图）、“土宜法”、“土会法”等一系列上究天文下察地理的方法，从而使卜宅这一迷信活动上升为一种辨方相土观水的相宅实践：“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周礼・夏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土方氏掌理土圭的官法，以测日影，量度土地，测定方位，选择可以居住的地方，建立邦国都鄙，明了土质所适宜种植和变化土质的官法。授给任土力制贡赋的载师们，王者巡守，在止宿的行宫周围树立木材作为藩篱。“土圭法”、“土会法”、“土宜法”是生活、农牧业生产经验的结晶，已闪现出某些科学智慧的曙光，从而赋予相宅活动以前科学的含意。

从《诗经》的某些“相宅”记载可以见出，周人已在对自然地形、地理地貌，环境进行初步的具有朴素理性的审视与相度，这时相宅已逐渐摆脱初期巫术的虚幻，增添了实际内容，首先是根据自然条件选择合宜的地基，然后根据土圭法确定建筑的朝向。这种择基与立向正是后代风水中“形法”与“理法”的萌芽。

第二节 中国风水术及其理论的成熟

秦汉时期，中国风水术及其理论迎来了它的成熟期。

当时，阴阳五行说兴盛。阴阳家以五行、八卦、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二十八宿、天干、地支以及数字、色彩相互配合构成宇宙的总体构架。而阴阳统行其中使该总体构架周而复始，变化无穷而生万物。从此这个宇宙构架便成为中国思想无法回避的背景，亦奠定了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石，导致了风水对生存空间的模式化理解。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上述的阴阳学说日益渗透进儒家思想，使之染上一层神秘色彩，至两汉谶纬学说的流行更催化了儒家的神学化。它不仅与阴阳五行说合流，而且吸收原始宗教的方术，使汉代儒学变成一种专讲天人感应的经学。儒家的这一变化加上东汉道教的兴起，促进了民间各种迷信活动。如“气运图谶”、“占候”、“占龟”、“占筮”、“占星”、“望气”、“风角”、“看相”等等，皆为风水术的兴盛提供了普遍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与文化氛围。

同时，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现了磁石指南的奇异功能，到汉代即依此原理发明了指示方向的工具——司南。于是人们对方位的感受与判断更加具体而清晰，对方向的分位也由东南西北四方演为八干四维、十二支，合称为二十四向（又称二十四山），这正是后世风水罗盘分度的基本单位（航海罗盘亦同样以此为基本分度单位）。（如下图）             

关于汉代的风水理论著作，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记载《堪舆金匮》及《宫宅地形》两书，前者被作者归于五行类；后者为形法类。两书均已佚失。东汉王充《论衡》有“诘术”篇，其中谈到“图宅术”时说，“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征火，北方火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显然，这种风水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图宅术”的理论要点，是将宅主人的姓氏与宅联系起来，所依据的正是阴阳五行之气的相生相克原理，这与《堪舆金匮》一样，其所讲之术，亦可归于五行类。关于《宫宅地形》的风水术思想，《汉书・艺文志》曾作解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可见，形法包括相地、相宅、相人、相物等等，《宫宅地形》是其中相地，相宅的部分，可以说是风水形法理论的基础。